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 山
这个话题，是一年前的强说。有上无下，本来留个“下”，是想从文化角度说一下运河与江南的关系，其实可能就是今日江南的成因，但实在没什么好说。人们都已知道，而我并没有心得。最近因《运河博览》杂志赵总邀约，勉强草草完成。也有吴江的好友想看续篇。这样，算是交待。
一
从古书上，由春秋战国、秦汉，看到隋唐，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所谓“中国”的历史，在中原的广袲地区循环往复。似乎是一个内循环系统。而江淮以南的地区，被视作化外之地，即文明以外的地方，蔑称“荆蛮”，那部历史好像视而不见。这种观念的影响如此之深，到上个世纪，即使由于逃难，迁徙江南的中原人，还叫江南人“蛮子”。
这不是文明的早晚问题，而是文明的隔离。也许还有历史书写者的傲慢。现代人已经知道，崧泽、良诸文化区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苏州有一万多年的稻作文化遗址。但提前书写“中国史”的国家，并不知道这个区域的存在。
他们认识南方的外部世界，并逐渐产生外循环——时间节点，就是隋唐运河的出现与贯通。
运河对中国古代文化最重要的影响，是发现江南。
在以舟代步、依靠河流移动的漫长时代，人们的居住、迁徙、征伐，多在自然之河的上下游，或邻近的河流之间。大江大河限制了中原人的行动和视野，更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夫差通过人工挖掘的运河，向北讨伐，逐鹿中原，一定曾使他们震惊，他们印象中文身断发的野蛮人，居然拥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且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突袭神圣的中原文明国家，连续取得战争的胜利。完全颠覆了他们对民族强弱、文明优劣的认知。如果不是南方的吴越楚三国，陷入长期混战，牵制并严重消耗了力量，更不用说缔结南方三国联盟，来自游牧民族的秦国，是否能统一六国，势力延伸到淮河、长江以南，是很值得怀疑的。随着楚国的灭亡，关于太湖流域吴越古国曾经震撼的历史记忆，很快就被秦始皇的统一消淡了。
即便以周天下诸侯国的优越感，他们也忘了江南勾吴国的创始者，太伯、仲雍，也是周太王的儿子，他俩的侄子就是周文王。到寿梦第一个称吴王时，便开始了与周朝的沟通，他的第四个儿子季札，成为吴国出使中国的伟大外交家。而季札对周礼的深刻理解和践行，不仅赢得孔子的尊崇，生前就享誉南方圣人，吴国的文化水平，高于同时代中原诸国，而且，季札五让王位后，即位的阖闾及其儿子夫差，创造了城市文明、军事强国的巅峰。
春秋时期与中原并存的，同样是不可一世的南方王朝。这是二千五百前的“南北朝”。而且，是南方的霸气，因为出现古运河，威胁到了北方的王朝，而不是相反。而南方军事上的衰落，也是南方阵营的“内耗”造成的——没有形成阵营，并不是北方的强大导致。否则，未必有二千多年的秦制。
孙吴的灭亡，似乎是一次涅槃。司马睿率晋室南渡，江南成为汉族国家的所在地。实际上，东晋已经开始南北朝，这是南方的另一个“战国时期”，宋齐梁陈四朝寿命更短。军事、政权割据，却促进南北文化的交融与演化。“江南”时代，已在纷乱中揭幕。等到隋朝运河凿通，陕西人隋炀帝已窥见丰饶的江南。当然，历史的格局形成，隐藏着深深的个人偏好和偏见。
二
隋炀帝，是运河与江南关系的第一个发现者。当然更是这个关系的开创者。因而以对后世的重要性论，他的影响，超过秦国的始皇帝。他是另一个更悠久帝国——运河经济、文化帝国的缔造者，或者说，他是以运河统一南北文明的帝王，比军事、政治统一中国的人更伟大。即使是秦制延续的漫长时期，也依赖他的创造性贡献。这是一个被大大低估、值得研究的千古一帝。
意义要从后来的历史看。隋炀帝施政的三大工程：挖大运河，营建东都，游幸江都，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皇帝图自己一时兴起，罔顾百姓死活，但三项工程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和逻辑。不仅仅是他对南方的重视，更包含远见卓识。他比此前的任何帝王视野开阔，并敢于突破传统的信仰。关于帝国的未来，包括都城、国之命脉，他的构想，绝不局限于北方。终极重点，落在南方。但自古从无先例。实现这一远大目标，识见和雄心，阻力和困难，都前无古人。最重要的条件，是运河，更前所未有。
