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之后我开始怀旧，凡年轻时候去过的地方，所有那些留下过踪迹和记忆的场所，都想重新寻访，仿佛是要给自己的一生建档造册一样。我用两年时间，去了童年生活过的老家县城、十八岁插队的农场、大学校园、此生头一回到过的海滩、职业培训住了一段日子的特区度假村、曾经碰到过一个心仪男人的边陲小镇、川南一处差点儿让我失足坠崖的绝佳风景胜地……我一个人，不急不忙，慢慢地欣赏，还真是生发出许多从前未曾有过的感悟。
好在我的人生经历简单，做了一辈子机关人事工作，去过的地方真是屈指可数。就这么隔三岔五地出门，走走停停，两年之后，搜肠刮肚也找不出遗漏之处了。
于是我抬起眼睛，往世界的边边角角望去，脑子里浮现出一座古朴安静的英格兰小城。那是三十年前我在英国陪丈夫读博的时候住过的地方，那里有无边的缓坡和森林，童话般漂亮的大学校园，还有三岁女儿就读幼儿园时我每天接送她必走的弯曲小巷。我们离开之后还没有机会故地重游，何不趁体力尚好时再去造访一次？
小城叫布里，英国很典型的大学城，也是伦敦的卫星城，从上海浦东直飞英国希斯罗，再搭半小时城铁，轻轻松松便能到达。问题在于，国内我能一个人随便行走，国外我还没有这个胆量，何况语言不通也是麻烦。这样，我便动员了我的丈夫苏明同行。说起来，布里应该是他的故地，他去读博两年，我带女儿去陪伴不过半年，他对小城的感情应该远胜于我。
苏明在大学教书，本科生的课已经不上了，手边有几个博士生带着，算是半退休的状态，时间上可以自由。说句年轻人无法理解的话，结婚三十多年，我们夫妻从未有机会单独旅行。年轻时有孩子缠身，小学中学大学，各种补习班，月考期考中考高考，无一日消停。中年之后彼此懈怠，各人忙于应付自己单位上的一摊子杂事，再无精力你唱我和，出差次数不少，但旅伴仅限于身边同事，家里倒乐得省了这笔费用。
签证，订机票订旅馆，收拾行装，准备礼品，手机办国际漫游加流量包，一切一切都由我来料理。苏明偶尔踱过来，看我塞进箱子的大小物件，皱眉嘲笑，说我不像旅游，像搬家。我不理睬他。他拿脚尖踢踢箱子，郑重抗议，什么毛病，电热水壶都带着？我就火了，我说你做甩手掌柜也罢了，还跑来说三道四，到时候我喝热茶你喝自来水！他瞥我一眼，摇摇头走开，之后一直没碰那口箱子。
到七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如愿搭上高铁，去往上海浦东。一路上他都在看手机，浏览朋友圈的消息，参加各个微信群关于南海问题的讨论，对我们将要开始的寻访故地之旅不置一词。对这一点我其实习以为常，因为我们即便在家，也都是各混各的朋友圈，夫妻之间反倒少有交流。但是列车快要到站时，他突然问了一句话，让我很不高兴。他问我，有没有换点儿英镑零用？我故意回答说没换。他马上严肃责问我，怎么回事？不换零钱怎么出门？我抬眼问他，你怎么没去换？难道你不该帮我操心吗？他嘴里嘟嘟囔囔，神情中全都是对我的不满。直到我打开钱包，给他看了那一沓花花绿绿的外币，他才讪讪住嘴。
到了浦东机场，托运行李，安检，出海关，登机，一路无话。我们随身带了一个装满食物的包，因为英国的餐饮实在叫人难以接受。包有点儿重，他坚持要背，我怕他腰肌劳损的旧疾再发，不让他背，纠缠了一会儿，还是由他背在身上。类似这样的事情，他倒一直是照顾我的。后来上了飞机，发现后排有好些座位空着，可以放倒椅背躺下睡觉，我让他去躺着，他死活不肯，翻来覆去强调一句话：我只买了一张座位票。僵持之后他居然瞪了眼睛，嗓门都大了起来，差点儿让邻座误以为我们要吵架。最终我抱着枕头和毛毯往后排走去时，心里一个劲儿地骂他死脑筋。
