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风沙日夜雕刻着敦煌莫高窟的容颜。如今的这方土地，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正焕发出蓬勃的青春。
资料图：空中俯瞰世界遗产敦煌莫高窟蔚为壮观。杨艳敏 摄
她从1963年大学毕业起，就将青春无怨无悔地交给了这里，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守护着这处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她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她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做出了重大贡献；她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以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荣誉称号。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称作“敦煌女儿”的樊锦诗。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在敦煌研究院，伫立着一座雕像：一位短发少女拿着草帽，身体微微前倾，眼神坚定、意气风发。这座名为《青春》的雕塑作品的原型，就是如今已满头银发的樊锦诗。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位“敦煌女儿”半个世纪以来有关选择和探索，执着与奋斗的故事。
初遇敦煌，“水土不服”
青春芳华
樊锦诗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她的中学时代。一篇介绍莫高窟的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地打动了她，不仅让她对敦煌、考古产生了兴趣，更给她以后的人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出于兴趣，樊锦诗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
1962年，她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在那里，樊锦诗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洞窟，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洞窟世界让她既满足又震撼，全然忘记了洞外的一切。然而，现实的条件是：喝咸水、点油灯、住土屋、睡土炕，如果有沙尘暴就更可怕，黑乎乎的铺天盖地……身体娇小的樊锦诗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得提前结束实习。“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樊锦诗说。
再见敦煌，机缘巧合
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时，敦煌研究院到北京大学招收毕业生，希望要包括樊锦诗在内的当年同一批的几个实习生。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每个人身上都有强烈的建设国家的主人翁精神。他们会将国家和自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樊锦诗是这其中的一员，她毕业前已经向学校表态，会服从毕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樊锦诗柔弱的外表下，有着戈壁荒漠赋予的简单与直爽。大学毕业后，她决定去敦煌研究院工作，这也意味着她与大学时的恋人彭金章分隔两地。
扎根敦煌，无怨无悔
真正的报效祖国，不是空喊口号，是用信念坚守承诺，无需言表却掷地有声。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后来，樊锦诗的大儿子在敦煌出生，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再后来，二儿子也在敦煌出生，由于无暇照看，放到了河北农村的姑妈家。直到1986年，彭金章放弃了武汉大学的工作，调至敦煌研究院，才结束了他们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分处河北、湖北和甘肃的四口之家也终于团聚。
除了爱人的支持，敦煌各位老先生的精神也让樊锦诗坚定了留在敦煌的选择。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他们都为了保护敦煌艺术，心甘情愿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记得初见常书鸿、段文杰等老先生时，樊锦诗心中有过疑问：他们从浮华的国际大都市和优越的高校中出来，走到没水没电的戈壁沙漠，爬进黑咕隆咚的洞窟，没日没夜地临摹壁画，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随着她与敦煌夜以继日的相守，渐渐变得明朗了起来。前辈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感召着樊锦诗。她坚信：他们能做到，自己也可以。
樊锦诗慢慢喜欢上了敦煌。“它是一个过程，越了解敦煌，越觉得它了不起。不知不觉间，爱早已扎根心底。”
工作中的樊锦诗
带着对敦煌的爱，樊锦诗全身心投入到石窟的考古研究工作中。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数字敦煌，“容颜永驻”
宝贵却又脆弱，是莫高窟令人迷恋又揪心的地方。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正值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热潮，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呈现急剧增长态势。除了游客数量的剧增，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洞窟本体的老化，也是莫高窟“青春流逝”的主要原因。
“我们拿出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和现在对比，发现100多年间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退去。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我们只能延缓，不能逆转。”面对这种老化趋势，樊锦诗很是伤感。
她依稀记得初见敦煌时，“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存活得更久？樊锦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樊锦诗首先想到的是控制游客数量。通过实验数据找到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但统计出来的人数之少连樊锦诗自己都觉得不是个办法：“人们应该享受到这样珍贵的、杰出的文化遗产成果，应该能欣赏它的价值，它的精美。”
一个偶然的机会，65岁的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她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2003年，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
2008年底，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作为典型案例向世界推广，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2014年，在樊锦诗的推动下，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入使用。2016年，“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数字化产品加速了敦煌走进世界的步伐，不仅让观众获得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和体验，更激发了年轻人探索古老敦煌文化艺术的热情。
始建于公元366年的莫高窟，位于河西走廊西端。从巍巍祁连山流淌下的雪水，哺育着狭长走廊中的绿洲。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使团在敦煌驻足，再出西域、入中原。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中西交通。敦煌作为这条“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又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
“莫高窟是古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结晶。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古人用智慧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艺术源于生活，壁画中的场景也是画家当时所处时代风土人情的精华展示。如果仔细了解敦煌，就会发现这里每一个洞窟都是一个美术馆。”樊锦诗说。
樊锦诗在敦煌莫高窟
2015年，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卸任后，樊锦诗没有返回故里上海，而是留在了敦煌。讲座、研究、学术会议……樊锦诗说，“虽然辛苦，但是期间的探索更能让人感到乐趣无穷，而探索出了成果，也会为此高兴。所以，我愿意品尝这份辛苦，更愿意留在敦煌。回望我这一辈子，我觉得非常值得——敦煌莫高窟是那么了不起的文化遗产，能为它服务是我的幸运。如果再让我选择，我还会选择坚守敦煌。”
和樊锦诗一样，敦煌一辈辈的守护者们用激情延续着敦煌历经沧桑的“青春”。任时光匆匆流逝，敦煌青春却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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