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 伦敦裁军会议 上回书说到，华盛顿会议规定了“海军五强”主力舰的比例，却没有确定辅助舰的比例问题，这给各国加剧军备竞争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会后各国立即剑走偏锋，竞相投入到建造辅助舰的军备竞赛当中。到1927年，各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包括，英国289艘合计61万吨；美国350艘513000吨；日本179艘347000吨；法国113艘225000吨；意大利75艘131000多吨。——不让养老虎，那我养一群狼也管用。辅助舰的无序扩张增加了各国海军军费在预算中的比例，加重了各国的财政负担。 正是在这样的大形势下，1927年2月10日美国总统柯立芝邀请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到日内瓦再次召开海军会议，商讨限制辅助舰的军控问题。由于法国和意大利拒绝参加，只派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使得原来的“五魁首”实际上变成了“三国演义”。 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任命海军大将斋藤实为全权代表率团出席会议。会议上日本仍然坚持的70%原则当然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联合反对。可笑的是日本的问题还没解决，美国、英国俩亲兄弟却先打起来了。英国在全球拥有众多的殖民地，海军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只需要大量的轻巡洋舰就能满足实际需要。而美国海外基地很少，需要能够做跨洋航行的重巡洋舰，美英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吵。由于双方都拒绝妥协，最终会议不欢而散，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对于日本来说，在日内瓦他们至少勉强坚持了加藤友三郎的遗愿。 1929年，资本主义历史
上最持久、最深刻、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大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和全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37.2%，企业大批破产导致失业工人超过3000万人，主要国家的生产退回到20世纪初或19世纪末的水平。遭受的经济损失达2600亿美元，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损失。 1929年3月，赫伯特.胡佛就任美国第31任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就强调了军备缩减的必要性。同年6月，英国也由以亲美政策与实现军备缩减为选举纲领的麦克唐纳组阁。在日内瓦吵得一塌糊涂的英美决定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有着共同美好愿望的美英很快就达成了两国之间均等的协定。在此基础上，英国政府于10月7日由外相亨德森向日、美、法、意四国发出关于在伦敦召开限制海军军备裁军会议的邀请函。接到邀请函之后，各国相继同意参加伦敦海军会议。 1929年11月，日本赴伦敦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正式宣告成立，带队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前首相若槻礼次郎。这个代表团中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如山本五十六、丰田贞次郎、山口多闻、木村兵太郎、贺屋兴宣等人。尽管此时他们还只是跑龙套的角色，但都会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成为主角。 早在1929年6月28日，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就得到了内阁关于伦敦谈判的“三原则”：一是水面辅助舰总吨数为美国的7成；二是在一万吨级、主炮口径203毫米的重巡洋舰必须达到美国的7成；三是潜艇保持现有的7.8万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日本驻英国大使松平恒雄和驻美国大使出渊胜次就分别与美英双方就上述“三原则”进行磋商。前线传来的都是令人失望的消息。两位大使说，如果坚持上述原则不动摇的话，会议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彻底决裂。 加藤宽治现在已经去掉“小”字升级为加藤，这时候已经荣升为海军军令部长，职位的升迁使得加藤比以前更为强硬。1929年11月28日，他找到了当时的首相滨口雄幸，提出即使70%的比例也是不够的，这是事关海军和国家生死的最后底限，是“经历过无以言表的刻苦训练的海军士气维系所在”，加藤强调日本即使退出条约也比放弃70%好。之前的11月26日，小加藤告诉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畑俊六少将，“他甘冒放弃军令部长的位置也要坚持70%的比例要求”。