到了布里，时间已经是第二天中午，预订的酒店令我很是满意，小而洁净，有居家的温馨。我忙着打开行李，烧水泡茶，苏明忙不迭地要出门吃饭。我想是三顿飞机餐把他折磨成了一个饿鬼。
我们吃的是中国餐，有回锅肉片，有醋熘白菜，还有西红柿炒鸡蛋。苏明最后把三个菜里的汤汁都倒进碗里拌了米饭。他一定是想起了从前在这里当学生时的窘迫生活。我看着他狼吞虎咽，不由得心疼起他来。
下午，我让他先补个觉，倒一下时差，他却突然地因为故地重游而变得兴奋，迫不及待地要去见他当年的导师布莱恩先生。离开布里三十年，一开始他们之间还有信件往来，慢慢地、自然而然地，彼此就断了联系。苏明离开时布莱恩先生五十岁的样子，精力充沛，花白的小胡子非常漂亮，每说三句话就要仰天大笑一阵。还有，他出行都由夫人开车，因为他考了二十次驾照都没有考过，成了布里大学校园里一个灾难性的笑话。苏明低头在他的背包里翻找一本旧电话本子时，我让他猜布莱恩先生现在有没有开上车。苏明一边把胳膊伸到背包夹层里掏，一边回答说，猜什么猜，导师他不是凡人，当然做不好凡人才会做的事。
苏明掏出他的宝贝电话本子后，立刻照着那上面的号码拨电话。拨了几遍，死活都不通。他有点儿烦躁。我拿过本子一看，那上面还是六位数的号码。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有多少地方还用六位数的号码？朝鲜吧？我说。他一声不响，闷头在房间的各个抽屉里找本地电话黄簿。自然也找不着。有了智能手机之后，从前的这些东西都失去了使用价值，渐渐地也不再占用酒店空间。
他终于死了心，直起腰，在房间里怔怔地站了一会儿，下决心说，我们直接过去，敲他的门，也许还有惊喜。我觉得也只能这样，虽然老外未必喜欢这种惊喜。
在酒店大门口，我提醒他找那个模样机灵的门厅接待员问一下路，因为他那个旧电话本子上有现成的布莱恩家地址，问一下更加保险。苏明回答说不用，他有印象，跟着他走就行。我知道苏明向来最怕开口跟陌生人搭话，尤其不喜欢问路，也就没有强求。
我们出门，过马路，穿过一道人行天桥，拐向了右手的双向汽车道。这一带我似乎还有印象，以前我们每周六去超市采购，总要在这个天桥下逗留，放下沉重的购物袋，给女儿买个冰淇淋。那时候周六采购是大事，我们来回要走很远的路，背巨量的米、面、油、蔬菜、水果、牛奶、调料，七七八八。超市食物便宜，若是在家门口的小店买，价格会贵出许多。每一次采购都是重体力劳动，即便寒冬，内衣也会湿透。我至今做梦还会梦到苏明当年弓腰曲背气喘吁吁的样子。
英国小镇上的道路都不讲究，人行道窄得只容一人通过，路两边杂草丛生，藤蔓和灌木交错挤压生长空间，黄色和白色的野花星星点点闪烁，灰白色的蘑菇简直俯拾皆是。我记得我以前总喜欢在雨后拎个塑料袋收拣这些不花钱的美物，回家洗干净切碎烧汤，鲜香无比。那时候农学系的中国学生还专门出了个小册子，教陪读家属们如何识别蘑菇的有毒品种，以防误食。
我们两个在狭窄的人行道上一前一后走了多半个小时之后，我感觉不太对头，因为城市已经留在身后，而布里大学的校园还遥遥无望。我喊住他，说我们肯定错过一个路口，前面就应该左拐。他头也不回道，布莱恩先生家是在校园右侧。我说那也该先进去校园，才能找到右侧。他不耐烦，转身看我，口气很不屑地说一句，布里的路，我熟还是你熟？我只好就闭了嘴，闷头跟着他走。
