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师道传承的北师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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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荣,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俄罗斯及东欧文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基督教文学、列夫·托尔斯泰研究与跨文化研究等。出版学术专著有《托尔斯泰的体悟与托尔斯泰的小说》、《耶稣传》、《托尔斯泰传》，译著有《天国在你们心中》、《论生命》，并在《俄罗斯文艺》、《民族文学研究》、《经济观察报》等国内外杂志报刊发表文章几十余篇。曾获俄罗斯莫斯科作家协会“莱蒙托夫”奖章，全俄莱蒙托夫协会纪念奖章以及多项教学科研类奖项如“宝钢教师奖”，北京师范大学第四届“最受研究生欢迎的十佳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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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日，“中俄文学关系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正荣教授讲述北师大苏文所的创建史
两面墙壁的书架上满满当当摆满了书，办公桌上还堆叠着好几本拳头厚的字典和文献，这是学者李正荣教授的办公室。李正荣不仅是书斋中勤耕不辍、受人尊敬的学者，更是在讲台上发光发热、受到同学们广泛喜爱的老师，获评了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第四届“最受研究生欢迎的十佳教师”。在采访中，当被问及教学心得，李正荣不是从自己而是先从自己的老师们谈起。他自1978年来到北师大，接受了长达10年的本科至博士阶段教育，又于1994年开始在北师大任教。他将自己这一路上在学术和教学上的成长归功于北师大教师们对他的影响。北师大老师们的学识涵养、教学风范以及质朴谦逊的做人风格都给他带来精神的滋养。他在对师道的传承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教学理念。李正荣对大学精神的阐释也是在洋溢诗意的同时彰显理性，更兼传统文人的风骨和现代学人的锐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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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们
“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时常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在我看来，我的老师们身体力行，作了最好的示范。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确立起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在学术和教学上的追求。所以在展开谈自己的教学心得之前，我想先谈一谈几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的事迹。
2019年12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师生合影
1978年，我来到北师大中文系，首先是课堂上老师们的风范给我的直接影响。那时北师大中文讲坛上，身临“五四”的一批大师尚在，黄药眠、钟敬文都给我们开过课。冬天的时候，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坛宿将，戴着北京人特有的呢绒毡帽，开口就是文史，也让我们走近文史。稍微“小字辈”的，是俞敏、陆宗达、启功一代老师，天冷的时候，他们也戴着北京人特有的呢绒毡帽。他们都是各把一门课，从头至尾，学术含量之大不必说，也让我们这些从六、七十年代“捞”回来的学生懵懵懂懂地进入了“中文”。老一代老师师心炽热，倾情讲坛，我们最受益。今日已经成为学科名师的老师，当年还是少壮派，按照给我们上课的顺序，这些中流砥柱是这样一批朝夕相处的老师：梁仲华、杨占升、黄会林、张之强、曹述敬、邹晓丽、史锡尧、仲哲民、周同春、郭预衡、李修生、聂石樵、邓魁英、韩兆琦、杨敏如、辛志贤、匡兴、陈惇、谭得伶、陶德臻、傅希春、关婉福……后来，更有像许嘉璐、童庆炳这样的重量级老师来到我们的讲坛。如今，只是数数这些老师的名字都让我怦然心动。北师大的老师，各有风范，学问各有所长，对于我这样先天不足的学生来说，影响是脱胎换骨。北师大中文系老师还有一样真宝遗传，是我极为珍视的，那就是质朴谦逊。冬日里那一顶顶毡帽，长留我心里，现在才明白，那是代表一种风格。“少壮派”老师尽管不戴那种毡帽了，但是，风格不变。质朴谦逊之顶礼，滋兰树蕙，我能得到滋养，是万幸！毕业后两年，1984年我从中文系跨界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苏联文学研究所，又隔三年，进入外语系，专修俄罗斯语言文学，更得到这个领域的恩师的培育。
