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也只能说他的视界宽，不能说他的眼光深。其以简单的数字，笼罩着大量农民，以现代眼光批判，虽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组织。
——黄仁宇《李悝》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增加自身实力，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社会改革，掀起了变法运动，对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造。比如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牛畜在赵国、申不害在韩国、邹忌在齐国、乐毅在燕国推行变法，他们的变法在不同程度上都取得了成功。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商鞅变法了。
但是，为什么黄仁宇先生会单讲李悝呢？他自己也承认，李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常被提起的人”。我想，除了因为李悝很少被人提起，因而值得强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李悝的变法，是这一系列变法中，最早开始的。这种筚路蓝缕之功，当然不应该被抹杀。
魏文侯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君主，他礼贤下士，拜孔子的学生子夏和其他儒生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为师，又任用吴起、西门豹等人治理天下，所以魏国发展很快。
李悝则是魏文侯时期进行改革的最重要人物。李悝也叫李克，他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做过中山相和上地守。上地在河西，故李悝经常与秦国人交战。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不是很多，头一条就是废除官爵世袭的办法，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以使政权能得到全国最能干的人的参与。其次是实行“平籴法”，这项政策的目的是防止商人垄断粮价，造成“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现象，以稳定小农经济。
李悝变法的核心乃是推行“尽地力之教”，它的目的在于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政府的田租收入。由于魏国人多地少，所以只能从精耕细作上入手，李悝的具体措施是，规定每亩地的标准产量为一石五斗，要求农民“治田勤谨”，达到每亩增产三斗；同时杂种各种粮食作物，以防某种作物发生病害；要努力耕作，勤于除草，收获时加紧抢收；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土地，植树种桑和多种瓜果蔬菜。
为了确保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李悝还曾修《法经》。不过，《法经》早已不存，唯有桓谭的《新论》一书中，对《法经》内容进行过简单的描述，但《新论》一书后来也佚失了，他的观点是通过明代人董说的《七国考》一文中，才得以留传下来，并成为我们今天了解《法经》的重要依据。
《法经》共6篇，这几篇法经的名字都非常有意思：“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所谓“盗法”，是保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所谓“贼法”，是保障现在政权的地位；“囚法”和“捕法”则是惩罚盗贼的办法；“杂法”则是惩办盗取官印、官吏贪污、赌博等行为；“具法”则是根据特殊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法律。由于这部《法经》不仅集以前各国法律之大成，而且是秦汉法律的基础，所以李悝也被称为战国时代法家的“始祖”。
魏文侯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445―公元前396年（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公元前424―公元前387年有误），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中间的人物。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变法措施和孔孟一样，都表现着中国封建制度业已崩溃，各地域间的诸侯组织全部劳动力，以用于发展生产的情形。
而且，黄仁宇先生还说，李悝的设施，也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
如果回过头来看周公的井田制和宗法制，我们就可以知道，由于时过境迁，到战国时期，这种制度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因为人口激增、货币通行、客卿活跃，战事动员波及全民。为了增加收入，春秋时期，各国就开始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公元前685年，齐国先采用了按土地的多寡肥瘠征收贡税的办法。另外，管仲还把田地分配给耕种者，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对于井田制的打击相当沉重。所以难怪元代人陈采正会写诗说，“画野分民乱井田，百王礼乐散寒烟”。
到公元前594年，鲁国颁布了“初税亩”，对公私土地一律征税，这表明鲁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存在。到了公元前538年，郑国更是宣布“作丘赋”，这里的“赋”是指对兵役和军用品的征收。以前承担兵役和军赋的，只限于都内的“国人”，由于战争规模和开支日益扩大，赋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于是负担就不得不由“国人”扩大到“野人”身上，也就是推广到所有的成年男子身上。这对于井田制的存在和稳定，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上述李悝的“计划经济”，推行于公元前5―4世纪，其“尽地力之教”，也就是不受封建制度的约束。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更是全面扫除封建制度，而整个代之以“郡县制”。此门一开，国君统治全国百姓，土地可以买卖，官僚不再世袭，所以顾炎武说：“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
通过“平籴法”，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当时天灾频繁，粮食价格极不稳定。因此政府的方针，总在“平准”，“民毋伤而农益劝”，也就是要做到稳定粮食价格，同时鼓励粮食生产。而由于粮食生产是最重要的，所以种田为“本业”，其他都为“末业”。这也就是为什么传统中国社会一直会有“重农”思想的根源，以及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基础上的追求低水平平等的原因。同时，黄仁宇先生还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国的货币经济开始得很早，且已经普遍使用于民间，但由于粮食价格波动太大，商人不一定能够做到互通有无，相反很有可能是“囤积居奇”，也就是说，见利忘义，与传统“礼”的思想格格不入，也难怪传统中国社会会对商人咬牙切齿了。
先秦从封建到郡县，造成了庞大的组织，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官僚政治的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派遣官僚，向几千万老百姓征兵抽税，接受诉讼及刑事案件，无疑是一种超时代的早熟，所以黄仁宇先生说，此时的中国，更难放弃间架性的设计，以至于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仪礼也可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到20世纪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已以商业组织的精神一切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字上管理。
由此看来，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也只能说他的视界宽，不能说他的眼光深。他用简单的数字，去笼罩大量的农民，如果用现代眼光来批判，则很明显，这种方法虽然很早熟，却仍然不过是原始组织的变种而已。
结语
此章对于中国历史的开篇西周及先秦时期，作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其中，对于周公、孔子和李悝，由于其所占据的历史地位的重要性，用专章进行分析。对于这三个人物的了解，一定要注意从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角度进行把握，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了解。只有这样，才能说是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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