一下子又是半个小时，前面隐约出现了高速公路，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在看不见的路面上呼啸来回。我站住不动，赌气说，再走要走到伦敦了。他好歹停下，抬头四顾，似乎也有点儿茫然。我坚决要求回头。他想了想，指责我太没有方位感，条条大路通罗马，从前面一个路口左拐，照样能走到学校。我说那不是绕了一个更大的圈？他说回头就不是绕？信不信量一量，回头路会更长。我被他的胡搅蛮缠弄到恼火，丢下一句恕不奉陪，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走了两分钟，发现身后没有脚步声，我又忍不住回头，看见他一个人，孤单单地、坚定不移地还在往前。
英国南部的夏季，阵雨总是说来就来。就在我踟蹰着要不要赶去陪他时，乌云遮盖了头顶，铜钱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在路上，弥漫起一股热烘烘的泥土和草汁混合的气味。我缩了脖子，双手抱在胸口，四下睃巡有没有可供躲雨的建筑，因为我当天穿的是一件淡色衣裙，湿透之后会极不雅观。可是我们当时已经是走在乡间道路之上，眼见得大雨将要倾盆，周围除了树木草坪，找不着一砖半瓦。我既狼狈，又焦灼，弓腰曲背地站在路边，心里叫苦不迭。
一辆丰田汽车在雨中开到我面前，车窗摇下来，开车的竟然是中国小伙子，他伸头唤我，问我要不要搭车。我一阵惊喜，差点儿要喊出一声上帝保佑，急急忙忙冲下路基，拉开后车门，湿漉漉地钻了进去。进去之后我马上想到苏明，可怜他此刻也一定在雨中蹉跎。我跟小伙子商量，能不能掉转头去前面接一下我的丈夫？他愣了一下，大概奇怪我们为何兵分两路走在乡野之中。好在小伙子教养极佳，一句闲话也没有多问，即刻在雨中掉头。我想他若要追根问底，我还真是难以作答。
苏明这一回没有拒绝帮助。也许是他在外人面前不便固执或说是顽强。但是上车之后他的脸色依然不悦，装作侧头看窗外的雨，避免跟我对视。我自然也不想搭理他。我们闷闷地一直坐回城里，到酒店门前，刚好雨停。
下了车，我对热情的小伙子千恩万谢。苏明也不失礼貌，从车身另一边绕过来，客客气气跟他握了手。我们站着目送他上车。不知道他回去的时候，会在心里怎么想我们这一对闹别扭的夫妇。
苏明不再提拜访布莱恩先生的事，我也不提。我回酒店换下淋湿的衣服，晾起来，又找出苏明的一套，扔在他床上。他一眼都不看，就那么湿着坐在椅子上，从电视节目里翻找体育新闻。
我拿了提包出门闲逛，留下他在房间思考。在一家夏季打折的“奇乐”鞋店，我买到一双很合意的银黑色小短靴，还不到一百英镑。我也给苏明买了一双，是棕色系带的软底休闲鞋，同样很便宜。再回到酒店房间时，他已经换下湿衣服，而且自己动手洗过了，顺便把我的溅上了泥点的裙子也洗了一下，都晾在卫生间。他还烧水泡了茶，我一进门就闻到熟悉的茶香，那种让人神情大悦的芬芳气味。
他主动上前接过我的提袋，张罗让我坐下喝茶，然后搬把椅子坐在我对面，说他刚刚仔细算了算，布莱恩先生今年八十有五了，这个年纪的老人，很难说是不是还健在，也或许人活着但是早已经失忆，完全不记得当年的中国学生，这样的话，我们找上门去不具备意义。我问他到底要怎么样。他迟疑着说了一句，算了，这一页翻过去吧。
我无可无不可，毕竟布莱恩先生是他的导师。
接下来他告诉我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李宏林不在了。我惊讶地问他，不在是什么意思？搬离布里了？他摇摇头。不是搬离，是不在了，癌症，今年春天的事。
李宏林是我们过去的朋友，当年一起在布里留学的，也是我们计划中的寻访目标。苏明大概接受了刚才的教训，我出门购物时，他抓紧上微信找朋友确认李宏林的最新电话、地址，这才得知了不幸的消息。
