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太和九年（公元835年）11月21日，左金吾衙门后院，天降“祥瑞”（石榴树上的露水），27岁的唐文宗正率领文武百官“视甘露”。
忽然，大风吹起了大殿两侧的帷幕，露出里面埋伏的甲兵。
原来，这是一场由皇帝（唐文宗）和宰相（李训）静心策划、意在诛灭宦官的政治行动。
现场顿时一片大乱。
这次活动的主要目标、神策军中尉仇士良在第一时间就看清了局势，立即挟持文宗回宫，接着令禁军搜罗“贼党”并大开杀戒。一天之内，包括宰相、六部尚书在内的官吏一千多人被杀，朝堂一空，京畿大乱。“俄而士良等率禁兵五百余人，露刃出东上阁逢人即杀，王涯、贾餗、舒元舆、李训等四人宰相及王璠、郭行余等十一人， 尸横阙下”、“无轻重悉毙两军，公卿半空。”
这就是著名的“甘露之变”。
这次事变是大唐的另外一个转折点，如果说“安史之乱”腰斩大唐，让帝国由盛转衰的话，那么，“甘露之变”则是让大唐进入皇权彻底沦落、文官集团式微、宦权彻底失控的时代。
这一局势贯穿整个晚唐，直至帝国灭亡。
甘露之变
历代王朝之盛莫过于大唐；
而历代皇权之衰亦莫过于大唐。
与两汉末年的外戚专权和明代所谓的宦官“乱政”不同，大唐皇权衰弱的背后是宦权的上升和对皇权的绝对压制。
李辅国开了宦权蔑视皇权的头。当时在他眼里，不仅暮年的李亨渺如蝼蚁，对继任者代宗李豫则更是跋扈，“大家（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就是他对于皇权的态度。
当大唐皇权传到文宗李昂的时候，已经是“黄鼠狼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甘露之变”则更是扒掉了皇权的最后一丝尊严，让李昂赤条条、孤零零地坐在大明宫里，任人鱼肉和宰割。
先看“甘露之变”当日，“士良等知上（文宗）豫其谋，怨愤，出不逊语，上（文宗）惭惧不复言。”作乱的一方口出不逊义正辞严，反倒是文宗李昂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又惊又怕不敢说话。 之后的文宗更是如一个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忽忽不乐……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只有在没人的时候才会咬牙切齿地说一句：“须杀此辈，令我君臣间隔。”
《新唐书卷一三二·宦者上》中的一段记载最能说明李昂的心境和处境。开成四年，李昂患上风疾，闲来无事，在思政殿与当值学士周墀聊天。
李昂：我可以和历史上哪个帝王相比？
周墀：尧、舜。
李昂：我怎么感觉还不如周赧王、汉献帝？
周墀大惊：陛下的德行，成、康、文、景也比不上你，怎么能和这两个人比呢？
李昂：周赧王、汉献帝仅仅是受制于强臣，现在我却是受制于家奴，所以我是远远比不上他们（自以不及远矣）！
说完君臣二人相对大哭。
做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真是难为他了！
《全唐诗》另载李昂《宫中题》诗一首，将他的愤懑和哀伤刻画地淋漓尽致： 太和九年李训、郑注败后，仇士良愈专恣。上登临游幸，未尝为乐，或瞠目独语。左右莫敢进问，因赋此诗。
辇路生秋草，上林花满枝。
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
唐文宗剧照
中国文官集团的命运可谓多舛，除了在体制上屡屡被皇权压榨和盘剥外，肉体摧残也经历过数次，像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魏尔朱荣的“河阴之变”，而仇士良的“甘露之变”也算一次。
在通过挟持唐文宗躲过一劫后，仇士良凶相大露，命令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帅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阁讨贼”。这时候正好是午饭时间，正在宫内吃饭的大臣们遭了殃，“有兵自内出，逢人辄杀……两省及金吾吏卒千余人填门争出；门寻阖，其不得出者六百余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闭宫门，索诸司，捕贼党。诸司吏卒及民酤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又遣骑各千余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等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文宗发现，只有九个大臣战战兢兢地站在空落落的朝堂之上，其余的已经是非死即逃。