隋炀帝喜欢江南，因为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始发地。扬州是他的大本营。他特别熟悉江南，比谁都深谙南方的重要性，并将这个议题一再在朝堂讨论。南方在任何方面都优于北方，思想前卫，经济发达，文化繁荣，风景优美，气候舒适。中原的帝业，远离南方经济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水运是最快捷、便利的经济之源。在辽阔的土地上，人力开挖这么一条改天换地的河流，胆识与想象力，缺一不可。
但无论是作为最后的退路，还是最终建都，江南是深藏在心底的秘密。他只是在言行上，逐步提升南方的重要性。最主要的行动，自然是开挖运河，等待水到渠成的机会。迁都洛阳，也是为了更方便与南方连接起来。
隋炀帝的心思，迹象明显。他重用江南人士。大批江南士人被召入京师，接近权力中枢，甚至执掌军权，信任无以复加。他的许多谋臣来自南方。这种朝廷江南化的措施，使他能顺畅地实行心中既定的规划。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江南的利益回报，
为了运河，他是迫不及待、急功近利的。
最后两年时光，他在南方运河重镇江都度过，把自己比作是陈后主，一个亡国之君。是遗憾，也是欣慰。他和陈后主一样喜欢文艺，喜欢与江南的文人雅士一起。哀叹中，或有如愿以偿。
但是，他揭开了大运河文明时代的序幕。
南都还是北都？经济与政治的千年南北朝，被他开启了。
三
开河，是江南源头性的文化。从吴国阖闾夫差父子、越国勾践大规模的开河，尤其夫差的军河北上，开启运河历史，改造了江南地理，乃至中国的历史地理，到吴越国全域的水利工程，奠定江南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最坚实的基础。也可以说，江南从东南一隅崛起的历史，就是开河的历史。
江南的出现，最初的文化意义，是对自视神圣、正统的中原文明的冲击。大运河，修改了帝都观念。此前的北方人，作为帝都中心论者，都是首都崇拜者。国都圣地，从来是属于北方的，国土不过是都城的扩展和延伸。历史上，人们向往和怀念的城市，言必称几朝古都。凡是最大、最美、重要与繁华的城市，都是首都，或曾是首都。但江南温润肥沃的水土，波光粼粼中的城市，宛如新大陆，逐渐消解了他们原来的概念。
它们是大运河的城市。
只要是运河边的城市，不分南北，都繁荣、美丽。北方的中心论，逐渐分崩离析。“带”的概念诞生了——大运河带，就是经济带、文化带、城市带……王朝更迭，帝国兴衰，轮回中，它是所有新生国家的脐带。而运河两岸的城市、经济和文化，始终欣欣向荣。
中华文明的历史地理，甚至于古老的中华文明，被大运河深刻地改写了。帝国的政治中心，不必在地之中央。只要有大运河追随、流通，即使在险要的疆界、边远的沿海，作为起点或终点，自如地控制调节政治、军事、经济资源，首都的治理功能与安全保障，就固若金汤，并不会影响中央集权统治。
从112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中心，离开中原，转移到江南，从此再也没有同时回到黄河流域。尤其是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始终在江南的运河带上。这不是黄河、长江两个东西方向流域古老文明之间的关系，而是中华历史文明，被一条南北流向的人工河——大运河，改变了。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流域文明，中国此后的帝都，不是在运河的南端，就是在运河的北端，来来回回。
“运河上漂来的城市”——北京的建都，是意味深长的。它在任何方面，都不适合做首都，但大运河却使它最胜任做首都——皇帝亲自掌控的强大军队，抵御来自北方的威胁，这支力量不适合交给任何人，但没有南方的经济输送，北方的坚守和抵御，又是无法完成的。一个两难困境，运河帮他解决了。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是可以从政治中心剥离出来的。
这是支撑与维系一个庞大帝国的千古难题。
