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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古龙武侠小说创作风格

金庸和古龙是现代武侠小说创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仅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武侠作品,更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他们的武侠作品在题材的选择、语言的表达方式、人物的塑造以及作品所寄寓的情怀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通过对他们不同境界和不同手法的对比研究,不仅可以为我们从更深层次领略他们的创作技巧,也可以为现代文学的创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作品题材背景选择的不同

我们发现,金庸将其作品及其人物形象有机地融入到鲜明的历史背景之中,如《射雕英雄传》的时代背景为南宋初年,宋、金对峙,以及蒙古崛起的这一时段。《天龙八部》的历史背景为宋、辽、西夏以及大理等几个政权纵横交错的时代。《鹿鼎记》描写的则是清朝初年,满汉民族冲突的剧烈矛盾。同时,金庸先生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前提下,将许多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纳入到其文学作品之中,如完颜洪烈、岳飞、大理段氏、朱元璋、康熙皇帝、顾炎武等等,这些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与小说中的虚拟人物交相辉映,虚实相加,使小说更加真实生动,读者更容易接受整个故事,不会令人产生虚无缥缈的感觉。

金庸对作品时代背景的选择也是为小说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来服务的。纵观金庸的文学作品,几乎所有的历史背景都放在动乱年代,这是因为动乱时代更能体现出历史人物的英雄豪情,与庙堂之上懦弱陈腐的官员相比,侠客具有强烈的民族正义感。正如郭靖所言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以“为国为民”来作为侠客的最高追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他们最后的归宿,这是侠之精神境界的升华。金庸作品中的江湖英雄,其身虽不居庙堂,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真正英雄。

与金庸创作风格截然相反的是,古龙完全跳开历史的框架,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明显可以界定时代的特定历史背景。体现出“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的笔触,直逼现实人生”。[1]34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当时台湾正处于“高压”的状态,古龙为避免“以古刺今”的嫌疑,干脆对历史避而不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避开特定的历史时空反而更有利于人物情感的发展和描写。因此,古龙作品不注重对历史的描述与反思,而是着重对现实人生的感受,如楚留香力主的法治等,都带有浓厚的现代人的味道。古龙的作品把现代人的追求放进一个虚构的古代生活之中,包含着古龙对现代人的理解。作品中主人公悠闲自在、无拘无束的态度和生活,就体现了现代人对生活的追求。

从古龙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力图表现的是现代人的情感。他抛开历史环境和实践的限制,仅凭感性的笔触直探人生,就纯粹的人与人交往的状态中所体现出的人性予以探讨,从而创造出一个无需历史背景去支撑的浪漫主义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快意恩仇,逍遥洒脱,把“侠之风流”描写得淋漓尽致。

通过对金庸和古龙作品不同题材选择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都与自己的生活时代和环境密切相关:金庸生活在动乱的战争年代,他渴望有武功盖世的英雄人物去涤荡人世间的不平,去维护国家的安宁和人民生活的稳定;而古龙生活在政治氛围严酷的环境中,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展现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也许就是两位大师创作题材不同选择的最根本原因。

二、语言表述风格和武功描写的不同

在金庸和古龙的作品中,语言表述的风格也有很大的差别。金庸的语言犹如大海,浩瀚奔腾,让读者觉得无限宽广又摄人心魄,其语言表述特点是俊爽潇洒、诙谐逗趣又富有变化。古龙的语言表述就像黄山怪石,不循常理,仿佛从黑暗的隧道走出,呈现在眼前的是桃花圣境,其文笔奇谲、空灵,具有很强的跳跃性,又富有深刻的哲理。在语言句式方面,他们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第一,行文句式的差异。金庸语言的繁杂丰富,在其行文句式上就有充分的体现。他袭用了旧小说夹用诗词、歌赋、联句等方式,在行文中大量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表述上,则使

用白话,夹用韵文等方式。正如王朔所云:“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2]王朔所说的虽多少有些戏谑的味道,但也足以体现出金庸创作的语言表述特点。如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均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体现出金庸深厚的语言表述功底。与金庸语言的繁丰相比,古龙的语言显得十分简洁,句式短小,句法多变。古龙本人非常尊崇美国作家海明威,对他的“电报体”语言风格极为欣赏,因此,在吸纳海明威语言风格的基础上,古龙力求新颖变化,用散文诗的写法分行分段,从而创造出电报式的“古龙体”。如“柔弱胜刚强”、“无为则无不为”、“不生之生”等,乃合道之正言,但世俗以为反耳。[3]19-21所以,比起金庸作品语言流畅的叙事,古龙小说的节奏不仅快,而且还有很大的跳跃性,在正反相续的情节中,读者的思路随之上下起伏。

