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籍华人，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原院长、教授。（2009年荣誉退休）。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除城市规划外，在科技、经济、金融、贸易、文化等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专著与论文。2002年由中国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一个城市的美，不是为游客欣赏的，而是为市民享受的。但是当市民和游客都认为它美，那就是“完美”了。
如果我要选这样的一个城市，我会选巴黎。我喜欢的不是那些世界驰名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凯旋门、圣母院。这些地标性的建筑，许多城市都有。我喜欢巴黎的是它“人的尺度”，一个游客欣赏、居民享受的“美”城市。美在哪？
今天的巴黎，起码是巴黎的中心区，不是“自然”发展出来的，是“人工”设计出来的。要从头说起。
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在1848年当选大总统，开启法国的第二共和（第一共和是法国大革命）。那时的巴黎人口比拿破仑时代增加了一倍，挤塞、肮脏。路易·拿破仑极想重建，但总被市政府的官员和权贵诸多阻挠。他很有民望，但宪法不容连任，他又没有足够国会支持去修宪。1851年12月，他发动政变，1852年称帝，是为拿破仑三世。同年11月，公投大胜，帝位坐稳，他可以实现重建巴黎的心愿了。
这是天大的事情，定要找个得力的人去执行。选中了30来岁的豪斯曼（Georges-Eugene Haussmann，1809-1891，后来封爵，一般史书称他豪斯曼男爵）。他不是建筑师或规划师，是个地方官。为什么选上他？负责挑选的内务大臣是这样记录的。“此人给我极深刻的印象。很奇怪，他的天才和聪明不及他的瑕疵和缺点更吸引我。我面前的他是当代一个最突出的人物，健硕、活力，既聪明又狡狯。他胆大，绝不畏缩表扬自己......他可以5-6个钟头的去谈他最喜欢的题目——他自己。可是我一点也没有烦厌。看来，他正是我需要的人，去跟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去斗、去跟那些满脑子偏见的经济学家去斗、去跟那些来自股票市场的狡狯之徒和疑心重重的人去斗。对一个情操高贵、忠诚聪敏的正人君子一定会失败的地方，这个精力充沛的活动家......有才能、敢于行险侥幸，会用更权宜的手段去对付权宜，设计更机巧的陷阱去对付陷阱，一定会成功”。
拿破仑三世在1853年委他为巴黎塞尚区（市中心）的区长，吩咐他把旧城改造成一个卫生、宽敞和宏伟的城市。三世在自己办公室挂上一幅大地图，用颜色标示新的大马路。这些宽宽的大道，部分是为了行军和调动大炮，但更重要的目的仍是解决市内交通问题和连接地标性的建筑物。他和豪斯曼差不多每天都见面、商讨，共同解决建设新巴黎的问题和巨大阻力。
现代巴黎的面貌是豪斯曼用了30年的时间一手创出来的。巴黎的面积增加了一倍。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卫生、供水、交通项目雇用数以万计工人。有估计巴黎劳动人口的五分之一是为他打工的。这30年，巴黎就像个大工地，他拆掉了数不清的旧建筑，开了过百公里的新路去连接市内的中心点和地标。融资是最头痛的问题。他解决的办法简单、有效，在当时是创新。他把建设每条马路和两旁建筑的成本和收益全交给开发商，但他们一定要遵照他的规划，沿着这些大道的建筑物，主要是住宅，要统一的高度、统一的风格。豪斯曼爱直线、爱秩序。直直的大道，两边的公寓住宅不超过6层高，与路的宽度对称。这些豪斯曼公寓（Haussmann apartments）有几个特色，构成巴黎独有的迷人街景，统一中有节奏，华丽中带优雅。1）浅乳灰色的石灰岩外墙（Lutetian limestone，也称“巴黎石”，Paris stone）。2）住客从车门（当时是马车）进入内院，在内院下车才进入各自的宅门。3）地面一层向街，商用或店铺，内设矮阁楼住人。4）二楼的楼底高达3.9米。设计原则是要离街外的路面有足够的高度以保私隐，但又无需走太多的楼梯。这是最值钱的一层，当时是贵族住的。外有阳台，里外都是装饰华丽。5）第三、四层比较矮，装饰也比较简单，当时是中产阶层住的。6）第五或六层是顶楼，仆人住的，而且只能用后梯上去，但今天反过来是最多人居住，因为可以看见巴黎的屋顶。7）屋顶作45o倾斜，为采光，但也为巴黎提供一条美丽的屋顶 线。
