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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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租界边界的标志物租界界石
租界界石，就是在租界的边界所竖立的标志物。一块地域有四边，应该在四边竖立，但有些租界因为有大的江河作为天然的标志物，所以往往只在两边竖立。比如英、美租界，因为黄浦江和苏州河的关系，只在两边竖立界石。法租界的东面是黄浦江，北面有洋泾浜作为与英租界的分界，因此也只在南、西两面竖立界石。随着租界的扩张和洋泾浜填没等因素，租界界石通常在三面竖立。
租界界石，习称租界界碑或分界碑，一般都比较大。即使碑上文字称为“界石”，但质地通常是铁质的。1997年2月，某工程队在开挖延安中路成都路附近路面时，施工人员在地下发现两块均铸有中外文文字的铁碑，随即暂停施工并电告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派人查看后，将这两块铁碑运到了博物馆。一块是英美租界界石，另一块是法租界界石。
英美租界界石大半个人高，上面铸着中英两种文字，意思是相同的。中文文字写着：“此界石系由上海县宪委，英美租界会审委员会，会同城乡各绅董与代替各国领事美国副总领事、代替工部局董事管理工部局工务正副二员，公同合议定实。光绪十九年三月，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五月会立。”
这界石是1893年美租界扩张时所订立的。美租界设立于1848年，在1863年与英租界合并，称之为英美租界。1893年主要在虹口那里扩张，实际上是美租界的扩张，因此在北面竖立了铁质的40块界石。这种界碑比上面那种稍微小些，文字也不一样且比较简单。中文就“美国租界”“分界处”七个字，英文的意思是“上海虹口或美国租界边界”；在右下角有界碑的编号。1899年英美租界再次扩张，这次扩展的范围很大。新界界址东自杨树浦桥，至周家嘴止；西自龙华桥至静安寺，再从此到苏州河南岸的新闸；南自法租界八仙桥至静安寺；北自虹口租界第五界石起至上海县北境，即宝山与上海县的交界处。扩张后的租界中文名称改称为公共租界。目前看到这时期的界碑较高，约一人身高。铁质，底部略空，呈三角形。一面中文“公共租界石”，一面公共租界石的英文缩写（FSB，全称是“Boundary of Foreign Settlement”，意译是外国人居留地边界，但根据当时的规定，“Foreign Settlement”应翻译为公共租界。），另一面没有文字。
上面提到的法租界界石，大小与英美租界界石差不多，上面有中法两种文字，意思相同。中文文字是：“此界石系由法总领事甘，会同中华民国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兼沪海道道尹杨，按照民国三年七月十四日所出告示内载明四址，限同定立。”法租界设立于1849年，曾多次扩张，这块界碑是1914年最后一次扩张时所立，编号为15。
目前所看到的法租界界石还有一种，那就是1913年法华民国路租界界石。20世纪初，上海县城的老城墙因为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求拆除老城墙的呼声很高。辛亥革命后，这个要求得到了执政者的同意，具体事宜由上海县政府和上海市政厅操办。在拆除城壕的同时，顺着城壕的位置铺建一条环城道路。1913年6月，城北铺路工程完成，新路称为民国路，因与法租界交界，又称法华民国路（今人民路）。为分清华界与法界，在旧时的界限处设立了铁质的界石，据记载共有24块。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有一块，长134厘米，宽132厘米。界石的右侧是中文，上面是“中华民国二年”“上海市政厅”“第捌号”；左侧是“CMF（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法文缩写）”“1913年”“No.8”。
贰
外国人租地后所立的地界界石
外国人要想租地，先与土地业主商谈，价格谈妥后，到领事馆登记。一般是哪个国家的人就到自己所属国家的领事馆去，但不限制，因此也有英国人到美国领事馆登记注册的，美国人到英国领事馆注册的事。由于当时英国人势力比较大，又有英租界的存在，所以到英国领事馆去登记的人非常多。英国领事馆将这些材料送到上海道台这里，经审核同意，在租地地契上加盖道台的章（即形成了人们习称的“道契”），土地租用（由于采用“永租”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土地买卖）就成立了。
为了防止土地纠纷的发生以及税收等因素，租主按规定对所租用的土地周边设立界石，这种界石就是租地界石，或称地界界石、租地界碑、租地地界碑。由于当时这种界碑竖立得很多，现在还有时会在某些未造新楼的地方发现，并且发现的界石绝大多数是“B.C.LOT”，后面还有3、4、5位阿拉伯数字。B.C.是British Consular的缩写，意思是“英国领事馆的”，LOT，是No. of Lot的简写，意即“地块编号”“地块号”；但早期常常简称“分”，后来简称“号”，现在一般翻译为“册地”。如不久前在平凉路发现的B.C.LOT13117石碑，意思就是英国领事馆（注册的）第13117号界石，简称“英册13117号界石”。
