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最初是秦始皇的梦想，他在这件事上做出了很多卓越的贡献，包括统一国土，建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等。然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也遭遇过失败，比如，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大一统。秦始皇曾经试图通过“焚书”的手段来实现这方面的一统，结果却遭遇了彻彻底底的失败。这使得他终究无法在有生之年将中华帝国的大一统彻底完成，同时，死后不久，帝国即分崩离析。
须知，最难一统的不是土地，也不是经济制度，而是人心。
秦汉时期的大一统真正完成是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除了继承自秦始皇以来历代皇帝的政治遗产之外，也做出了很多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局面。其中，就包括他解决了秦始皇未能解决的问题：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大一统。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保障了中国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能够相对的繁荣发展，也导致了中国在近代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成功转型。
如今，我们习惯将此事件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背后的隐情
后台君依稀记得，在中学里学中国古代史的时候，按照课本的逻辑，汉武帝为了实现文化专制，采纳了董仲舒在对策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史称《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并进行强制推行，使得儒学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之中，从而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近两千年。
后来看书多了，发现这个事情里头有蹊跷。
先看史书的记载，《史记》和《汉书》对此事的记载有出入。太史公在编写《史记》的时候并没有给董仲舒单独列传，而只是在《儒林列传》中将之与其余十数人作了合传，且传中也更偏重强调董氏的学识和人品，在政治上，没有特别记载什么了不起的作为，甚至都没有提及《天人三策》，读来给人以此人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印象。而到了后汉的班固撰写《汉书》的时候，不仅全文刊录了《天人三策》，更把董仲舒在政治上的地位拔高到了极为罕见的程度，说董仲舒退休后，汉武帝每遇大事，仍然要专程派人去请教董仲舒的意见，俨然就是一副“布衣宰相”的形象。
后台君窃以为，两相比较，《史记》的说法可信度更高。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司马迁写《史记》是在汉武帝当朝，作为同代人，加之同朝为臣，他对董仲舒的了解应该远甚后人，他的资料来源和他的记述自然更可信；第二，董仲舒本人虽以策论获宠，但在政治发展上确实不顺利，几乎都在郡国为官，并没有进入到汉武帝的小圈子“中朝”中去，这种情况下，很难在政治上有什么大作为；第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武帝时期的实际施政情况不符。
对于第三点，可以详细说说。如果“独尊儒术”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朝廷大臣应以儒生为主；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卫青、霍去病这类军旅人士自非儒生出身；而像张汤、主父偃这样喜好刑名、权术之人显然应该归类于法家；诤臣汲黯则尊崇黄老之术；公孙弘表面上是个儒生，但在政治上的手段也更接近法家作为；好不容易有个比较纯正的董仲舒，汉武帝还不留在身边任用。如此一来，环顾汉武一朝，根正苗红的儒家人士极少。
好，再回头看汉武帝本人。此人在位期间，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极尽折腾，背后体现出来的治国思想绝非是儒家提倡的治国安民、为政以德的大政方针，不少后人评价汉武帝期间的政策实际上是“内用法家、外示儒术”。
由此可见，说汉武帝明确颁布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论并不成立。
那么，为什么班固在《汉书》中会如此拔高董仲舒的地位呢？简单的回答：这是通过“追溯”的方式来抬高儒家的地位。
在班固生活的时代，儒家学说确实已经成为了社会主流，之前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法家、黄老、纵横家什么的此时已经逐渐没落了；加之班固本人出生在儒学世家，从小耳濡目染，浸淫其中，自然对儒学、儒家有天生的亲近感。这导致这哥们在编写前代历史的时候，有一种天生的使命感，要把儒家的“身世”脉络理清楚。在这个过程中，班固发现了儒家的崛起是始于汉武帝时代，然后又在董仲舒的策论中发现了尊崇孔子之道的建议，于是，就把他搬出来，大书特书，从而塑造了汉武帝、董仲舒这样一对“明君名相”的人物组合，把儒家崛起的历史事实跟名人品牌强强结合，打造了一个传奇式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故事。