加藤还抬出了一尊“神”，他告诉滨口首相和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已经83岁的东乡元帅是支持70%的。由于受到加藤和小笠原长生等“舰队派”关键人物的影响，东乡已经逐渐由“条约派”转为“舰队派”。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形势下，日本经济也同样举步维艰。此时的日本首相是作风雷厉风行、外号“雄狮首相”的滨口雄幸。滨口首相的首要任务就是财政紧缩和加强与英美的合作，以图尽快改善经济状况。从一开始他就决心要缔结一项海军协议。滨口选择了曾两次担任大藏大臣、一次担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郎担任首席谈判代表。作为强有力的文官领袖，若槻赞成华盛顿条约。在即将到来的伦敦会议上，他认为“毫不妥协地坚持70%的比例是不明智的”。除了若槻为全权代表外，海军大臣财部彪、驻英大使松平恒雄、驻比利时大使永井松三也是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最高海军顾问是“舰队派”的安保清种，排名第二的就是山本五十六，此时的山本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舰队派”。 日本代表团怀揣着政府与海军共同制定的原则于1929年11月30日从横滨启程，应美国的邀请先行赴美。12月16日，若槻在白宫同美国总统胡佛举行了会谈，重申了日本对美国七成的要求，美国方面对此并没有进行答复。随后代表团一行于1929年12月27日到达英国伦敦。 1930年1月初，美国、法国、意大利各国代表团也相继来到伦敦。美国代表团阵容堪称豪华，首席代表、国务卿史汀生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一辈子见过的美国派出参加国际会议的最大代表团”。由于在日内瓦由于海军军官的争吵导致会议毫无结果，赫伯特.胡佛总统没有让海军军官参加代表团，只是让他们提供咨询。从中也可以看出美国的诚意。 这两个同样庞大的代表团最大的区别在于，日本代表团内部充满了矛盾和争议，而美国“是一个和谐一致的集体，每个人都在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 1930年1月21日，伦敦海军会议在英国上院画廊正式开幕，当天伦敦的大雾仿佛也预示着前途的不可预测。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各国不以私利为重永久消除文化发展中的障碍。随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美国全权代表史汀生、日本全权代表若槻礼次郎以及法国、意大利的代表都发表了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的参会感言，冠冕堂皇的语言中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所有人的讲话中都没带任何数字，不过是纯粹的外交辞令而已。
日本按计划抛出的提案立即遭到英美的强烈反对。美国坚持非主力舰的吨位比例应按照主力舰的比例执行。于是又出现了10年前在华盛顿会议上的6：10与7：10之争。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走进了死胡同的会议几乎濒于破裂。
美国代表史汀生警告若槻，如果日本不接受美国60%的标准，美国将继续扩充海军。不仅如此，美、英还暗示如果日本不遵守华盛顿会议制订的比例，美、英两国将组成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以施加军事压力的方式迫使日本就范。
2月20日若槻发电报给政府，说明会议如此按照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必然导致决裂。政府回复主张决不能使会议决裂，务必努力促使其成功。为了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日本代表松平恒雄和美国代表里德开始在会下进行协调，以期找到突破口。这两个人最后提出非官方的《里德-松平协定》，答应给予日本总吨位69.75%的比例。在重巡洋舰方面，允许美国18艘，日本12艘，也就60.2%。为了使日本满意，美国接受了一个复杂的安排，18艘重巡洋舰中的最后三艘分别在1933年、1934年、1935年开工建造，也就是在36、37、38年完工。因此日本在35年将拥有72.2%、36年67.8%、37年63.8%、38年62%的比例。不过日本已经拥有8艘重巡洋舰，还有4艘接近完工，也就是说日本在之后不能再建造，而美国还可以建造14艘。关于潜艇双方都可以建造52700吨，这意味着日本不能建造新的潜艇来进行更新。到1936年日本潜艇吨位将从78000吨减少到52700吨。里德强调，这是美国的最后底限。
若槻对两人达成的协议是满意的，他认为已经基本满足了日本70%比例的要求。至于潜艇他认为美国同意和日本在数量上持平已经是“美国做了很大的让步”。若槻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政府的指令和意图，“所以我认为现在可以签署条约”。