之后的情形更在意料之中，文官集团的形象、地位一落千丈，这从三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件是宰相李石遇刺案。“甘露之变”后，文宗时期的名臣李石辅政，他为人刚正有风骨，仇士良几次找茬都被驳斥地灰头土脸，为此他非常嫉恨（与论议数屈，深忌之，），竟然雇佣刺客妄图刺杀李石（使贼刺石于亲仁里）。李石虽然幸运地躲过刺杀，但也不敢继续再干了，辞职，仇士良从此更加无所顾忌（石惧，辞位，士良益无惮）。
第二件是废太子立武宗。开成三年（838年）十月，年仅十岁的太子李永猝死。一年后，文宗复立陈王李成美为太子。开成五年正月，文宗不预，诏令太子监国，宰相杨嗣复和李珏辅政。遗憾的是，帝王家事太监说了算。仇士良明目张胆地和两位宰相说，太子年幼，应更立颖王（李瀍）。说完，直接替文宗下诏（矫诏），并直接派禁军强行把颖王接入宫中即位，是为唐武宗。对此，以宰相为首的文武百官义愤填膺目眦尽裂却无可奈何。
第三件是宰相入阁必须通过太监。“甘露之变”后，宦官更加权势熏天，“天下事皆决于北司（禁军），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而且，更让人气愤的是，每逢延英殿议事的时候，仇士良等人动不动就拿“甘露之变”侮辱文臣。一次，宰相郑覃、李石实在气不过，反唇相讥道：“训、注诚为乱首，但不知训、注始因何人得进？”
李训、郑注两人的确是祸乱之首，不过我们倒是要问问，他们是由谁引荐当上宰相的呢？
这一段在无意中揭露出了中晚唐官场的一个“潜规则”或者说是丑闻：想入相，找宦官。
这一点，自代宗时期开始，无论是奸相、明相、“牛党”、“李党”，概莫能外。别说是元载、李训这些奸佞小人，就连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这些名臣，也都是通过太监这一渠道入相。
文官之势，一弱至斯！
唐代文官
“阉患”是中国古代的一大政治特色，而且主要集中在东汉、唐和明三代，但真正造成政治灾难的只有唐代。
这是因为，东汉和明代的太监专权，其实都是皇权为了实现权力牵制和平衡而有意造成的：东汉是用宦官牵制外戚，明代则是用宦官牵制文官集团。
也就是说，在这两代，不管宦权表面上如何强大，他们都仅仅是皇权用来平衡朝堂权力分布的一种工具而已。说白了，他们就是由皇帝豢养、用来打击制约另外一派势力的狗而已——没有皇帝的点头和授意，他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做不成。
最典型、最有力的一个证明就是：皇帝想贬谪或者杀掉他们，就像捻死一只蚂蚁——像明宪宗贬汪直、正德杀刘瑾、崇祯诛魏忠贤，莫不如是。
中晚唐则不同，这一时期的宦权早已远远超出了皇权的管控范围，用八个字概括，就是：太阿倒持、恶奴欺主！
造成这般形势的原因主要在于一件事：军权！
唐代太监掌军，亦始于李辅国。
此人在“安史之乱”后才跟随李亨，但机缘巧合，窜升极快，“肃宗即位，擢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以心腹委之”。“元帅府行军司马”一职，相当于战时临时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后勤部长，这是他初掌兵权。等肃宗还京后，不仅原职保留，更“专掌禁兵”——这一点从此成为惯例，更成为皇帝架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把钢刀！
此后，鱼朝恩、俱文珍、梁守谦、王守澄、鱼弘志、马元贽、田令孜、杨复恭等人如击鼓传花、轮番接力，靠禁军把大唐皇室和帝国最高权力牢牢抓在手上。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五月，仇士良取代上一代权宦王守澄，进阶为左神策中尉，掌管禁军。“事（甘露之变）平，（仇士良）加特进、 右骁卫大将军”。
太监不可怕，但“武装太监”太可怕。
大唐，从此仿佛进入一种太监掌阁的“君主立宪制”。
帝王，仅仅成为了一个代号和国家象征！
李辅国剧照
唐代藩镇是帝国“守外虚内”基本国策的产物，原意为帝国藩篱，后却成为乱国之源。
“甘露之变”后，皇帝彻底蔫了，文官集团元气大伤，放眼朝堂，宦权呈一家独大、唯我独尊之势。
大唐上下，仿佛已经没有可以制约宦官的力量了。
但是，天生万物，必相辅相成、相生相克。
关键时刻，有人站了出来。
但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时候出来替皇帝说话、替文官撑腰的，居然是被他们一直看不起并视为帝国隐患的武人集团：藩镇。
开成元年（公元836年），面对宦官集团的飞扬跋扈和不臣之举，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挺身而出，愤然上书。
首先，他替在“甘露之变”中无辜被杀的宰相王涯等人申冤。
