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部落史（设盟）6—12

他们同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农民交流耕作种植技术，互相学习，提高农业生产的技能。汉族农民将内陆兴修水利、农田管理、水土保持、密植育种等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授给土尔扈特人，维吾尔农民教土尔扈特人种植果草蔬菜的本领，从而改变了土尔扈特人的营养结构。汉族、维吾尔族人民也学会了土尔扈特人许多改良草场、改善畜群结构的先进的放牧技术。

    随着土尔扈特部落畜牧业、农业和半农半牧业的发展，商业也发展起来了。土尔扈特各领主赴京朝觐时，往往是带着商队，到口内出售他们的畜产品和农产品，以换回日用品再销售给部落人民。首领们还在乌鲁木齐、哈密、伊犁、喀什设立商号。而且在当时的巩乃斯、巴仑台、和静、阿克苏的穆尔札山口已经形成初具规模的浩特（即城镇），大批的汉族、维吾尔和回族商人开店设铺叫买喊卖，“他们进入蒙地城镇进行贸易”。而土尔扈特人民在俄国时就积累了不少的经商经验，东归祖国之后，商品贸易突破了贵族需要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到人民大众之中。汉、维、回族商人从土尔扈特牧民手中收购畜产品原料和畜产品半成品，贩卖各种日常用品给牧民，时间久了他们逐渐在土尔扈特草原居住，有的商人甚至还在巴音布鲁克设立商号，修建店铺。有的商队更进一步跟着牧民转场，吸收土尔扈特人的土产，销售商人的绸缎、衣物、砖茶、布匹。部落不少的牧民也开始经营商业，他们从内陆买回衣料和日用品，在部落销售，以供给人民的需要。有的经营运输业，把部落大宗的畜产品和农产品，运到口内和口岸进行贸易。为了适应土尔扈特人民发展经济的需要，各寺庙的喇嘛也进行商业活动，当时的阿嘉库伦寺所在地巩乃斯与和静黄庙不远的巴仑台，就是土尔扈特部喇嘛们进行贸易的重要市场，也是土尔扈特部落土产收购中心。总的说来，清代的土尔扈特部落的商业，沟通了部落与内陆的物资交流，使部落的经济与内陆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清代，不仅可以通过汉商得到内陆来的各种精细的手工业品，而且汉族手工业者和原土尔扈特部落的手工业者结合起来，以生产的手工业品来满足部落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需要。独立的银匠、铁匠、木匠和泥瓦匠已经形成，他们深入农区和草原，为农牧民制造和修理各种工具，为妇女们制造各种饰品，为喇嘛建立寺庙，为贵族修建居室，为牧民建立冬营地和为农民建立居住点。车辆的锻冶，木制器具的制造，房屋修建，村镇的建设都一一发展起来了。

    手工业者制造了各种用品和器具，如靴子、马具、铜器、小刀、锡器、木碗、首饰等等。中国式幌车、俄国式的铁马车的制造和使用，无论样式和构造，都有很大的进步。手工业者逐渐代替了部落人民的一部分农庭手工业劳动，广大的牧民取得了更多、更精制的手工业品，还可以用更多的劳力从事牧业生产。

    1872年，阿古柏入侵旧土尔扈特部东西南北4盟，人民背乡离井、流离失所，人口失散大半。农区土地荒芜，草场严重破坏，牲畜五分之四被阿古柏侵略军抢掠，土尔扈特各部落经济衰败到了极至。1878年，各部回到原地聚居，重建家园，虽经各族人民的支援、清政府的救济，但由于部落元气大伤，经济恢复缓慢。“到辛亥革命前夕，各部人口仍不及1861年的一半（《焉耆乡土志》光绪三十四年，统计资料。）”开垦耕地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五。像南路盟到辛亥革命初年收粮还不足1200石，不够部落自给，仅够农区和半农半牧区蒙古人民饱腹而已，牲畜存栏头数仍不足1871年的百分之四十，尚不足30万头，人民生活仍然比较贫困。但是，从1878年到1911年的30多年间，部落局势相对稳定，部落人民获得相对发展经济的短暂机遇。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疏浚了草原的水渠，开始更加精心地治理草场，各部在30多年间，从劫后留下的极少的牲畜发展到5至6倍的数量。农区和半农区土尔扈特人民积极兴修水利，修渠引水，重新治理复耕原来的土地，耕地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城镇又开始繁荣，商品又在农牧区流通起来，土尔扈特部落的经济又出现了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