班固这哥们若是活在现代，肯定是个品牌营销高手。
顺带说句题外话，这种做法，班固不是中国历史上独一份。禅宗历史上也发生过，具体故事可以参见胡适先生所写的《禅学指归》一书。
回归正题。尽管“汉武帝联手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故事更大程度上是个传说，但在汉武时期儒家和儒教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儒教崛起”幕后的始作俑者并非汉武帝——他只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推动者存在的——而是儒教本身。
儒学的脱颖而出
当今不少人有浓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认为人类历史都由少数几个精英分子来主导的。作为对唯物主义史观有深刻理解的后台君，对此论点自然不屑一顾。其实，再优秀的个体，在历史洪潮来临的时候，是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改变历史走向的。那些所谓的英雄，无非成就于时势；那些所谓的名人，无非踩对了点，被历史的大潮推到了社会的巅峰；而那些所谓的伟人，则颇具技巧性的利用了潮流，使其为己所用。
德国大文豪、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曼曾经这么评价纳粹现象：“希特勒的出现并非偶然，他是一种真正正常的德国现象。反对许多德国人把纳粹的出现当做一次历史事故，真正的恶魔其实是在每个德国人的心里。”希特勒确实扮演了魔鬼代言人的角色，但前提是魔鬼已经占领了很大一部分德国人的内心。
同样，汉武帝或许有能力改变帝国的版图，但和秦始皇一样，他绝对没有办法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中华社会的整体意识形态。事实上，他在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跟大禹在治理洪水中的角色差不多——取势、疏导。“取势”者，识别潮流、利用潮流；“疏导”者，利用潮流，加入自己的想法，从而让潮流为己所用。
在后台君看来，汉武时代，儒教的崛起是一个逐渐开始明朗的势头。这一势头的根本驱动力在于儒教自己的学说特点和发展基础，而汉武帝则是聪明的顺应、推动并引导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从百家争鸣到儒家独尊是一个“物竞天择”的过程。从战国后期以来，各门学说都在不断发展，但最终决定它们兴衰的还是人类社会。每个学说都有各自的特点，而就是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们各自适合的历史发展时期。
秦朝兴起是靠法家思想。法家的长处在于运用权术和严刑峻法进行有效的控制型统治，按现在的话来说，能让一个组织在短期内培养起很强的执行力。因此，法家特别适合战国末年那样的乱世。秦国用法家思想，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富国强兵，从而成功统一了天下。但法家思想好像一针兴奋剂，可以短期内激发出组织的潜力，却不利于组织的长治久安，可以夺天下却不可守天下，这就导致了一直秉持法家来进行统治的秦朝仅仅二世就灭亡了。
刘邦夺取天下后，采取黄老之术治国，提倡无为之治。这对于民生凋敝的汉初时期是很合适的。天下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暴政、战乱之后，非常需要一个喘息休养的机会——这就好像大病一场的人需要静养休息一样。事实证明，这种政策为汉初恢复生产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和条件，最终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
然而到了汉武帝时代，社会经济已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无为之治”的政策也逐渐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统治者的“无为”无意识地在社会伦理结构上留下了一大块空地，任由战国时代的各类学说自由竞争。
这种背景下，儒教逐渐从百家中脱颖而出。
原因很简单，战国百家各有所长，而儒家本身就是专门规范和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即基本的社会伦理问题的。这导致其和其他学说相比，有两个最大的特点。
第一，简单无门槛。儒学是一门扎根日常生活的学问，不玄奥。拿儒家经典《论语》来说，里面记录的都是孔子及其门生十分平常的言行，衍生出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这些言行、道理对普通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门槛，只要有心，都能学。