我很难过。印象中的李宏林爽朗、热心，总是跑前跑后为朋友们做事。我们一家离开布里回国时，就是他开车送去希斯罗机场的。后来苏明那一拨留学生陆续学成，有的毕业就回国了，有的犹犹豫豫滞留到新世纪之后，还有两个转去了美国，一个被聘到爱丁堡大学，总之是，留守在布里的只有李宏林。三十年中，我们偶尔从朋友口中辗转知道他混得并不怎么好，博士后做了快十年，此后一直没有得到过正式教职，大约是开了个杂货店，卖一些从国外贩过去的廉价日用品。没有想到他六十出头就已经离世。
那怎么办？我问苏明，我们还要不要过去？
过去啊，他说，来都来了，还能不去？去看看他太太，他的孩子。
我松一口气，心想苏明这个人归根结底还是好人。
时差原因，我们都很疲劳了，毕竟年纪不饶人。熬到七点钟，下楼吃了一份很难吃的快餐，两个人轮流洗过澡，熄灯睡觉。睡前我服下一片舒乐安定，以为会很快睡着，结果苏明抢在我前面打起了香甜的鼾，弄得我辗转反侧了好一阵子。
早起，接受了前一天的教训，我们都同意不再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没有意义的问路寻路中。苏明往酒店前台打了一个电话，订好一辆出租车。吃过早饭，收拾停当，带上礼品下楼，预订的出租车已经准时停在了门口。在守时这一点上，英国人总是让人无话可说。
李宏林的太太姓郭，单名夏，跟李宏林同是东北人。她去布里的时间比我早，我是在苏明留学一年之后才带着女儿过去的，那时候郭夏已经在布里待了将近两年，算是我们家属当中老资格的前辈。她身体好，也能吃苦，除了带孩子之外，在大学校园里打了足有三四份工，包括做学生公寓的清洁、餐厅洗碗、给图书馆擦玻璃，捎带还给一个老外家看两个小时孩子。很多到布里陪读的家属，都是通过她的介绍找到了工作。
因为事先通了电话，所以郭夏一早就在家里等候。她胖了，当然也老了，头发花白，一条腿膝盖有问题，行动不那么利索，但是眉眼依旧，一侧脸颊甚至还能见到那个椭圆形的酒窝，如果是走在布里校园里而不是其他地方，我想我肯定能在路上认出她来。
她端出来的是茶和东北蓝莓干，还有松子，而不是咖啡配饼干。从这一点来说，三十多年了她仍然没有融入当地生活。
她很激动。不过我和苏明同样激动。她有个女儿跟我女儿相同年纪，我们走了之后她又添了个儿子。女儿结婚搬出去住了，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在旅游公司上班，负责对中国游客的接待。她现在住的房子很大，李宏林去世后她出租了底楼全部和二楼的一半，租金足够她生活。可是我看得出来她依然节俭，脚下的地毯已经磨光了绒毛，房间里的一个五斗柜还是我们在的时候买回家的二手货，我记得大家帮他们搬柜子上楼时，不小心磕坏了一只柜脚，后来拿一块木头锯成差不多尺寸钉了上去，现在这块木头看起来还是别扭。
她的房子里四壁全是照片。她活在对照片的回忆当中？我不能肯定。她很自豪地带着我们一帧一帧浏览，亲自讲解。最多的是那两个双胞胎的照片，两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好像有一点儿南亚人的特征。我没有多问。儿子二十五岁，没结婚，长得像李宏林，粗眉大眼，算不上英俊，神情倒是活泼，做旅游合适。李宏林的照片，从三十岁到六十岁，各个年龄段都有。奇怪的是，这个魁梧豪气的汉子，从照片上看，似乎每隔十年都要风干萎缩一点儿，从将近一米九的个儿，慢慢地变瘦、变矮，变得临终时比郭夏还要小上一圈。
怕她伤心，我们一直没问李宏林最后的情况。倒是郭夏自己爽直，把老李患癌症的经过，从最初怎么发现，怎么排队等待开刀化疗，最后怎么在布里医院里过世，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她没有流眼泪。我想经过这一番熬煎，她也被折腾够了，有眼泪也早流干了。