与自然形成的河流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不同，大运河是跨越经线、串联南北文明的河流，由此带来的经济、文化交流，前所未有，比黄河、长江自古以来上下游之间的交流，重要得多。从隋唐到宋代，经过五百多年，随着运河之上物流、人流的日益频繁和增长，流域的城市、乡镇、人口稠密发展，流动与积淀的物质、精神文明，已经郁郁葱葱。
黄河边的城市，长江边的城市，属于过去，到了运河边的城市兴起，中国的历史格局，走出中原之间的逐鹿，在它南方、北方的京都，史诗般壮丽，才真正辽阔恢宏起来。
近世有一种理论：“国都决不可再设在南京。江浙沿海一带，虽是今天经济文化之重要地区，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树繁花，已经开发到烂漫极盛之时，快该凋谢了。”又说：“中国的内陆西北和东南沿边，在同一国家之内，却存在有两个绝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太过悬殊，这真是一大问题。”
这个大问题，在古代是由大运河破解的。但是关于东南沿海“烂漫极盛之时，快该凋谢”的断言，是很可笑的。江南持续繁荣发达了一千多年，同北方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是极盛，何时该凋谢？悖论是，如果东南沿海经济文化凋谢，北方的都城，撑不起庞大的身躯、宽宏的气魄。到当代，运河带的功能是衰落了，然而，沿海带的经济文化方兴未艾，江南依然是得天厚有的。
四
在隋唐统一的国土上，大运河所创造的人文地理，与它经济命脉的重要性，一样塑造着现代中国的雏形。尽管运河水道上，还有风高浪急的江河险阻，但挡不住参加科举考试的一流。科举制度和大运河贯通，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历史，给南方人特别是江南人提供了机会的通道。南北两个原本阻隔的历史、地理板块，被制度与人的流动连接起来。
科举考试实质上是选官制度，所以又成为教育与文化发展的强劲动力，这对于边缘地区的江南人，进入北方高级别的官僚体系，学习和吸收中原文化，是特别重要的。从不太全面的状元人数统计，约略可见一斑。唐朝的58个状元中，北方40个（其中河南、河北有26个），南方18个（其中江苏7个，浙江没有）；五代16个状元，北方6个，南方10个，人数比例逆转；北宋52个状元，北方28个（其中河南、山东25个），南方24个（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四川、安徽基本均衡，共24个）；南宋37个状元，北方一个也没有，南方37个（分布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湖北）。
唐朝时，江南道输送的人才，大致占10%。有人认为，这些数据，反映了南方教育的发展水平和趋势，这只是一个方面，真正的意义，映现江南士人群体的政治地位。与隋炀帝时代相比，江南受重视的程度显然大为降低。幸好，这种状况在五代十国时，进入百年乱世之际，被吴越国扭转过来。到宋朝，南北方的地位已经倒过来，首先是经济的稳定发展，其次就是教育、文化的发达。而且，南方各地是比较均衡的，代表着普及的程度，以及地区经济的差异并不大。这是南北文化交融后，中国文化的重要变化。并且越来越向南方倾斜。宋室南渡时，趋势已经形成，之后，官僚士绅、文人等社会精英，进一步流向江南，到明朝中叶，沿大运河从杭州、苏州、常州，到扬州，仅仅这些南方运河城市的进士群体，就占中国精英人才半壁江山。
宋朝结束时，太湖流域成为科举中心，已指日可待。除了京畿重地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运河边的城市，密集地繁荣起来。太湖流域的诸州主城，也就是直接或间接的运河城市，间接是由太湖和运河支流连贯。这里本来就是语言、风俗相同相通的经济、文化一体化区域。当大运河将北方的优秀人才和文化、技术、财富，纷纷输入，太湖流域就不仅仅是江南的，还是北方人创业、乐居的沃土。
但是，过于强调宋室衣冠南渡的作用，是不客观的。江南的基业，是唐宋之间的吴越国奠定的。因为十国中，只有吴越国近百年的和平发展，呈现乱世中的桃源景象，面积最小，存在时间最长，而且它的终结，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放弃”，开创了历史上和平统一的先例。这次伟大的历史事件，几乎被人遗忘，对于江南，以及北宋，却如此重要。这是一个因低调而被后世忽略的独立王国。