我的老师蓝英年先生是《日瓦戈医生》、《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回忆果戈理》等众多苏俄文学名作的译者，创作了大量关于中俄文化关系的文章，推动了中俄文化交流。他在教学和科研之余自发地进行文学翻译工作，超额地完成了大学老师规定内的工作目标，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要知道，在当时的职称评估体系中，翻译作品是不能算作科研成果的，也就是说蓝老师并不是为了功利性的目标如申报课题，评职称等等进行翻译的。他首先是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他认为在苏俄文学专业领域内，有一些重要的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值得翻译，就主动承担起这一项工作。其次他是出于自己对文学翻译的最为纯粹的学术兴趣。他基于学科发展的更大的目标，自主选择并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为翻译和文化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的另一位老师钱育才先生，同样是一位著名的俄语译者。他以“钱诚”为笔名，翻译了《大师和玛格丽特》等著作。在任教北师大之前，他曾在国际新闻局（即外文出版社和外文局的前身）工作，多次参加中央重要文件俄文翻译组的翻译和核稿。有一次，在对某个讲稿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他发现讲稿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使用上存在错误。是否要按照正确含义进行更改翻译？负责将原稿外译为不同语种的译者们就此事产生了分歧。只有钱老师坚持：一定要按照正确的表述翻译，否则损失的就是国家的尊严。时间紧迫，晚上就要发稿，译者们的争执却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多。最后，其他语种包括英、法、德语的译者都遵照原稿进行翻译，只有钱老师坚持正确的译法。这件事还惊动了上级，最后反馈意见支持钱老师的做法。这件事还促使整个相关运作体系有所变革和调整，明确了重要文件的翻译也不能一味遵照原稿，发现问题要及时汇报的原则。在这件事中，钱老师所表现出的，顶住外在压力，坚持“正确”的原则，对我的影响很大。
另外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是程正民先生。他做学问特别踏实，在选定了俄罗斯文学这一领域之后，就克服学外语等种种障碍，投身到研究中。他出版了大量俄罗斯文艺学研究著作，例如对巴赫金文艺理论的研究。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他，最近又主编了一套六卷本的俄罗斯文艺学丛书。他每天努力地工作，谦虚低调地完成庞大的学术工程。而且他对学生也特别关心爱护，无论是硕士生，博士生。真正把学生的事情放在心里，主动地去了解学生的情况。很多时候能够在真正产生问题之前，就帮助学生处理掉工作、感情、家庭方面的困难。
在北师大，这样的老师不只程老师一个。这已然成为了北师大教师群体的一种风格。我从本科就读北师大一直到博士，遇到的一批老师都是这样。我能讲出无数类似的故事来。谭得伶老师也是典型的例子。她对我们学生有着长辈的关爱，非常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到现在八十多岁了，还经常打电话叮嘱我们要注意身体。谭老师是第一批留苏归国的高材生，是研究高尔基的专家，但她本人非常低调，对于这样一个隆重的身份，几乎不提。这种谦虚低调的作风也是北师大老师的一种风格。
谭老师的先生王梓坤教授，著名的数学家、中科院院士，也是北师大数学系的教授。他曾担任北师大的校长。在他任期内，他做了一件对整个教师群体都非常有意义，可以说是提升了教师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精神境界，增强教师从业人员的荣誉感和崇高感的事情——设立“教师节”。当年王老师带领师大的一批老教授像钟敬文、白寿彝先生等，联名向人大常委会提交了设立教师节的申请，最终获得批准，所以才有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这是王老师作为一名教师为整个教育行业做的巨大的贡献，传扬了 “尊师重教” 的精神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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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王梓坤教授（左）与李正荣教授（右）合影
以上这些都不是我的导师，但他们的言行对我产生了非常深刻积极的影响。而要说我的导师们，同样地，他们对我也是非常关心，对我学术上的影响让我终身受益。我的硕士导师李兆林先生，对我们学生的关心非常直接。研二的时候，他带我们硕士生一起去上海开会，把我们介绍给一个个学科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们。后来我的硕士论文的写作，就受了在上海遇见的一位老师的启发。后来那位老师还大方地同意我到他家查阅资料。由此可见，李老师和他的同行们都是十分乐于帮助和支持学生的学习和研究。
我的博士导师刘宁先生治学十分认真。他看书一定会做标注，甚至做卡片。他做研究非常严谨，一定要查阅第一手资料。由此他的著作学术质量很高，比如苏俄文艺批评史，虽然是二十多年前出版的书，到今天看依然很有价值。他还翻译了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出版了不少中俄关系方面的著作。
上述老师在学术和教学上的这些宝贵的精神，共同构成了北师大的一种资源，一种传统。而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有志于将这样一种传统发扬并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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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标：教学中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我把自己所追求的教学目标定位在两个方向上：一个是浪漫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指的是我始终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学生都能够保持对理想的追求，要追求更高的、灿烂的、梦幻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理想。