在日本内部，以“条约派”为主的海军省山梨胜之进、堀悌吉、野村吉三郎、左近司政三等人认为采取妥协态度是迫不得已。但以“舰队派”为主的军令部却坚决反对，以加藤宽治、伏见宫博恭王、末次信正为主的“舰队派”要求坚决抵制。理由是该案对日本的两大重点即大型巡洋舰和潜艇极力加以限制。将来一旦对美作战，日本的潜艇绝对需要达到7.8万吨。来往于国内和谈判现场的电报开始穿梭进行。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到“条约派”和“舰队派”之间的关系紧张程度。他们分别使用不同的密码系统，禁止自己的意图被对方知晓。——自己人仿佛已经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在3月25日举行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滨口雄幸首相声明政府已经决定不冒打破会议和重开军备竞赛的风险，从军事、外交和财政的角度出发接受美英提出的意见。滨口雄幸提出，他主张接收该条约最大的理由是财政方面的考虑。一旦会谈破裂，美国重启造舰计划引发的军备竞赛将使日本的财政趋于崩溃。他还强调，如果不和英美合作，日本在国际上将更加孤立，在处理中国问题上会遭到更多反对，日本就会在国际关系和其他方面处于无法形容的尴尬境地。最后滨口说：“即便是我失去首相一职，即便是失去生命，这一决定也不可动摇。”不料想滨口竟然一语成谶。
面对来自“舰队派“的巨大压力，3月27日滨口觐见了天皇。天皇“尽力达成协议以为世界和平之利益”的指示让滨口激动不已。对海军而言，这是天皇第一次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促成一件事情。此外支持滨口的还有属于温和派的三大巨头，元老西园寺公望、内大臣牧野伸显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铃木贯太郎大将甚至说，“如果没有侍从长的身份，我愿意亲自出马去说服加藤”。在后来的“226”事变中，被刺杀的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斋藤实全是支持《伦敦条约》的温和派领袖。
但是这一消息传到日本的海军顾问那里，就似乎是晴天霹雳一般。得到消息的加藤宽治声称要自杀，沮丧的加藤在日记中写到：“我一直日夜不安，很多时候想到了自杀，但是我必须鼓起勇气。”他说，“日本就像被美国绑住了手脚，然后扔进了监狱。”温和派的海军大将冈田启介对此讽刺道：“那些真正吆喝要自杀的人，没有几个最后能做到。”
4月1日，来自东京的指示到了伦敦。前线的所有海军军官都几乎痛哭流涕。当大藏省的代表贺屋兴宣强调财政需要限制军备时，山本五十六大叫：“贺屋，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就给你两个耳光。”有人回忆，当有人提到若槻礼次郎时，山本的表情就是恨不能马上去杀了他。4月2日，山本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向海军大臣财部彪提出了挑战。他说，“会议失败之后的海军大臣能够保持名誉的唯一办法就是以辞职相抗议，向日本人民证明海军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4月22日《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在圣詹姆斯宫签订。在重巡洋舰上给了日本60.2%的比例，允许日本在1936年之前拥有70%的比例。条约期限是1936年的12月31日。相对于日本的愤愤不平，美国海军咨询委员会认为，在伦敦会议上日本已经得到了“西太平洋上无可争议的霸权”和“东亚事务绝对的支配权”，这种情况要持续到下一次的海军会议。
日本国内的强硬派并没有因此而善罢甘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和次长次长末次信正认为，不待征求军令部长的意见就上奏天皇，政府便发出签字的指示是干犯了天皇的统帅权。这场争论持续了很久。日本著名海军记者伊藤正德称有关统帅权的争论是“日本海军史上最大的悲剧”。
当6月19日日本代表团回到东京时，迎接他们的是隆重的欢迎仪式和震耳欲聋的“万岁”声。山本被这样的场景深深触动，开始认真思索国家的前途问题，不久他的态度就改变为支持军备限制。
回国之后的海军大臣财部彪很快辞职。军令部参谋草刈英治少佐企图暗杀财部未成，为唤起国内右翼注意而剖腹自杀。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也向天皇提出辞呈，并提交了《弹劾浜口内阁上奏书》，要浜口对“统帅权干犯事件”负责。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中将和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中将随后也被免职。
更大的悲剧还在后边。11月14日，批准签订条约的滨口雄幸首相在东京车站被刺。凶手是一个叫佐乡屋留雄的极端民族主义青年。他对《伦敦条约》的签订极为不满，他暗杀的理由是浜口雄幸带来“不景气和干扰天皇统帅权”。1931年8月26日滨口去世。后来曾经有人说，滨口遇刺是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毁灭道路的转折点。滨口死后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
缔结《伦敦条约》和随后的“干涉权”之争导致日本海军完全分裂。在海军省，那些属于“条约派”的军官嘲笑军令部是一群疯子。在军令部，那些“舰队派”的好战分子痛骂海军省的人全是叛徒。
在日本，海军在参与国家事务决策中的影响力本来就只有陆军的三分之一，现在由于内部分裂开始减弱到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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