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蒙恬打的并非匈奴，汉军北伐远胜于秦3

李牧时代已经是长平之战之后许多年，秦统一六国的前夕了，倘若此时的匈奴根本还没有大举进入到河套地区，那么秦这次北伐发生在统一后不久，蒙恬在这里对付匈奴的可能性还有多大呢？

是戎狄还是匈奴？

其实在司马迁的记载里，秦始皇命蒙恬率领秦军北伐河南地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河套地区，其作战的对象本来就没写成后人认为的匈奴，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的是“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而在《史记·蒙恬列传》中表达的更明确，是“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戌狄”。戎狄和匈奴这两者在很多今人眼里是没有区别的。但在那个时期，这两个称谓并不等同。以严谨细致著称的历史学家们在执笔书写的时候，必然不会盲目的进行简单替换，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翻开司马迁之前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早在春秋时代，中原的农耕居民就不断遭遇居住在四周蛮族的入侵与袭扰。于是根据东南西北不同的方向，中原人将之也区分为夷（东）、蛮（南）、戎（西）、狄（北）四个不同称谓。因每个称谓各有分别指代的民族文化集团，故而是不能混同而论的。到了战国时期，对北方的游牧逐渐多了“胡”这一称呼，比如林胡、东胡，用以区分新的民族，而非简单的替换过去戎狄的称呼。他们作为不同民族，并存过几百年时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其实在于中国北方到西伯利亚地区的环境变化，越来越冷的气候迫使原本以农耕和定牧生活为主的居民，逐渐放弃原先的生活方式，逐步转变成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游牧民族。这一过程，从空间上来说是由北向南，逐步推进。在程度上，也是缓慢发展，逐次递进发展的。伴随着这层变化的是先秦时代的北方蛮族迁徙入侵。大量的北狄南下中原地区，这些狄人在和中原军队的交战中往往以灵活多变的轻步兵出名，而不是后来游牧民族司空见惯的优秀轻骑兵。

至于匈奴这个词，就出现的更晚了。有中国骑兵之父之称的赵武灵王曾经细数过当时赵国北方边境的那些敌对势力，就不曾提及匈奴大名，其著名的胡服骑射举措也是向半农半牧的楼烦学习而来。一直到战国末年名将李牧的时候，匈奴才开始见于历史记载。

秦末中原混乱之际，匈奴才作为新的北方霸主，在草原地区崛起，南下取河套之地,逼近中原。到了汉武帝时期，一统北方草原的匈奴更是成为了北方草原上不同部落和民族的统称，故而不少当时的典籍诗赋中均以匈奴泛指古代的北方蛮族。但司马迁依然使用“戎狄”而非“匈奴”来描述蒙恬北伐时候的对手，必然是有原因的，绝非玩弄复古笔法之类的附庸风雅。

考古证据——河套戎狄并非游牧

《礼记·王制》把戎狄描述为“不粒食者”，也就是不进行农业种植粮食。由此导致人们将其和匈奴混为一谈，后世历史学家在相当时间内都先入为主的断定戎狄即为匈奴的前身，也是一个游牧势力。但在20世纪初期，著名历史学家徐仲叔根据对史料的辨析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王制》中描述的戎狄数事都更接近中国而非匈奴，因此戎狄应当更加接近北狄，而不是匈奴那样的游牧民族（徐仲叔《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之后，包括日本学者江上波夫等许多学者开始倾向于这一观点。

决定性的证据在20世纪中后期出现了。随着各类考古发现，戎狄的生活面貌再次清楚的展现在了人们面前。就在河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分别发现了两片大型的古代戎狄文化遗留——朱开沟和李家崖。

两个遗址方位图，左为朱开沟，右为李家崖

这两片遗址年代均为商以前到商代，不同时期的遗址埋藏在不同地层，但由于当地的环境所致，时代越晚的遗迹遭遇的破坏越大，反而商以前的遗迹保留要完好的多。这两处遗迹均出土了大量铜、石器具和陶器，凿、镰、铲等生产器具的存在说明其具有基础的手工业能力和农业能力。在这两处遗址墓葬的陪葬物中，陶器是最为广泛的物品，要制造和拥有如此大量的陶器自然也得是定居的村落、城镇而非游牧部落。

更关键的是，这两处遗址出土了大量房屋，李家崖甚至挖出了城墙。也就是说早在商代，这里就已经进入了城市居住状态。并非游牧民族。事实上，根据考古学家的考察，早期的蒙古高原地区乃至更北面的西伯利亚先民都不是游牧民族。当地的先民大都进行一定的农业耕作，并依靠养殖业作为重要经济手段。因而蒙古地区的先民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农耕定居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