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旧事成了新闻。大年初一，为了抢救一个高危产妇，浙江宁波一家医院的产科医生连续做了4个小时手术，保住了大人和孩子。但产妇没有道谢，还选择了逃费。按照医院规定，医生们不得不部分承担2万多元欠款。消息传出，很多网友一方面赞美医生道德高尚，为此感动，另一方面则谴责产妇道德败坏。
医生恪尽职守，保住大人和孩子，对产妇一家有再造之恩，结果产妇却选择了逃走，让医生承担罚款。这种近乎“恩将仇报”的举动让网友愤怒不已，不少人认为对这种“恶意逃费”应该严惩，否则医生再也不敢救死扶伤了。
不过，产妇逃费不一定是出于恶意。一个被忽略的细节可以作为佐证，这位产妇住院时，家人是交了5000元的，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占医院便宜。医生也承认“如果只是平平安安生下孩子，这些钱也差不多够用了”，但碰上了紧急大出血，抢救加住院，费用到了2.7万，产妇才选择逃费。
逃费固然不对，但她和很多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一样，是一个几乎被医保忽略的群体：灵活就业的大都没医保，有医保的也常常断交。即使有新农合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异地报销不仅难，比例还低。大病保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都不完善，“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返乡啃爹娘”，才是很多人异地就医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医保水平下，虽然产妇逃费道德有亏，但过于苛责她却也显得不近人情。
先看病后付费是国际惯例，实行这个模式，困难家庭不必等到凑够钱就敢进医院，普通人也能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但不少医院却一直反对，坚持先收费后看病，他们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担心逃费。
此次“医生背锅善举”不仅让他们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例证，甚至让不少网友也对“先看病后付费”产生怀疑——怪不得医院要先收费后看病，否则逃费都是医生和医院埋单。
实际上，我们在过去的专题中已指出，因为担忧逃费而反对先付费后看病是杞人忧天。以全国最早的试点城市山东济宁为例，2010年地开始实行先看病后付费，到2013年1月，累计受益人群84万余人，并未出现1例恶意逃费的患者。
在大医院的试点也好于预期。成都市二医院是一所三级甲等医院，试点先看病后付费一年后，也仅出现236例逃费者，逃费患者不足1%。医院也称总体上好于预期，能承担风险。
那先看病后付费不能执行的症结是什么？还是我国医保统筹水平太低，异地报销难，再加之医保支付制度不合理，外地患者集中的大医院，如果实行先看病后付费，资金周转可能出现问题，逃费并非症结所在。病人欠费逃费是不是我国独有呢？当然不?是，而且如前所述，一些试点的逃费情况并不严重，医保统筹水平提高后还能进一步改善。实际上，美国的“逃费”现象可能比中国更严重，这是因为美国医疗费用之高举世闻名，以及医保制度和相关法律制度设计存在问题。有研究显示，无法支付医疗费用一直是美国个人破产的主要原因，超过60%的破产与医疗费用过高有关。
但即便如此，美国医院针对逃费想的办法也不是“让医生背锅”，而是先想尽办法从病人处入手——
比如，有的医生会给立即付款的患者“打折”，鼓励患者早缴费；有的医生会把治疗的具体花费尽可能提前告诉患者，避免患者对医疗费用产生异议而拒绝交费；有的医院则会为患者制定一个详细的还款计划，如亚特兰大市的一家医院，有的患者每个月只需支付25美元；有的医院把债务交给“债务公司”追缴，有的医院觉得这样成本太高，愿意给患者更大的折扣；甚至还有执业医师机构建议，患者可以用服务偿还欠款，比如水管工可以用维修水管服务抵债。
当然，这些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近年随着医疗费用进一步上涨，逃费问题让许多美国医院免不了破产倒闭。但这至少也给国内医院提供了一种思路，如果病人一逃费就“让医生背锅”，即便医生再怎么令人动容地宣称“病人虐我千百遍，我待病人如初恋”，这种做法肯定是会对医生团体的士气和工作效率形成打击的。
如果中国医院能够突破医疗指导价等相关制度的约束，能够多采取些灵活办法——比如让宁波逃费产妇能够“分期付款”，比如医院认为一个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务工家庭确实困难、愿意给予产妇一定的折扣，比如产妇一家可以用服务偿还债务，“产妇逃费医生背锅”的悲剧可能就不会上演。
或许有人会说，私营医院注重营利，对病人更会挑肥拣瘦，把可能逃费欠费的病人推给公立医院，怎么会主动接受这类病人呢？中国的私营医院确实存在上述现象，不过这也是私营医院的无奈之举。虽然有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但我国私营医院并没有和享受和公办医院同等的待遇，没有同样的待遇，私营医院也只能先为生存而战，也不可能大范围顾及弱势群体。
但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私营医院都是这样，中国台湾的长庚医院是一家非营利私营医院（非营利不是不营利，而是股东不参与分红，利润用于服务和医院自身发展）。长庚医院建立之初，打破了台湾医院的很多陈规陋习，如改革医师薪酬，收入与工作量挂钩，禁止医生收受红包，取消住院保证金。
长庚医院也不怕欠费和逃费。在长庚医院，病人只要填一份保证书，就可以接受治疗，如果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可以向长庚医院的社会服务处需求协助，满足一定的条件，医院就会减免费用。
长庚医院在厦门开分院时，也依旧坚持先看病后付费的模式。时任厦门长庚医院行政中心特别助理何国豪表示，“我想我们一定要以人为本，先解决患者的病患，钱的事情可以后面慢慢谈，至于患者会不会逃费，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医院如果不先救人，不把对生命的尊重摆在前面，我们又怎么能称自己是个平民化医院、公益性医院？况且如果真是穷人，通过一定的证明手续、社工访查，医院也可以免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员朱恒鹏认为，台湾全民健保制度的成功揭示了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完善的医疗保障体制有赖于一个以民营医疗机构为主体、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医疗服务体系。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无论是营利还是非营利的私营医院都可以为穷人提供一些免费的医疗服务，而中国的公立医院享受着政府的补贴和各种优惠政策，却很少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穷困患者逃费，医生还要背锅。如此锱铢必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从何体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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