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罕见的海原大地震2

　“纪难节”

　　伤亡是骇人的。

　　震情最惨烈地是海原。海原县城以东不远，现在还有一处埋葬地震遇难者的“万人坟”。坟堆连着坟堆，占地数百亩。震后仓促下葬的死难者太多，甚至有七八个人同葬一个墓穴。

　　地震发生时是农历十一月初七，在当地成了特有的“纪难节”。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后人们，来到“万人坟”祭奠先人。

　　按照《中国民报》1921年3月的地震灾情调查表，海原县死亡人数约为4.5万余人，被压毙的牲畜有7万余头，房屋则倒塌了8/10。半年后，北洋政府的正式官方文件，将海原县死亡人数确定为7.3万余人，约占海原县总人口的59%。

　　其次为固原县，1921年呈报官方的死亡数字为4万余人。

　　海原、固原之外，其他如会宁、隆德、通渭、靖远、静宁等五县，死亡人数均过万人。

　　造成如此巨大伤亡的根本原因，首先自然是地震之烈。张思源说，海原大地震震级达8.5级，也有研究称是8.6级，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并非最高，但考量地震破坏力的烈度却达到最高的12级，这意味着“毁灭性的破坏”。

　　据震中各县县志记载，地震后，海原县城内除一座钟楼和一座极矮小的土坯拱窑外，其余建筑物皆被夷为平地。西安州全城震毁，房屋倒平，麦场上的石碾子自地面跳起一人多高，落下来砸死了一头牛。靖远县东区之干盐池，房屋无一存者……

　　另一个造成巨大伤亡的原因与当地人的居住方式有关。这一点，中国最早实地考察海原大地震的地质学家翁文灏、谢家荣等人都明确指出过。翁文灏所作《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的地震》写道：“人民居住非土房，即土穴，支以木料者绝不多见。故经震动即倒塌坠落，不克自持，而人亦随之。”

　　关于海原大地震，当地人最恐怖的记忆多来自窑洞。

　　土穴，即窑洞。深受侵蚀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一遇震动，黄土如巨浪崩泻，淹没整个村庄，依山凿掘的窑洞顿时成为墓穴。

　　本世纪初年，宁夏广播电视局曾制作过一部海原大地震电视纪录片，片名借用了当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文章的题目：《在山走动的地方》。纪录片采访到了几位经历过地震的耄耋老人，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口述实录。

　　85岁的吕金芳老人(2002年采访，已去世)是干盐池老城村人。地震前，老城村的城墙上都是村里人住的窑洞。老人讲：“城墙上的洞洞子(窑洞)，一下子摇得没有痕迹了，把人捂死在里头、打死在里头。死人多得很。我有三个姐姐就打死在那个洞洞子里。”

　　96岁的张怀智老人(已去世)说：“地震把崖窑的门壅了。第二年挖开窑门，发现里面饿死的人多得很。”

　　海原县地震局办公室主任王炳军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初，海原县农民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挖出过许多地震时倒塌的窑洞遗迹。在这些废弃的窑洞的墙壁上，都能见到一处一处的手指抠抓下的痕迹，深深的，并带着血。血手印垂直的下方墙角，则是森森白骨。可以想见，窑洞的主人曾经是多么绝望而徒劳地试图用双手挖开掩埋他的黄土。

　　这场大震甚至改变了人们千年以来形成的居住习惯。而今，在海原一带的黄土梁上，再也见不到挖窑洞为居的人家。“打怕了么！”与记者同车到海原的马福生说。

　　“打”，在当地方言中是一个含义非常宽泛的字眼，常与“死”并用。亡于地震，在当地人口中就叫“打死”，或就是单单一个“打”字。

　　马福生的话，可以理解为“震怕了”或“死怕了。”

　　伏尸累累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直到它发生10天后，才明确地记载在国内媒体上。12月26日出版的《民国日报》报道：“本月十六日平凉及四乡十余县，地震十余次，倒塌房屋，压毙生命牲畜无数，为固原县尤重。”

　　这是当时最接近震中真实情况的报道。消息来自固原县电报局。固原县电报局也因地震倒塌，三名工作人员抢出电报机，架设天线，连接电源……地震数日后才向外界发出了第一份电报：“大批遇难者的尸首遍布四野，伏尸累累而无力掩埋，数十里内人烟断绝，鸡犬灭迹。”

　　关于大地震死亡人数，众说不一，但从1921年的最初考察开始，最保守的估算也超过20万人。此后数十年，科学界普遍采信的数据是23万余人。

　　今年，中国近现代重大地震考证研究项目宁夏项目组重新整理了近90年所有的地震历史资料后，把这个数字修正为27万人。

　　领衔项目组的是宁夏地震局局长张思源。他说，三倍于“5·12”大地震死亡人数，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与之接近的只有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而唐山大地震的震中在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海原大地震，震中在黄土高原的穷乡僻壤，地广人稀，毁于地震的数座县城，规模不过数万人口而已。动辄半城皆殁，家家披丧，何其惨烈！

　　张思源说，目前统计的海原大地震死亡人数，不但有在地震中直接死亡的，此后的余震、寒冷、饥饿、瘟疫，又夺去了数以万计的生命。由于年代久远，死亡原因已难以详细区别。

　　但那场地震，无疑是死神降临的起点。

　　时值隆冬，大震之后，余震不断，且天气陡然转冷。在1922年4月24日《新陇》卷1期上，详细记载了余震及震后天气情况。“十七日(余震)终夜不休，八时陡起大风，为亘古所仅见。人民牲畜冻毙者不计其数……”