第二,回目的表达方式不同。所谓“回目”,就是指小说每一章节(回)的题目。早期章回小说的回目并不是很讲究,一般只是人物、地名和时间的结合,如《金瓶梅词话》开卷第一回中的回目就是“景阳冈武松打虎”等,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朴实。到清代以来,随着章回小说创作风潮的日益高涨,回目的设计也越来越精细。纵观金庸小说的回目,应该具有制作精美,文化意蕴深厚的特点。如《倚天屠龙记》,如果把每一个回目抽取出来,就是完美的柏梁体诗歌(即押韵的七言诗),如“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四女同舟何所望,东西永隔如参商”等等。这些回目的设计足以体现出金庸语言的音韵美。与金庸对回目精心设计不同的是,古龙小说的回目则显得非常简单,既没有古代诗词的引用,也没有联文韵句的排比。而且回目的字数也比较少,往往有三字、四字或五字等,如《三少爷的剑》的回目,一般为四字,有“一箭穿心”、“痴女情恨”或“深藏不露”等等。这些均为普通的成语词组,没有任何的修饰和雕琢。又如《萧十一郎》中的回目更是没有规律,有“情人的手”、“飞大夫的脚”、“出色的女人”以及“亡命”、“吓坏人的新娘子”等等。从这些回目的名称我们可以看出,古龙小说的回目一般是对该部分内容的提炼。所以,单纯从回目的风格来看,金庸小说讲究的是通过语言的瑰丽给人带来一种古典美的享受,而古龙小说注重的是速度感和跳跃性,这种设计似乎更符合江湖中快意恩仇的情节需要,从而体现出作者狂放不羁的个性。

第三,武功展现的方式不同。武功的展现是武侠小说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金庸和古龙两位武学大师对其作品中武功的展现方式迥然不同。金庸在其作品中将武功套路的描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古代的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和医道等均被他转化为绝世的功夫,而且还蕴含着一些浪漫主义的气息。如金庸笔下的“降龙十八掌”无一不是从《周易》里面提炼而来;《神雕侠侣》中小龙女的玉女心经,似乎不是武功而是一种优美的舞蹈。所以,金庸笔下的武功描写不仅仅是单纯的武打,更是一种艺术,正如陈默所云:“暴力是具有其独立的美学意义,这种美学意义主要表现在对暴力形式的描写,武侠中主要是对武功的艺术性创造。在这方面,做的最为突出的是金庸。”[4]63古龙笔下的武功描写讲究的是意在行先,没有拖泥带水的恶战,而是转瞬之间既判生死的惊心动魄。古龙对武功的展现重在描写交战双方的心理和意志,渲染战前的气氛,《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李寻欢与郭嵩阳的交战就是代表。所以,古龙笔下的武功描写强调的是速度,是一剑封喉。他没有像金庸那样对武功细致入微的描写,强调的是简洁明了,这也许是古龙“电报体”句式的另一种体现。总体来说,金庸与古龙对武功的描写属于两种不同的风格,并且均将武功上升到不同的境界,我们无须评判哪一种风格更好。因为无论哪一种风格都给读者带来不同的美感和享受。

三、作品寄寓的情怀不同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均离不开核心人物的刻画,通过对人物形象在外貌、语言,以及肢体动作等描写来展现人物的性格,进而体现作者所寄寓的思想和情怀。纵观金庸的所有作品,除个别小说之外,大多数人物形象均有很强的相似之处,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七剑下天山》中的陈家洛,《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以及《天龙八部》中的萧峰等,虽然他们的性格有所差异,但他们均是武功高强,怀有一颗报国之心的英雄。再如其中的黄蓉、任盈盈、小龙女,以及阿紫等女性人物,均属于武功高强,且均有很强后台的厉害角色,或是父亲,或是师父,她们与普通女子相比,在性格和行事方面均属于异类,被世人列为“妖女”的范畴,但又都具有浓厚的侠骨柔情,虽然表现形式有所差别,但均殊途同归。以上人物形象的塑造,当与金庸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密切相关。生活在动荡的时代,国家山河破碎,人们生活艰辛,作者渴望有武功高强的英雄来力挽狂澜,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真正体现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情怀。当作者眼看国家山河破碎而无力拯救之时,只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坑蒙拐骗,坏事干尽的小流氓——韦小宝(《鹿鼎记》)的身上。而《鹿鼎记》恰恰是金庸一生创作的封笔之作。所以,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金庸笔下的一系列作品其实就是他本人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与金庸作品风格以及人物刻画不同的是,古龙笔下的作品基本上以江湖中的恩怨情仇为主题,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是差别甚大,无论是荆无命、郭嵩阳,还是小李飞刀等,这些人物身上无论背负着家族还是个人的恩怨情仇,他们都是一个快意人生的侠客。从他们武功招数,随身佩带的兵器等,均能反映出这位侠客的感情世界和思想品质,进而体现出他们的信念、智慧和勇气等。这些人物形象刻画的方式体现了生活在政治高压的社会环境中,古龙深感沉重,他把现代人对自由生活的渴望放到一个虚构的古代故事之中,通过古代侠客那种洒脱、狂放不羁的性格,以及快意恩仇的人生态度,来展现他对无拘无束的生活的追求。所以,古龙的作品没有涉及历史环境,仅凭感性的笔触直探人生的精髓,他追求的是逍遥洒脱,象风流侠客一样的快意人生。

结语

从总体上来说,金庸和古龙作为现代文坛最为杰出的武侠小说创作大师,他们各自以独有的创作风格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内涵。从金庸小说的博大精深和意味深长,到古龙小说的灵巧犀利和发人深思,其实就是他们自身的真实写照,如果说金庸是一位“为国为民”的侠客,那么古龙就是一位“风流不羁”的江湖浪子。当然,他们的创作风格虽然迥异,自成一家,但其作品中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实现了武侠作品从庸俗到高雅的转化,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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