郭夏最后说，老李还算有福气的，这辈子有儿有女，临终前还见到了孙子，他这人就喜欢男孩儿。
我猜她的意思是，我们这些早早回国的，都只得一个独生子女，不能尽享天伦之乐，在这一点上老李完胜别人。
当初李宏林也想回国来着，已经有东北的一家研究院对他伸出了橄榄枝。可是郭夏不愿意走，她习惯了布里虽然辛苦但能挣钱的生活，回去之后既没工作又没住房，她觉得太没面子。他们两口子为这事还吵了很久。
她口称老李有福气的时候，如果我和苏明都点头同意，甚至不说话，她心里也就舒服了。可是苏明恰恰就是个很没有眼色的人，他一定要当面教育郭夏，要让她明白，不回国是多么失策。他一口气历数了五六个布里大学旧日同学的现状：谁谁已经是院士，谁谁的公司做到了多大，谁谁现在是副部级的官员……当中我不断地向他使眼色，用胳膊肘捅他，试图制止。苏明完全不理我，他似乎是话到嘴边不说难受。
最后，苏明看着郭夏越来越灰白的面孔，无比惋惜地总结陈词，意思是说，如果老李当初选择回国，他不会得这个病，即便是得了病，凭他在国内的身份地位，也不至于要排上半年的队才能开刀。
我当时真觉得苏明有点儿昏头，一个人情商再有问题，也不至于像他这样层层剥笋一样地把郭夏逼到绝处吧？他图这种口舌之快是为什么呢？他有什么必要对着一个可怜的女人证明自己的人生正确，而对方一切皆错？
这番话的结果就是郭夏当场崩溃，大哭不止，我抱住她怎么劝都劝不下来。
郭夏一哭，苏明总算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他开始慌张，不断地对郭夏道歉，还想给郭夏儿子打电话，让他早点儿回家照顾妈妈。郭夏擤着鼻子呵斥他：上班呢，你别打！他不无尴尬地又把手机收了回去。
走回酒店的路上，我不停地责备苏明，好端端的会面弄到以彼此难过收场。他开始一言不发听我唠叨，后来就烦了，冲我嚷嚷，好啦好啦，啰嗦什么啰嗦？事情就坏在你们女人手上！我说我们女人怎么了？谁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如果他们当初回国，也许得癌症的是郭夏呢？他嗤了我一声，岂有此理！
我们又一次兴冲冲出门，一肚子暗火回返。我在心里无限悲伤地想，这几十年的日子我们真是白过了，为什么碰到事情总是南辕北辙不能合拍？
那天的一整个下午，苏明忙着在房间电脑上为他的两个博士生做论文开题，你来我往讨论得热火朝天。我百无聊赖，又上街在附近转了一圈。看来看去，似乎商品也不比国内丰富，女装部的当季服装还不如我家附近商场里的货色时尚。我想再往远处走一走，去看看布里大学的校园、我们当年常去划船野餐的那条河、河边长满野栗子的树林、女儿小时候最喜欢的室外游乐场，还有山坡上的一个小古堡……徘徊许久之后，我还是怏怏地回到酒店，因为语言不通，离了苏明我哪儿都不敢去。
进门穿过大厅时，前台那个模样讨喜的女孩子似乎在向我招手，另一只手里还扬着一张纸条。我指指自己，她一个劲儿地点头，我就走了过去。她从柜台里面探着身子把纸条递给我，一边很急切地解释了一通。我只听懂了“中国女人”和“给你”几个字眼。
拿到纸条，展开看，只一行没头没脑的字：特蕾莎瘫痪了，住在你们住过的房子里，巧不巧？“瘫痪”两个字书写有错误，“疒”字头变成了“广”字头。我立刻猜到这纸条是郭夏送来的。
特蕾莎？瘫痪？我们住过的房子？这几个连在一起的字眼，瞬间让我发蒙。
郭夏为什么要特地送这张纸条来？我们上午在她家里时，她为什么没说这件事？