　　曾于1921年赴灾区考察的谢家荣亦曾在文章中提及，这场发生在冬季的大地震，导致当地人民“流离失所，衣食俱无，故不死于地震，亦多死于冻馁。其后各地虽派有急赈，而交通艰难，常需数日后始达，实属缓不济急”。

　　当时的《地学杂志》在《陕甘地震记略》中报道，灾后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殍，亦将僵毙。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

　　待到地震后两个多月，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霍尔等人到达震区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惨景：“活下来的人无心去掩埋那些从废墟里拉出来的尸体，遇难的人和动物的尸体仍然一起摆在街道上腐烂。”

“十万火急”

　　在海原地震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份“十万火急”打头的电报。那是时任甘肃省省长的张广建向民国大总统及国务总理发出的求援电报。

　　可就是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发出的时间居然是1921年1月20日—大地震发生已一月有余。当时的政府机构是如何救援这场旷世灾难的，可见一斑。

　　那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天灾、人祸交替的世纪苦难。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刚替代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统治，加之国力匮乏，面对奇灾浩劫，竟无动于衷，惟以总统徐世昌之名捐了1万块大洋。此外，再无政府力量出手救援。

　　震中各县，地方官府同样遭遇重创，多数陷于瘫痪。海原县县长钟某的妻子、儿子同时遇难，钟某哀极发疯，隆德县知事邓某妻子和女儿遇难，痛不能言……

　　县衙自身不保，省政府不知所措，北洋政府置若罔闻，震中人民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冻馁、瘟疫接踵而至，灾情进一步加大。

　　地方官员和乡绅组织的自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亮点。

　　当时的静宁县县长是周廷元，解放后曾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据其本人《甘肃静宁县大地震纪略》所称，他在地震后的次日凌晨，就从县仓内出粮，救济没有食物的灾民，还从商铺购置衣物，帮助没有衣服避寒的群众，又从仓库取出帐篷搭盖草屋充当灾民住所，并电请兰州河北医院，为受伤民众医治……

　　当时，英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刊发题为《一个甘肃县长在地震中，十分真实的故事》的报道，用感性语言描述周廷元震后作为：“那里的县长是一个精力旺盛，十分能干的人，对人民是一种真正的福分……人们对这位官吏充满赞美。当地震来临时，他立刻命令人们冲出去。并叫人们离开住房……当地震过后，他出来叫人们立刻去抢救那些埋在瓦砾堆中的活人……还命令出资埋葬死者和动物的尸体，以防止发生疾病。”

　　震后70天，甘肃旅京人员在报刊上撰文痛述灾情之烈，抨击当局冷漠态度，悲叹：“莽莽七十余州县，统一地图上无颜色；蚩蚩九百万人民，与共和国内为孤孽饮痛而无泪可挥”。呼吁国人慷慨解囊，以救助黎民火荼之苦。旅京沪各地的甘肃籍人士纷纷倡捐救灾。

　　当时，在民间组织的募捐救灾活动遍及全国。旅京甘肃同乡会组织的甘肃赈灾救济会，是较有影响的赈灾组织。该会成立后，即制定了简章，办事规则，向社会各界发出哀告书，向军政要人黎元洪、曹锟、张作霖等人呼吁资助。

　　不过，大灾面前，这样的救援何等力不从心。

　　1921年整整一年时间，民间赈灾救济组织仅收到16个省150余县、单位、军队和500余人的捐款3.1万元大洋。如此微薄之数，可见赈捐之艰难。

　　救灾举措本就举步维艰，杯水车薪，北洋军阀在甘肃的执政者代理、甘肃督军陆洪涛又出了个雪上加霜的“昏招”。

　　他迫于财政和军饷困难等原因，和甘肃军阀孔繁锦一起铸造铜币。这种铜币以民国铜币做样板，进行翻砂铸造，大量发行流通于兰州周围城镇和地震灾区。直到现在仍有存世。

　　这些铜币质量粗劣，版别众多，只能在甘肃省境内流通，在外省根本不能使用。而甘肃又是灾区，救灾物资特别是粮食匮乏严重，翻砂铜币大量入市，等于是人为地制造了通货膨胀，甘肃救济崩溃，民间怨声四起。但军阀们不顾灾民的死活，翻砂铜币继续发行了长达4年之久，造成饿殍遍地。

　　时任固原县公安局局长的石作梁曾回忆，由平凉运来的两车锅饼，刚刚抵达固原县的郊野，就被饥民蜂拥围堵而上拦乞，护押锅饼的士兵也叱之不退，这些饥民“宁甘引颈受刃，不肯舍车放行”。

　　同时有文献记载，1921年的正月初七，这个陆洪涛还在和一班官吏们在督军署饮酒赋诗，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1923年3月19日，甘肃籍国会议员周之轮等人在给中央赈务处的公函中，描述震后两年余的惨状：“敝省自震灾以后，民生凋敝，日益颠连，加以雹灾旱荒频岁歉收，始则省外各县更迭蒙灾近，且流离之惨延及省垣。”

　　逃难，成了众多地震幸存者求生的惟一选择。王炳军告诉记者，海原县死于地震的人十有五六，幸存的又有一小半背井离乡，现在生活在全国各地的海原人，多数都是那个时期逃难人的后代。

留在故乡的人吃光了存粮，吃光了牲畜，甚至用来耕种、运输的牛马也被宰杀殆尽。靠着微薄的救济挨到第二年的春天，野草、树叶又成了吃食。直到数年后，海原民众才又得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