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天津地图上的南斜街
知道南斜街，是大学刚毕业时读到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张伯驹词集》，有一阙《西子妆慢》，题为“壬子小寒后过天津南斜街童时旧居，感赋”。已拆迁。第一次知道这位民国四公子小时候曾在这条小街上住过。记得当时曾想寻访南斜街旧迹，老人告知南斜街已改为一片楼房。
1905 年春，7岁的张伯驹过继给在天津的伯父张镇芳，由河南乡下搬进了张镇芳在南斜街的四合院居住，十几岁时入读新学书院，接受新式教育。
张伯驹终生对天津难以忘怀，他对天津的感情及对童年的怀缅，大多记录在他77 岁时所撰《红毹纪梦诗注》中。
书中有这样一段自述：“余七岁，随先君居天津南斜街，值端阳无雨，乘东洋车，遮油布，不能外视，车把上插黄蓝野花，以示过节。直驶下天仙茶园观戏，大轴为杨小楼《金钱豹》，亮相扔叉，威风凛凛。大喊一声：‘你且闪开了！’观众欲为夺魂。后大街小巷齐学‘闪开了’不绝。此余生平观乱弹戏之首次。至今已七十年，其印象犹似在目前也。”要是由我设计一部表现清末天津旧城一带生活的年代戏，第一组镜头就是这组“闪开了”的画面，绝对精彩。
而今，大多数天津人都不知南斜街为何处。端详这名字，多数人的第一印象还以为是北京的烟袋斜街之类的斜街呢。其实，这条位于天津城东门外的南斜街多次出现在清末民初的文献报刊中，颇为知名。
张伯驹的父亲时任长芦盐运使，使署即在鼓楼之东。而长芦盐纲公所即在张伯驹家住的南斜街上。因此地距离官署近便，当时街上设有各种官办机构：雍正九年（17 31），盐道彭家屏在南斜街设义学；同治七年（ 18 68），设全节堂，有房廿余间，收养节妇贞女；同治12 年（ 18 7 3），建长芦育婴堂分堂；光绪四年（ 18 78），在南斜街设广仁堂，“收养天津、河间两府属遗弃子女、贫苦节妇”。此外，南斜街上还设有公馆（相当于当年政府招待所），首次奉命考察西洋各国的斌椿一行出京后，拜访了三口通商大臣， 即“至东门外南斜街公馆，住”。而据张德彝著《航海述奇》，同样出使西洋时路过天津，“天津县东关外南斜街恩裕店内宿”。想来这两位“ 使者”入住的是同一家叫做恩裕店的公馆。
南斜街位于磨盘街（水阁大街）南侧，与东马路及河边的河沿路平行。张伯驹来到天津的时候，正是南斜街最兴盛的年代。此时，正值袁世凯在天津推行“北洋新政”时期，南斜街陆续兴建了不少新式机构：1902年，袁世凯在附近的东北角开设官银号，同年晋商泰豫恒银号在南斜街开设总号，《大公报》发布的广告称“本号筹集巨款原为周转市面起见，兼做仕商汇款、存款、押款，利息较他号格外公道，长期短期酌为等差”；1902年， 在原浙江会馆原址创建北洋军医学堂，首任总办为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德国取得医学博士的徐华清，同年又在南斜街设北洋巡警学堂；1903年，直隶农务局以一万五千两购买南斜街江苏海运局的房屋为北洋烟草公司办公场所，工厂则在小站，生产“红顶”牌等国产卷烟；1906年，在长芦盐纲公所内建天津中等商业学堂，同年建北洋防疫医院……
与一般人的印象不同，在各国租界和河北新区之外，东门外也曾是近代天津开风气的地方。当年南斜街附近，不仅有一条小洋货街，街上还有一家孙恩吉铁工厂。孙恩吉最早在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机器东局学习，后发明轧花生皮机、新式磨面机等多种机械，被视为著名的发明家。多年以后，南斜街的万丰泰和万庆泰两家铁号也享誉一时，与西南角和北开的旧铁业集散地不相上下；1927年，位于南斜街大丰巷的天津第一制钉厂开业，为华北首家制钉厂。
光绪十二年七月十日(1886 年8 月9日)，南斜街曾发生一场火灾，住在南斜街的一家仆人在厨房做饭，收拾煤油灯时不慎“灯侧油泻，火延衣袖”，另一个仆人见状急忙用水往那个仆人身上浇去，没想到火势更旺，将那人烧了个面目全非，最终不幸死去。那时，煤油灯刚刚引入天津，很多人还缺少使用常识。针对这起事故，当时的天津《时报》介绍：一旦发生煤油起火，可以用棉被扑灭，不能用水浇云云。
清末时期，天津一直有“出大殡”风气， 官方屡禁不止。据《大公报》1908年报道，禁令颁布之后，“东门外南斜街又有两家出殡，一来一去，仪从辉煌，路途拥塞，未至灵辆，相左不能前进，几经周折然后过去”。报纸上虽没有点出这两户人家的姓氏，但南斜街富户人家较多，最有名的数名列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南斜街高家”，也称“益德裕高家”。高家旧宅即在南斜街北口，因先辈有戴深度近视眼镜者，得“高眼镜子”绰号，其家族也被称为“高眼镜子家”。因后辈子弟奢华恣纵，到光绪年间即已败落。
高家之后，南斜街最有名的大户是南斜街郭家。
据2010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现的《天津郭氏宗谱》记，郭氏祖籍徽州，明永乐初年来津。约1840年后在南斜街建宅院，占地约20亩，计有二十二三套三合院、四合院，有房屋150 余间，俗称“郭家大院”。
因郭家正门正对大丰巷西口，因此《天津地理买卖杂字》上有“大丰巷，郭家门”一说。据曾在此居住的老人回忆：“我们这个院子属于南斜街郭家大院的一个客厅，院内有西房五间是正房，还有北房、南房各三间，我们家住南房一间半，这个院子没有东房。这十一间房，前面都用两三米宽的厦子连着，是个磨砖对缝、雕花回廊的老房子。”
1949 年以后，郭家大院一部分改为民居，一部分由南斜街小学使用，门牌号改为南开区鼓楼街道胜震里38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门外一带还保持着昔日的格局和旧貌，水阁大街南侧向里走是小洋货街、南斜街等小街，街面多为青砖灰瓦的委托店、杂货铺等小店，街内是平房四合院，地震后基本拆除了。
1946 年，由张伯驹的词友寇梦碧发起，在南斜街张伯驹旧居成立梦碧词社（其前身为成立于1943年的癸未社），社友先后达八十余人，张伯驹等海内名士多有唱和。1948 年后，南斜街词社名义虽不存，但词友仍偶有小集。1963年，词友常到黄家花园小集；“文革”期间，寇梦碧、张牧石、陈宗枢等人相约，每到盛夏之夜，到海河边纳凉小集，偶作诗钟之戏。
1937 年，年方而立的张伯驹开始收藏字画，耗时三十年，不惜倾家荡产。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每到海棠盛开季节，张伯驹必到天津人民公园（昔日李善人花园）赏花。1972 年1月，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由长春迁居北京，路过天津时特意到南斜街的旧居寻访，写下了“斜街门巷几斜阳，过流年，不堪重数，归来旧主”等惆怅的词句。巧合的是，张伯驹晚年在北京的居所后海南沿26号小院即位于一条叫烟袋斜街的小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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