他说，王涯这群人世受国恩，他们的人生目标不过是保家族平安和个人富贵而已，怎么会有野心谋反呢（涯等儒生，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假设他们真是谋反，也应该交由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而不是让一群宦官私自带兵，生杀予夺、肆意妄为（设若宰相实有异图，当委之有司，正其刑典，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
他接着说：我本想当面和皇上您汇报工作，却怕坏人构陷。所以，我“当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
最后是重点：如果有奸臣难制，我必定会帮皇上除奸平乱（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
这封上奏来的正是时候。
“甘露之变”后，在仇士良的淫威之下，满朝文武天天过着心惊胆战、朝不保夕的日子（士良等恣横，朝臣日忧破家）。军阀刘从谏的武力威慑，让仇士良等人大为惊惧，这才开始有所收敛（及从谏表至，士良等惮之）。
之后，政府运行才渐渐步入正轨，而皇帝也稍微有了点应有的尊严（由是郑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
伟人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乱世道德不值钱，唯有强权是真理！
对仇士良们来说，恶人还需恶人磨，因为刘从谏的上奏也不是出于公忠体国的家国大义，而是不愿看到整个帝国被宦官操纵、宦权一家独大，而想分一杯羹而已。
继皇权和相权、相权和外戚、外戚和宦官之后，晚唐宦官和藩镇的权力制衡，成为中国古代又一种独特的政治生态。
唐代藩镇
篇一：权力制衡。
政治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权力制衡——平衡，小则政局稳定，大则国泰民安；失衡，小则朝堂纷乱，大则国家倾覆。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政治平衡术的重要性。
曾经的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乾隆明知和珅之奸，却仍然不减其宠。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捉弄纪晓岚。而他更乐于看两个人互掐，他则在中间既当县官又当判官，必要时还会各打五十大板——他不能让一家独大，更不能让两人联手。
这一点与正邪无关，与道德人品无关，只是为了保证皇权利益的最大化。
这就是政治平衡术，也是帝王术。
铁齿铜牙纪晓岚剧照
篇二：仇士良的权术。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仇士良能“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馀年……恩礼不衰”，成为影响大唐帝国走向的一代权宦，自是有其过人之处（有术自将）。
《新唐书列传第一三二·宦者上》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仇士良临退休的时候，其他宦官给他送行。席间，他问那些宦官，对于伺候皇上，你们想不想听听我的经验（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语乎）？宦官们都说想听（众唯唯）。
仇士良说：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能让皇上闲着，因为他一有空就或者看书，或者接见大臣，听正确意见，谈国家大事。这样他就没时间吃喝玩乐、四处巡幸。如此一来，就没我们什么事了（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 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
所以，你们必须想办法让他整天玩鹰溜马、踢球打猎，这样他就无心国事，事事听你们安排，然后你们就可以长保富贵恩宠了（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 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不得不承认，仇士良这一段话，完全戳中了历史和人性的软肋，像汉灵帝、刘宋废帝、唐僖宗等人的人生轨迹，几乎全部被仇士良给“量身定做”。
这是人性的悲哀，也是家天下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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