特蕾莎，我当然忘不了，当年跟苏明有过一段苟且关系的东欧裔的女人。苏明到英国的头一年，孤身一人，系里的秘书特蕾莎常常给他照顾。那时候念博士的不是很多，苏明在系里能享受一间单独的办公室。我见过苏明嵌在他办公室门上的一张标准照，眉目俊朗，英姿勃勃，还是有几分令人动心的。特蕾莎比他年长，有一个据说酗酒爱打人的丈夫，夫妻关系很不和谐。我到英国之后曾经见过这个特蕾莎，长得非常一般，一头毛糙糙的栗色头发，抽烟把脸色都熏成焦黄，倒是身材婀娜有致，背后看尤其能令人遐想。总之是一来二去，苏明和特蕾莎有了关系，好几次是发生在办公室里的，自然就瞒不了同事。英国人其实也爱嚼舌头，事情飞快地传到特蕾莎丈夫的耳朵里，那家伙趁酒意跑到系里闹，揪掉了特蕾莎的一撮头发，还对着苏明办公室的门踹了好几脚。
一年后我去英国时，特蕾莎已经换了工作，离开苏明那个系，在图书馆找了一个事情做。苏明对我的解释是，他刚到英国人地生疏，实在太寂寞。我原谅了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读书的留学生，一去多年没钱回国，单身男女间常组成临时夫妻，相依为命地度过异乡时光，我都亲眼见到过，没觉得十分不正常。
事情都过去了三十年，这个特蕾莎又冒出来了。郭夏她什么意思？
上楼到房间，苏明一眼觉出我的神色不对。看了纸条之后，他脸色尴尬起来，又想解释又说不清楚的那种模样。我也不多问，手机连上网络后，开始看朋友圈里那些八卦，留下他一个人抓耳挠腮。
大约过去了半个小时，我一抬头，他还怔怔地坐在我对面。我的目光跟他接触到的第一秒钟，他迫不及待地抓紧说话，问我能不能放下手机，跟他商量一下这件事。我说当然可以，我们不能辜负了郭夏的好意。他脸上闪过一丝窘迫，然后握住嘴唇轻咳了一声，小心问我，你是不是对当年住过的房子还有留恋？我告诉他，何止留恋，我本来就准备了要去房子前面拍张照片，好发给女儿看。如果可能，我还希望能进到房内，嗅一嗅我们故居的气息。
他脸色瞬间放亮，挪一下坐姿，整个人变得放松活跃。
那么我们明天会去看老房子？
看啊。
特蕾莎一家住着，也去？
更要去。三十年了，她都瘫痪了，不该去看看？
他猛地站起来，差不多像要扑上前拥抱我。当然他只是搓了两下手，又退回去坐下。幸好他没有举止失度，我们两个从恋爱时起就没有亲密拥抱的习惯。
这天的晚上我们穿戴整齐去了一家意大利餐馆。一人吃完一份美味肉酱面之后，他又叫来侍者，郑重点了一份提拉米苏。我明白他是专为我点的这一份甜点，因为他血糖偏高，一直忌糖。
晚餐之后往回走，路过一家食品商店，我说我们该买点儿礼物。他反问我，是不是确信有这个必要？我点头说，确信。他飞快地蹿进商店，直扑香烟柜台，熟门熟路地拿了两条英国“登喜路”。我立刻想到，这一定是当年特蕾莎抽惯的牌子，三十年后他还记得。
我站在门外，看他付钱，看他吩咐店员用礼品形式精心包装，看他把包装好的香烟仔细放进一只提袋。他拎了提袋，小心翼翼掩藏着他的兴奋，稍稍有点儿佝偻地向我走过来。我赶快退后一步，跟他隔开约莫有半米的距离，一言不发地往前走。
一夜无话。早上起床时，苏明故意磨磨蹭蹭，表现出不十分积极的样子，直到我一催再催，他才仿佛突然记起有这么回事，跳起来手忙脚乱地穿袜穿鞋。他把我刚买给他的那双“奇乐”新鞋穿上了，理由是原来的鞋子略紧，小脚趾磨得发疼。
我们没有叫出租车。那幢房子我们一家整整住过七八个月，从市区过去，闭着眼睛都能走到。
[责任编辑 李兰玉]
本文为短篇小说节选，完整作品刊于《人民文学》2016年11期。
◆【对话】徐艺嘉 王 甜：柔软与坚硬——女性视角下的军旅小说写作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