我最动心的不在这些秩序井然、视野开朗的巴黎大道，也不在那些高低有序、精致大方的豪斯曼公寓楼的临街面，而是在它们后面，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优雅世界。有人说，法国人爱“墙”，因为在人际关系上他们渴求亲近（intimacy），但又享受隔离（separation），也就是亲密的接触，但安全的距离。“墙”就是最贴切的演释：近在咫尺因为就在身旁边，远在天边因为中间隔着墙。我们把街坊叫“隔邻”（广东话叫“隔离邻舍”）也是这个意思：既是“邻”，但又是“隔”。英语的“滥交”（promiscuity）在法语是“没有私隐”（promiscuite）。法国人（巴黎人）把“私隐”提升为一种视觉艺术。豪斯曼公寓的“内院”（courtyard）被称为“城市后面的城市”（city behind the city）—— 一个偶尔现身的隐秘世界。从城市生活文化的角度去解释，豪斯曼公寓临街一面的房间可以说是一堵“墙”，虽然有阳台、有窗，但都是外面人看见的地方。真正的家居生活空间是在后面，面向内院。内院最窄的地方一般不会小于15米，设计是多姿多彩：花草、树木、喷泉、小亭、雕塑、座椅，当然也有乱七八糟，但都会完全反映居住者的品味以及各居住单元之间的邻里意识。可以想象。这个由十来二十户人家共享的内院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社区”。坏处是邻里之间会有摩擦，但好处多得很呢。鼠窃狗偷不敢进来，财物就安全；闲杂人等不易进来，家长就安心让孩子在院内玩耍；谁家出了什么事情总会有邻里照应。在这个不太大也不太小的“社区”里，你有足够的机会去接触所有人，也有足够的空间去避开任何人。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院里活动；没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欣赏别人在院里活动，体现了邻里之间的自存与共存平衡。大多数来巴黎的游客（包括外地来的法国人）只可以在偶然机会发现这个巴黎的内在世界。从大门侧那半掩的小门，你可以看到那铺满了鹅卵石的院子的一小角。那里，看门人小房间的外墙上长满了长春藤，房间的门口摆满去了旅游的住客寄放的盛开天竺花（八月份是游客到巴黎的旺季，也是巴黎人到别处避暑、避游客的时间）。这些内院又被称为“有结构的虚有”（structured void），有避开管制的意思。豪斯曼的巴黎意味一个管制的世界，豪斯曼公寓的内院意味一个相反于管制的平行世界。相对于严格排列的马路、广场、公园，这些内院是个隐藏着的城市：隐秘、含蓄。中世纪的巴黎也有内院，仿效乡下农舍围着公用的水泵。17世纪末到18世纪，巴黎的木建筑被石建筑取代。有钱人家的房子或高档的旅馆都有个院子把主人的住所或贵价的客房跟嘈吵的街道隔开，可以说是豪斯曼内院的先驱。虽然当初豪斯曼公寓的住户都想有临街面的窗口，但很快就发觉面向内院并装上大窗的单元更抢手，因为它满足巴黎人对城市生活“追求亲近但又享受隔离”的意欲。今天，去巴黎旅游，最懂享受的精英不住五星酒店，而是住有内院的Airbnb。中国有四合院。虽然是一两层，但内院的意义一样——闹市中的安静。闹市的声音、气味会传进来，但会是隐约的、过滤的。你并没有跟外面的世界隔绝，但这里是你的天地。你仍是城市的一份子，但在这里你可以有自己的个性。这就是城市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平衡，是种自存与共存平衡的城市文化，反映高度的城市生活艺术。
我认为美国人从来没有真正懂得城市生活艺术。这跟他们的个人主义很有关系。聚居在一起，但各自为政。当然，历史过程中的客观条件也没有帮助他们发展一种“与人共存”的城市文化。当初移民是垦荒而来。各人拿到一块土地后就自然的在土地上盖个农舍，也自然地是全是分隔的。每个农舍都是外望的，不单是为了采光，更多是为了照顾土地和保卫家园。你要从老远就可以看到来践踏你庄稼的野猪、来伤害你牲口的豺狼、来抢掠你财物的强盗、来威胁你生命的土著。这也养成他们携枪的文化。还有，你往外望可以欣赏远山近林，开垦后更是田园景色。外望式的住房设计既为实用、也为享受。1842年开始，美国政府推进西部开发。任何人只要在地上开垦5年，160英亩（64公顷）就是你的了。直到1976年，政策正式结束，美国十分之一的土地是这样开出来的。随着美国晋升为世界霸主、代表美国人居住文化的外望式独立房子成为全球“住的典范”。外望式独立房子是“自我保存”的体现，强调保卫我的土地、享受我的田园。当你有160英亩全属你开垦的土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完全可以做到的。稍后，人多了，聚成小村，然后是小镇，独立房子演变成左右相连的排房，但依然是外望式。再后，人聚得更多了，就成为城市。人多地少，就把横排的房子竖起来，建高层了。当初是几层，后来是十几层，最后是几十层，但都是外望式。