最后一个吴越王纳土归宋时，吴越国有多强盛？13州、1军、86个县、550680户、115016个士卒，就是说有大约300万人口，如按一户一兵，可以有55万军队。因此，吴越国是北宋统一前，唯一有资格跟北宋抗衡的国家。经过史上最黑暗十国乱战的北宋，当时仅有户650万左右、总兵力不足20万。小小吴越，因为是长江以南唯一免遭生灵涂炭的国家，还拥有全国至少十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国富税敛、重农亦重商，手工业、纺织、丝绸、印刷、制瓷等蓬勃发展，与契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外交、贸易，更是诸国所无，经济、军事实力超过北宋。
退居江南的宋高宗，曾经夸耀：海外贸易赚的利润，足以满足政治和军事的需求。吴越国的基业，于此可见。开禧二年（1206）时，南宋中央财政收入达到8000万贯钱，清廷1900年代为800万两银，而南宋一贯钱购买力是清末一两白银的两倍，税率却低于清廷。当时一个熟练雇工的年薪，超过知府，达到400贯（相当如今的15万元）。南宋的财富，完全依靠江南。是南宋成就江南，还是江南挽救南宋？
苏轼对这一时期吴越百姓的生活状态，有羡慕的评价：“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对吴越五代国王赞美：“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所以，吴越国以所有的土地、人口、军队和财富，和平交出，对精疲力尽的北宋立国，是巨大的贡献，同时保境安民，又换取吴越几百年持续的稳定发展。三四百年不知战争、埋头发展，历史上，好像很难找到这么一个地方。最后，南宋到此偏安，江南又接收了一批重要资源，尤其是宝贵的人才、经济和文化资源。
江南的文学、艺术，在这一次的南北融合中，形成了如今人们熟悉的面目。
五
唐朝，中国开始了诗国时代。诗与远方，是唐人的时尚。那些唐诗，许多是路上的产物。
在大运河上移动，与充满艰难险阻的黄河、长江不一样，与陆地的车马上也不一样，这两种行动，是少数人的历险，或是迫不得已的旅程。运河，不仅把更多的诗人载向远方，与更多的人认识、交游，而且，更悠闲、从容，适宜于回忆、沉思和创作。
从两晋南北朝的伟大诗人们，用诗词歌赋最初塑造文学江南之后，隋唐起，大运河为安定、繁华、富裕的帝国诗人，开启旅游时代。他们有的是赶考或落榜的考生，有的是提抜或贬谪的官员，有的是逃难或漂泊的浪子，总之，在遥远的南方和北方，到处出现唐朝诗人的身影。
诗词是旅游的文学。宋朝的词人、诗人，继承了旅游的传统。
唐诗宋词，可能有一半是写南方的，南方的一半，是写江南的。江南，就是唐诗宋词写出来的流行名词。如果没有江南的风情，江南的意境，江南的意象，一部中华诗词史该会多么逊色。去江南，是一种时髦的行为，就像今天的人没去过欧洲，没去过巴黎、威尼斯。描绘江南，也是风雅的文学活动。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统计、例举。
诗国的诞生，与交通、旅游的河流，以及诗性的江南之间，有没有神奇的关系？水灵灵的地方，草长莺飞，烟雨柳丝，小桥流水，天生是给诗词预备的。写江南最好的诗词，大多不是江南人。这是为尊贵客人提供的礼物。
一个被淡忘的唐朝诗人，留下的断句：“枫落吴江冷”，几乎被之后诗词大家，都袭或化用过，成了千古著名的江南意象之一。白居易很直白，直接说“江南好”，连回忆也是江南的最铭心刻骨的，似乎那里从来没有不愉快的事情。
这些唐诗宋词的作者，才是江南、江南文化的塑造者和传播者。其中，热爱江南的官僚兼文化巨匠，如李白、苏轼等人的职务行为和文学创作及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创造的文艺资源，至今为江南文化提供着独特而强大的能量。
诗词深刻地培育了江南文化，提升了江南形象，江南也成为诗人词客倾心的题材——南北文化交流的又一重大事件。
两晋时，江南人的诗赋，受楚辞影响，处于过渡时期。如张季鹰入洛后的《思吴江歌》：“秋风起到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不仅最早创造了名满天下的江南文化意象，从诗风来说，初融南北，一转眼到罗隐，即将没有南北之分，进入隋唐，江南诗家词人的文学形式和风格，就“中国化”了。文化的发达，来自交流与碰撞。唐宋时期的运河，无疑是中国大地上密集而频繁的文化流，促进流域城市之间的文化交融，孕育生机勃勃、包罗万象的运河文化带，而且，五湖四海的人们在来来往往中，提升中华文学艺术的繁荣。
