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揭秘《红楼梦》真正作者是崇祯帝的四皇子笔下的家亡血史21.1

　　清人戴名世对这段公案作了以下论断：“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②

　　杨凤苞也说：“及谓福王亦伪，乃出东林、复社爱憎之口”，“盖阮大铖欲尽杀东林、复社诸君子，向后诸君子追憾其事，并恨王之任大铖也。造言汗蔑之不已，复奋断曰：‘是非明之宗室也。’甚疾之之词尔。”③杨氏的基本论断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这类谣诼蜂起乃“诸君子追憾其事”，恐怕未必。因为抓住伪太子、“童妃”案大闹是在弘光在位时期，弘光朝廷的内部纷争严重影响了自身稳定，无暇北顾，特别是一些东林—复社人士依附地处南京上游的世镇武昌的军阀左良玉，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马士英、阮大铖明白要扼制住拥立潞藩的暗流，必须援引江北四镇兵力作后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弘光朝廷迟迟未能北上进取，同东林—复社党人的兴风作浪有密切的关系。杨凤苞还说：“明末南都之亡，亡于左良玉之内犯。”①左良玉的兴兵东下，固然有避免同大顺军作战和跋扈自雄等原因，但他扯起“救太子”、“清君侧”的旗帜却同某些东林—复社党人所造舆论一脉相承。

　　上面批驳了黄宗羲、林时对、钱秉镫等人的荒诞，并不是仅限于探讨史料的真实性，更无意于钻究宫闱秘事，而是说这三人的记载透露了弘光朝廷上党争的激烈情况。真正的策划者未必是他们，因为弘光一朝党争闹得势同水火，而黄宗羲等人在当时朝廷上并没有地位，掀不起那么大的风浪。直至社稷倾覆，江山变色，东林—复社党人仍把责任全归之于弘光昏庸、马阮乱政，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一批追名逐利、制造倾轧的能手，对弘光朝廷的覆亡负有直接责任。”

　　再摘百科上的总结：“根据明末清初笔记记载，朱由崧是个十分昏庸腐朽的君主，整日只知吃喝玩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在其即位之前，史可法曾写信给马士英说明“福王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无知和专横。由史可法、张慎言、高弘图等17人签名送与马士英。后人称其为明朝及南明最昏庸的帝王，唯知享乐，不问政事，沉湎酒色，荒淫透顶。然而细检史籍，可知竟传闻难据，推其缘由，多由东林党人因国本之争对福王藩一系的成见所致。而其本来的经历显现的是并非昏庸且颇有个性的政治家形象。如曾任弘光朝给事中李清《三垣笔记》、《南渡录》及《甲申日记》对荒淫纵欲之事，且加辩诬[15]。此外朱由崧还为明惠帝以及靖难之变中殉难的臣子予以平反，因此其政治得失尚有争议。

　　钱海岳《南明史》评价弘光帝“北京颠覆，上膺鼎箓，丰芑奠磐，征用俊耆。卷阿翙羽，相得益彰。故初政有客观者。性素宽厚，马、阮欲以《三朝要典》起大狱，屡请不允。观其谕解良玉，委任继咸，词婉处当；拒纳银赎罪之议，禁武臣罔利之非，皆非武、熹昏之比。顾少读书，章奏未能亲裁，政事一出士英，不从中制，坐是狐鸣虎噬，咆哮恣睢，纪纲倒持。及大铖得志，众正去朝，罗罻高张，党祸益烈。上燕居神功，辄顿足谓士英误我，而太阿旁落，无可如何，遂日饮火酒，亲伶官优人为乐，卒至触蛮之争，清收渔利。时未一期，柱折维缺。故虽遗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东林党之卑劣在林红玉弘光帝的历史上再次刷新，不能认清东林党的真面目，就无法看懂《红楼梦》，因为朱慈炤的不得不“反着看”“看背面”就是被黄宗羲、吴梅村这些卑鄙的东林党逼的！

　　东林党以清流自居，实际上却是用道德礼法给政敌大扣帽子，用攻讦打击政敌，为自己谋私渔利。东林党热衷的党争造成国家的巨大内耗，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明末自万历朝起的“妖书”、“梃击”、“移宫”三大案，都是跟东林党争夺政治主导权密切相关。而弘光帝的继位问题，更是彻底的暴露了东林党的私心自用。因为担心福王即位后会追究东林党在三大案中的责任，所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捏造朱由崧不贤，反而声称品行不怎么样的明神宗之侄潞王朱常淓很是贤德，一反他们素日的伦理立场，坚决要立伦序靠后的为帝，造成极大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