第二，世俗而实用。儒学主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世俗，因而很实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就曾坦言，这辈子影响他最深的，并非其所专长的物理学，而是他中学时被父母逼迫背下来的《孟子》。毕竟，广义相对论没法教会杨教授如何为人处世，而孔孟之道可以。
除了上述两个特点之外，儒学还特别重视“教育”。所谓教育，说白了就是把儒学的内容传播出去，而且还把这种传播行为“使命化”，让每个儒生都会主动、积极的去推广儒家学说。
一个接地气的产品，加上全民营销的策略，自然会造就现象级的效果。
反观其他学说，在这方面都有先天性的不足。某些学说本质上是“帝王之学”——只对于当权者、统治阶级才有价值，对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说没有指导意义，这类的代表是法家；另有一些学说比较尊崇自然，相对消极，比如老子的学说，倡导“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压根不屑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太符合经济发展后的社会需要。因此，在统治者不加干预的情况下，儒教自然能在这场竞赛中压过其他学说一头，脱颖而出。
儒学自己做好了崛起前的铺垫——民间的群众基础，而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策论则最终为儒教的官方化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
统治的工具
对于汉武帝来说，民间盛行什么并不是他最关心的，他最关心的，是如何能进一步巩固和维护老刘家的统治基础和社会秩序。
董仲舒在策论中阐述了自己对儒家学说的理解和引申，他提倡“大一统”，提倡“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这些内容让汉武帝看到这一拥有良好民间基础的学说具有更好为统治者服务的巨大潜力。
于是，这位聪明过人的皇帝决定扶持儒教，并在扶持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一些改造，加入有利于专制极权的内容，使之更好的为自己和自己子孙的统治去服务。汉武帝推崇的儒学并不是孔子的儒学，也不是孟子的儒学，而是经汉武帝改造过的，为加强专制统治而量身定制的儒学。
汉武帝在儒教崛起这一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大禹治水中的大禹有些类似。儒教好比洪水，治理洪水的最好方法，不是堵塞，而是疏导。
由此，儒学本身的内生特点，加上汉武帝的扶持策略，客观上造成了儒学一家独大的局面——在后人看来，确实堪称开创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场景。
在这里顺带说一说基督教的崛起。在基督教崛起的过程中，同样有一位皇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便是在西方被尊为“千古一帝”的君士坦丁大帝。如果稍加研究，可以发现，尽管在时空上有很大的差距，但基督教和儒教的崛起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是皇帝的态度。君士坦丁大帝自己在生命的绝大部份时间内并非基督教徒（有说法说他在临死之前接受了洗礼，但存有争议），更有甚者，他还有诸多言行显然是有悖于基督教义的。他和汉武帝是一样的，仅仅把基督教作为“统治工具”来塑造，而不是真正作为个人的精神追求和最高价值观。
其次是皇帝在这件事上所起的实际作用。君士坦丁大帝同样未曾确立基督教“国教”的地位，但他却通过各种政策扶持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迅速发展。首当其冲的是他在313年与当时帝国的另一位皇帝李锡尼联合颁布的《米兰敕令》，正式给予基督教合法的地位；而后他又通过免除赋税、徭役等经济政策扶持教会的发展。而汉武帝呢，尽管在位期间并没有明确的颁布过“独尊儒术”的政令，却通过建立大学（官办教育）、举孝廉（儒家价值观下的人才选拔办法）等方式帮助儒教的壮大。
最后是这两件事的深远影响。儒教在意识形态上统领了东亚文化圈两千年，是中华帝国的伦理基础，更是构建了中华民族有别于其它种族的独立民族意识——这是使得中原汉族虽在军事上屡遭外族侵略和蹂躏，却最终能够通过文化同化对方的根本原因（“亡国不亡种”）。而基督教同样毫不逊色，它维护了东罗马帝国长达一千多年的统治，也为神圣罗马帝国提供了伦理上的基础，并最终演化为为欧美文明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马人曾经三次统治世界：第一次以军团，第二次以法律，最后则是以基督教。”
罗马军团早已不复存在了，但罗马法和基督教仍然在影响着世界；同样，霍去病的铁骑也就湮没在大漠风尘中，但儒教传统却深深渗入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之中。
汉武帝一生中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影响最深远的，应该就是这件了。不过，即便汉武帝当时不选择去扶持和推动儒教，迟早也会有别的皇帝来做这件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武帝正是被历史大潮推向巅峰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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