这种形式的碑是最常见的，有的碑内容多一些，如LOT1358：刻有年份（1881）、业主姓名的缩写（R.H.A）、外商洋行的中文名称（公平行），不过省略了“B.C.”。据《上海道契》记载，该界石的道契为英册1358分，地契号为1351号，由英商公平行阿丁特尔申领，发契时间为光绪七年八月初七（1881年9月29日）。阿丁特尔或又被译为亚丁达，曾任1878年、1879年届工部局董事。1881年时为公平洋行四大股东之一，虽然名列第三，不过该年第一股东伊伏生不在上海。从1882年英界纳税人会议记载来看，公平洋行不仅实力不凡，阿丁特尔也在那时实际管理着该洋行。由阿丁特尔代表公平行永租田地，并在这块碑上刻上他的姓名也就很自然了。
外国人租地并不局限在租界内，在租界外租地是很常见的事情。因此如果在租界外发现租地界碑，不能认为这些碑是从别处搬来的，相反，从这现象中可看出当时外国人在上海的不守规矩，从中可看出一些清朝官员的无能与无奈。
叁
工部局筑路后所立的道路界石
自从租界开辟后，租界内的道路逐渐有私路和“公路”的区别。凡是工部局修建的，或私人修建后因无法管理而交给工部局的属于“公路”，其余的就属于私路。比如1869年8月31日，工部局工务委员会应某些租地人的请求，接管了虹口浜下游的一段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及该地界平面图上注明的几条交叉路。平面图显示了哪些是公路，哪些是私路，公路用颜色表示，私路不用颜色表示。
工部局得到私路是需要花费费用的，即使是无偿得到，也要在修建上花费一笔钱财。比如1879年12月4日，董事会会议上宣读了麦克莱恩先生的来信，他代表威尔斯房地产公司董事会以及第890号册地业主汉璧礼先生提出建议，准备向工部局出让一条新马路：从黄浦路（霍华德码头对面）通向百老汇路（差不多在天潼路对面），由工部局修筑及安装路灯、下水道等。经讨论，会议通过决议：董事会代表公众接受其捐献，并致以谢意。会议还考虑今后把这条马路作为天潼路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成为工部局的道路及工部局所建造的“公”路，为了防止被侵占，工部局就在路边竖立工部局道路界石（M.C.R，即Municipal Council Road的缩写）。并在工部局的详图上标明竖立这些路石的确切地点，对这些道路的建造设立档案。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陈列着这种界石，石质，高约110厘米，宽近15厘米，厚约9.5厘米，上面刻着MCR三个英文字母。竖立这些路石的作用就在于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这条道路属于工部局的，也是公众都可以使用的。它的明显好处在于一旦被人侵占，就会很快被工部局所获悉，不会因为由于道路被蚕食时间过长而造成难以解决的问题。也许人们会感到奇怪，工部局作为公共租界的最高管理机构，难道它所竖立的路石会被人轻视，它的道路会被侵占？且不管是什么原因，工部局道路被侵占，马路界石被挪动的事确实发生过。
1875年5月，兆丰路（今高阳路）被公和祥码头侵占。当月31日，董事会会议决定写信给该码头管理人，请他们将工部局马路界石恢复原位，将侵占马路的栅栏后撤。并说该马路在当初虹口与本租界合并时是30英尺宽。工部局不能一言不发就把公众用了多年的土地放弃掉。当时事情比较顺利地解决了。以后虽又发生过类似事件，但最终在依靠道路界石档案记录的情况下得以解决。
道路界石，不单单是工部局一方想竖立的。在一条道路上，路石间有着一定的间距，一些私人沿路造房，为避免今后可能产生的麻烦，也会向工部局要M.C.R路石，竖立在其所造房屋两端，和工部局道路分清界限。如1874年6月，工部局想拓宽直隶路（今石潭弄）和福建路（今福建中路）之间的宁波路，但被一个叫高易先生的房子挡住了。多次书信交谈没结果，董事们在6月9日开会时，索性将高易先生请来面谈。高易在会议上明确表示：如果董事会在他开始建造房屋前，就向他建议要拓宽马路，可能会让他交出一部分地产，达成一项协议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但董事会是在他建造了房屋并对该地产进行了布置后，才写信给他，因此他要求得到十足的补偿。他提出2000两数额的要求，就是要使谈判无法继续进行，因为他个人并不希望拓宽这条马路。董事白敦说，高易已设置了工部局马路石来作为他在建造房屋时的标志。最后，工部局补偿高易200两银子，作为把他在宁波路的房屋向后移动的补偿。
除了一大纪念馆陈列的这种样式外，我还曾在其他地方见过另外一种样式，比较小，30多厘米高，宽度略微比高度宽些，花岗岩质地。单面横着阴刻MCR，下端较小些，可以明显看出是插入到道路中的。
M.C.R这工部局马路界石的主要用途，是作为工部局道路边界的标志，在当时是使用得非常多的，但现在却是比较少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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