比如说在文学研究领域，要保持对诗意的追求。文学专业的学生，应该自问，有没有对诗的欲望，是否是为了心中最美好的诗意而学习，还是只是为了完成论文。对这种诗意，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有的人是诗歌本身，有的人是散文、小说，或者理论，有的可能是更奇特的某种情感。文学以外其他的学科，也有它们的诗意。比如说地理学，我读温家宝总理的地质笔记，就发现他的心里是充满了诗意的。他在进行地质勘探的时候经常会在日记中表达自己面对田野的感受，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寻找大自然中隐藏的宝藏。他把自己寻找大自然宝藏的过程当作一种理想的追求，这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追求。在这样的追求下，再艰苦的条件，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一种浪漫的激情。你可以从他的文字中读出他在发现一种矿石时的难以抑制的喜悦和激动。这是一位理科生的浪漫。而回到文科，回到文学，则更是这样。我认为这是大学老师应该坚持灌输给学生的一种精神，应该让学生在青年时光保持年轻人的浪漫追求。这样的话，大学的课堂也才能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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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李正荣教授带领学生做田野调研
另一方面是现实主义，指的是教学要科学客观，符合逻辑，合乎公共的道理。不能滥用教师站在讲台上的无形存在的一种霸权，只想着维护个人的学术权威，发表一些个人主义的、没有科学依据的观点。如果说利用自己的职权，将自己的个人主义的观点硬性灌输给学生了，会产生很不好的后果。所以我认为，讲究教学中的现实主义就是要追求学术观点的科学性、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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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精神：创新、守正、发现
我所追求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方向的目标，需要以下大学精神的保障：创新、守正和发现。
李正荣教授在课堂上
我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不断提醒自己的是，要保持创新的精神。所有东西都要创新。我的课程都是按照这一要求来设计和讲授的。每一节课都是这样。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拿着旧的讲稿直接来念的上课方式。不论是以生动的还是沉闷的形式来授课，大学教师至少要做到讲课内容是有所创新的。这个创新可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可以是大的学术框架或学术史观点。
守正也是我认为大学必须具备的精神。我所提倡的守正指的是坚持真理，不是某一个派别的思想，而是普适性的真理。不管这样的真理流不流行，我认为都要坚持。在坚持自我的同时，也要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不能太固执。要从多角度思考，听了别人的意见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坚持的是否是真理，这样才能守住正。有的人自己认为是真理，但别人认为是谬误，在别人指出后，还是一味坚持自己的想法就是真理，那这样就是把偏激的思想当作真理。所以这一条看上去容易做到，但实际上很难。如何判断是否是真理？发现不是怎么办？其实这里还是现实主义的问题，就是是否采取科学客观的态度。有些人为了吸引眼球或者迎合舆论，就故意说一些错误的观点，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背离了真理，最终还是会被质疑和推翻。
第三种精神是发现的精神。我认为没有绝对的从无到有，一切发明实际上都是发现。科学研究向来鼓励发明发现，那么我想，在文科尤其是我们文学学科的教学中，能不能做到在课程中有一些发现？有的时候可能是别人早就发现了，但你不知道，以为自己才是最早发现的。但即使是这样，具体每个人的发现还是会有所不同。如果能做到在课堂上有发现，那么这样的课程肯定是新鲜有趣的。带着发现的态度去讲课，你会发现教学变得更加有意思。发现是一种乐趣。发现本身也是一种创新。在研究中能够有发现和创新，研究跟着发现走，就会变得更加有趣。我希望学生们能够具备发现的眼光。发现一定得是自己的。所以要阅读第一手资料而不是依赖什么汇编。要直接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去发现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
我希望在自己的课堂上能唤起学生们发现的愉悦，这种愉悦才是学习和科研的真正的乐趣所在，才是教与学的最美妙的境界。不仅是发现的精神，上面谈到的这四种精神都能够让我在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中感到愉悦。我不把当老师看作一个苦差事，因为这些东西都能够让我感到真正的愉悦。并且我想如果我要是能够愉悦的话，学生也能够愉悦。或许每一节课都做到这样很难，但是我希望至少一学期里有那么几次能让学生感受到这种知识上的愉悦。这是对教学最高境界的追求，但也是我最基本的目标。
采访、文字：王娟、李学昭
编辑：黄园园、林晗
责编：王娟、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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