市政府很合理的（为了采光、空气、防火等）规定建筑物要从前面和后面的红线退下来，与左面和右面的其他建筑留出间距。楼建得越高，后退和间距越大，建筑物覆盖的面积就相对越小。出现两个后果：每户的面积越来越小（除非你有钱住豪宅单元）；为了私隐，人人整天把窗帘拉上。外望变成不想去望，也不想被人望。当然，住得越高就应该可以望得越远。但当你周围都是高楼，你望出去也看不到什么美景。外望变成没有什么好望。住在这些高层就是住在吊于半天的斗室。除了电梯上点点头，哪有邻里关系？也肯定不放心让孩子到下面玩耍。再看看街上。一栋一栋相隔几十米的高楼，怎会是一条“街”？没有店、没有人，只有车。美国城市规划整天讲公共空地，但偏偏就放弃了最重要的公共空地——街:“公众的起居室”（the public living room）。这样的居住文化，你虽然有自存，但全是非常局限的自存。共存？不要想了。再回到巴黎。它那些高密度、中高度、相连排的豪斯曼公寓楼给巴黎人一个人性化的城市生活空间——安全（内院使财物安全、孩子安全）、方便（临街面的商店方便购物）、舒适（闹市中有安静的内院）、美观（街景和内院都是“人的尺度”）。还有别的好处：1）没有左右间距，无需红线后退，覆盖率就大大增加。一般的比例是内院式的一层面积等于外望式的两到三层面积。这就是地尽其用。2）栋栋相连、外墙面积与建筑体积的比例远低于高层，大大节省能源。3）五到六层的中高度可以用砖结构，大大降低成本。
与其说豪斯曼“发明”了巴黎，倒不如说他“发现”了巴黎。他的“天才”在成功地感应了巴黎人的心声。他的巴黎设计扣动了巴黎人对美的“集体自觉”（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秩序和华贵的外貌（豪斯曼公寓的临街面），个性和含蓄的内涵（豪斯曼公寓的内院）反映巴黎人城市生活独特的自存与共存平衡。我在多处说过（参考“亚里士多德的'变’”、《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三联），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集体自觉，最有名的可能就是古雅典。现抄录一下。在古雅典，戏剧与政治关系密切。看戏是娱乐，但更是人民一定要参与的宗教仪式，不用买票，制作费用国家（城邦）付。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6-456）写了《复仇女神》一剧（Euminides,也叫《欧墨尼得斯》），借雅典娜女神之名去展示法律须要公正与慈悲并重。雅典人深受感动，每年都在雅典娜女神庙前广场上演，以剧终供奉复仇女神为雅典保护神的全民大游行为高潮。这就是有名的“泛雅典游行”（Panathenaic Procession）。每四年更是大事铺张。
游行盛事和游行的路线与雅典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这条路既是雅典工商业和政治活动的主街，也是雅典人从小就向往的每年游行盛会必经之路。这游行深入雅典人的集体意识。最后一幕，演员与观众共同“演出”，从山上雅典娜女神庙前出发，沿“泛雅典大道”（Panathenaic Way）下城，这游行的目的并不只是制造热闹场面；更是提供一个公民参与的机会。公民既是观众，也是演员；既渲染了场面，也被场面感染。游行路线经过的都是雅典人每天走的路，有神庙、商店、市集、广场、民居、衙门等等。在这每年一度的多姿多彩游行里，官能和灵性的感受深深地嵌在每一个人心里。久而久之就成了“集体自觉”，是雅典城发展的指导。地产商、开发商、建筑师，以至老百姓都是这个集体自觉的创造者和受造者。沿途每一栋建筑、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视野都是游行路线的标点符号：有感叹号、有句号、有引号，或长句、或诗歌、或叙事，各显风骚，但都是相互补充。是大我中的小我：是个体，又是整体。没有喧宾夺主，不会标新立异：小我与大我相得益彰，自存与共存完美平衡。哪能不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