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我从小读着金庸的武侠小说长大。“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副对联囊括了金庸的所有作品（除短篇小说《越女剑》外），这屈指可数的14部小说既凝聚了金大侠毕生的心血，也寄托着我心中绚丽多姿的江湖梦。周围的人都对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江湖敬而远之，而我却对那奇幻莫测的武林和许多义薄云天的英雄情有独钟。在我看来，武林中虽然充斥着一些败类和邪恶的小人在江湖上尔虞我诈、恩将仇报，但更多的则是那些智勇双全、爱憎分明的侠士肝胆相照、济弱扶贫，维护武林正义和公道。我仰慕的正是他们所作所为中显露出来的侠义精神以及其肝胆相照、豪气干云的人格魅力。作为当今拥有最多读者的华人作家，金庸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讲述的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

在中国，“侠义精神”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概念。“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把“侠”与“儒”相提并论，从统治阶级的角度否定了侠的合法性。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时期的局限、社会秩序的混乱，侠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一过程中，“侠”从当初简单的为了“义”而行侠，逐步提升到为了“道”而仗义，这一转变和提升，昭示着“侠”的思想境界的提升。[1]“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为了“道”而不惜牺牲的精神，不仅仅成为“侠”的精神，也成为一切为正义而奋斗的人们的理想境界。这才是真正的“侠义精神”：为了正义无所畏惧的精神。“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子·五蠹》中“侠以武犯禁”之说最早概括侠的武技能量和反正统取向；《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却不以为然，相反十分看重侠士的“义”，他曾用这样的话来概括游侠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2]并作《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相反一个人若是大奸大恶，那他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

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金庸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侠客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3]他的小说侧重于一个“侠”字，所以就不得不先提及其笔下几个脍炙人口的主角，他们往往都是从乱世之中成就侠名的英雄，或是在列强蜂起、武林大乱、民不聊生、外患内忧不断的两宋，或是在时局跌宕、各地为王的明清之交，因而诞生了萧峰、郭靖、杨过、张无忌、袁承志等等历经风雨后终成伟名的侠士。《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小说中的主角已经突破了旧武侠小说中传统侠客的作用：不仅限于行侠仗义，更是要进一步为国家与民族而出生入死，退一步为天下苍生而奋不顾身，这也是儒教伦理所规定的侠之大者素有的风范。在金庸的观念中，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为国家和百姓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做出了什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是金庸小说最富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4]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5]一涉及义，金庸总是写得可歌可泣，感人肺腑。在《韦小宝这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6]“义”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路见不平，舍身相助，扶困济厄，不畏强暴，这种形态的“义”主要由侠士拯救受难平民与弱者来体现。金庸在北京大学第二次讲演中说：“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7]这里，侠的定义便与“义”完全重叠为一，成为人们常说的“侠肝义胆”或“侠士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所写的“义”，并不是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而是与“正义”相联系，或者以“正义”为基础的。[8]这是金庸小说区别于旧武侠小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单纯的无原则的义气有负面作用，有时会被黑社会势力利用，成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工具。金庸小说不是这样，它强调事情的正义性，甚至有条件地肯定英雄豪杰中大义灭亲的精神。《神雕侠侣》中那个急切想报杀父之仇的杨过，当了解到父亲杨康为敌作伥的可耻行径时，立刻知错就改，放弃了刺杀郭靖的打算。旧派武侠小说总是突出无原则的江湖义气，一味强调所谓“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这也正是金庸小说在思想上高明的地方。

正是从“正义”二字出发，金庸小说中的“侠”与“义”便有机地、完全地联系到一起了。正义是侠义的交集，是共通的地方。前文说过“侠”的基本要求就是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而“义”也正是以这一切为前提的。所以金庸在小说中赋予了传统的侠义观念以全新的内涵，使其升华到人性精神光辉的高度，也使这样的侠义精神拥有更多的道德、正面的光彩。加上金庸的妙笔生花，读来不觉枯燥，反而觉得真挚感人。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小说中，还赋予“义”以新的内涵。他把“义”提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高度。[9]《倚天屠龙记》中，当赵敏问张无忌：“你到底有什么本事，能使手下个个对你这般死心塌地？”张无忌回答说：“我们是为国为民、为仁侠、为义气，范右使和我素不相识，可是一见如故，肝胆相照，只是不枉了兄弟间这个‘义’字。”[10]金庸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些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对侠义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武侠与慕侠习俗是一个历史的存在。深厚持久的慕侠习俗和文学传统，使得武侠成为中国人的心灵幻梦。侠，总是给人以温暖、勇气和希望。侠的倡扬个性、反正统本性，其主持公理正义的果决独断，是对统治者及社会恶势力的蔑视、挑战和抗争。[11]侠士们以自己的品行张扬着早期游侠侠肝义胆和古道热肠的精神，得到了百姓的赞扬和拥戴，由此侠士也就成为现实中乐于助人、见义勇为、身手好、人品好的一类人的泛称美誉。近几年来，金庸的小说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人物。作“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这样一个研究当然是出于兴趣，但也引发了我的思考：不可否认，在当今社会，刀光剑影、腥风血雨自然是看不到的，但是仗义相助、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也少了。在物欲横流，世风浮躁的今天，我们如何把当年英雄武士的侠义精神和侠文化中好的部分保留、继承并发扬光大，从而唤醒人们的良知，优化社会风气？我想这是值得深思并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注释：[1]参考《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P42—48第二章第三节《道义之侠》韩云波 著，重庆出版社，2005年4月[2]引文出自《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 著[3][7]《金庸谈武侠小说》（录音），林翠芬 记录整理载于香港《明报月刊》1995年1月号[4][5][8][9]《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P18—26《豪气干云铸侠魂——说金庸笔下的“义”》严家炎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6]金庸《韦小宝这家伙》，载《明报月刊》1981年10月号[10]《倚天屠龙记》P1121，金庸 著，香港明河社，1992年11月[11]《武侠文化通论·序》，王立 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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