江南的书画艺术，便是顶尖书画家集聚江南的南宋前后，日趋成熟。这当然跟江南的经济和温润水土的先天禀赋，大有关系，米家书画船这样的奇观，是只能出现在江南的水景里，但古代最优秀的文艺精英，毕竟是围绕皇家的。宋徽宗《宫词》中“江南”与“仙境”，是频繁出现、相互交织的主题，或许也授意移植到《千里江山图》，有人认为这是写实山水画，取景已多是江南一带景色，几已成为皇帝的审美理念。徽宗的艮岳，收藏了大量江南山水和名胜绘画。他对江南趣味和风格的接受和倡导，特别是米芾等对董源、巨然的推崇，对后世江南绘画地位的提升，产生深远影响。
文人趣味的诗词与书画，从王维以来就渗透到北宋宫廷。中国水墨山水画，兴于盛唐，五代时，但宋初山水传统，主要绘画北方大山大水的雄浑气魄，江南的山水画到北宋后期，进入史册和皇家画院收藏，受到重视。经过南宋，等到赵孟頫、黄公望等出现，以及沈周、董其昌、四王等一再确认，被元明清宫廷所推崇。
宋徽宗的画院时代，“流行着一种精致优美的山水长卷”，如宋徽宗款《雪江归棹图》、希孟《千里江山图》，与南宋赵伯虚《江山秋色图》。《千里江山图》是运用“青绿法”的成功案例。也许标志着青绿山水画的兴盛。赵孟頫的荷叶皴、黄公望的披麻皴、王蒙的解索皴，以及倪瓒等人惯用的技法，都已经出现在希孟的笔下。而其画中的山石结构和皴法，也被文徴明、仇英等继承。
每一个沿河城镇，都是文化经由与驻留的码头。伴随着观光旅游，各种休闲文化与运动，在运河两岸流行、融合，比如戏剧等，南腔北调，到元明清时期达到高峰。此时，江南运河流域的许多村镇，星罗棋布般迅速发展，成为江南繁华图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增添了不可替代的江南魅力。
六
元朝对江南文化的影响，还有许多历史之谜。江南第一次受到其他民族的全面侵扰，也许造成极大的冲突，而且江南人的等级很低，但事实上元朝的怀柔政策，并未引起太大动荡，杭州的都城是和平解决的。与后来满清在江南大规模屠戮的灾难，完全不同。苏、杭在蒙元时期，甚至取得最好的基础建设成就。大运河最结实而壮观的吴江石塘，以及六十二孔垂虹长桥易木为石，便是元朝建造的。甚至于京杭大运河最后的完善，也在元朝。蒙古族的官员和文人，对江南的喜爱，无论在治理行为，还是用诗词赞美，都是明显的。
他们还乐于到江南任职、游学、寓居，并在语言、饮食、服饰等习俗方面，对江南的汉人产生很大的影响。“鞑帽毡裘”，北式的方笠窄袖衫，被江南人乐于接受，并认为时尚，反而觉得自己传统的“深衣幅巾”难看，这种主动的文化改造，也与江南在清初激烈而顽强的文化抵抗，形成鲜明对比。而蒙古、色目人学习汉文化，更加努力，有些人因为倾心，改为汉姓。黑暗的蒙元时期，不及百年，江南的面貌，竟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南人求名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趋”，南方人渴望功名，坐舟奔赴北京，北方人（蒙古人）追求利禄，乘船纷下江南，各取所需，各有所得。他们在运河上彼此交错。
也有不求利禄的性情北人。可以称为“运河诗人”的萨都刺，是元朝词人之冠，才华的杰出，超过寻常汉家诗人。他在江南任过官，并且一生大多时间在江南，为吴江写过多首佳妙诗词。如《长桥》：
插天䗖蝀势嵯峨，截断吴江一幅罗。
江北江南连地脉，人来人往渡天河。
龙腰撑出渔舟去，鳌背高驼驷马过。
桥上青山桥下水，世人能见几风波？
他还是书法家、画家，与逃隐吴江的倪云林等诗画唱酬。元初江南背景下，这样的文化融洽场面，是异乎寻常的。
许多官员最终留在江南。宁玉是其中一个。他跟元世祖渡江征伐有功，授百户，又随宰相伯颜南下灭宋，是驻守水上要津吴淞江头的高级将领，累官浙西道都元帅兼沿海上万户。退休之后，在吴江的运河边终老。他的宅院，后来成几处文化名胜古迹。蒙元文化与江南文化的相互影响，是多元的。并没出现史书上渲染的相互歧视。当然，江南人本来是最少地区、人种、文化歧视的，他们的眼界，看惯大河大海上过往的人事，何止悠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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