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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真小人吕惠卿

吕惠卿是熙丰变法的主要干将之一,因其在变法运动中的种种作为而成为一个争议人物。一方面因为参与制定、推行新法,而被时人尊称为“护法善神”。另一方面又由于其攻讦王安石的龌龊行为和借改革以营私的不良行径,而被列入《宋史·奸臣传》。

志同道合

吕惠卿(1032~1111),字吉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宋神宗熙宁年间,他是襄助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

青年时代的吕惠卿,便以才学出众崭露头脚。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仅24岁的他高中进士。随即,被授职为真州(今江苏仪征)推官。其后,吕惠卿得到了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嘉祐六年(1061),欧阳修向仁宗皇帝推荐说:“前真州推官吕惠卿,才识明敏,文辞优异,善于汲取前人经验而能反躬自省,可谓端雅之士,应当让其任馆阁之臣,作为国家养育贤才的储备。”吕惠卿在经历了一段军、州幕职官的历练后,来到中央任职,先后出任三司检法官、集贤院校勘等职。

在汴京,经过欧阳修的推荐,他结识了王安石,两人常在一起论经讲义,谈古道今,竟有许多共同的见地,遂成莫逆之交。在交往中,王安石对才华横溢、通晓世务的吕惠卿赞誉有加,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王安石曾向神宗皇帝进言:“吕惠卿的贤德,岂止在今人当中无人能比,就是前世大儒也未必能比得上。学先王之道而能真正运用于实践的,只有吕惠卿一人而已。”而对于王安石,吕惠卿也四处宣称:“我吕惠卿读儒书,只知道仲尼之可尊。读佛经,只知佛之可贵。而至今天,只知介甫(王安石的字)之可师!”正是由于学术思想和政治理念的基本相同,使得两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旁观者清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变法。朝廷设置了三司条例司,王安石任用吕惠卿为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巨细,都要先同他进行商议,然后才实行;王安石向神宗提交的疏议、奏章,也多由吕惠卿代笔。吕惠卿在变法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使他得到了神宗皇帝和变法领袖王安石的赞赏和重用。熙宁二年(1069)九月,他被晋升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从此得以亲近和影响神宗皇帝。熙宁三年(1070)五月,朝廷取消制置三司条例司,把青苗、常平、差役、农田、水利等法全部归与司农寺掌管,由吕惠卿兼判司农寺。司农寺遂成为推行变法的主要部门,吕惠卿也因此成为了变法运动中仅次于王安石的二号人物。

正在吕惠卿和王安石交往得异常火热的时候,却有人洞悉到当局者未曾察觉的一些隐忧。一次,司马光对神宗说:“吕惠卿阴险狡诈,并不是什么好人。正是他的作为使得王安石受到内外各界的批评,可惜王安石虽然贤德,却刚愎自用,不通世故,吕惠卿出主意,王安石就去施行。再者,王安石经常超擢亲近自己的人,也恐众心不服。”神宗为吕惠卿辩白说:“吕惠卿进对明辩,也是很有才学的人啊。”司马光连连摇头道:“吕惠卿确实通文博学,明辩聪慧,但却心术不正,您慢慢观察就知道了。”神宗听罢默不作声。司马光还亲自告诫王安石:“阿谀谄媚的人,现在对您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可是,假如您失去了权势,他必然会反戈一击出卖您。”此时,王安石却因为与司马光政见不同,而对他的话很反感,所以也不把这些忠告放在心上。相反,却以为这是旧党人士在蓄意挑拨变法派内部的关系。

“护法善神”的私心

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首次罢相。吕惠卿由于王安石和神宗的赏识,而被提拔为参知政事,成为王安石的继承人,和王安石之后的首相韩绛一起被称为变法派的“护法善神”和“传法沙门”。但吕惠卿的野心很大,他看出来宋神宗虽罢王安石的相位,其实不过是迫于旧党势力的舆论压力而做出的暂时回避。吕惠卿梦想彻底搞掉王安石,以取代其地位。因此想方设法地迫害王安石,以避免其再度复相。

为了彻底排挤王安石,吕惠卿采取了两个办法。其一,借郑侠上《流民图》之际,唆使自己的党羽诬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并借当时一桩谋反案败坏王安石的名声,他还罗织王安石兄弟的所谓罪行秘密上奏;其二,他把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给自己的私人信件拿给神宗看,内中有“无使齐年(暗指反对变法的参知政事冯京,他和王安石同年)知”和“无使上知”两句话。这两句话自然引起了神宗的极大反感,对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是极大的破坏,造成两人裂痕的产生。

后来,王安石复相,他认为吕惠卿人才难得,故而对其不计前嫌,依旧信任有加。但为权力和野心所腐蚀的吕惠卿,已经不是当初的吕惠卿了。他大肆扶植亲信,先后把自己的弟弟吕升卿、吕和卿和妻弟方希觉等人放到了重要职位上;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大肆置办田产家宅;还排挤曾与自己共同主持变法的同僚,以稳固自己的地位。这些,不但变法派中的沈括、韩绛等人颇有意见,就是神宗本人也认为吕惠卿私心太重、心胸狭隘,提醒王安石:“吕惠卿不济事,不是帮助你的人!”王安石竟然浑然不解,还反问宋神宗道:“吕惠卿有什么做法令您不满意呢?”神宗只好坦言道:“吕惠卿其人,忌贤妒能、争强好胜、为事不公。”但王安石并没有听进去,还为吕惠卿辩解。

弄权者终为人所厌

由于在用人问题上的公心与私心的差异,吕惠卿在王安石二度为相之后,不但排挤王安石任命的官员,还处处排挤王安石本人,最终导致了两人关系的恶化和破裂。

恰在这个时候,御史蔡承禧上书弹劾吕惠卿,指责吕惠卿奸邪不法、威福赏刑,致使天下共愤。而曾经依附吕惠卿的御史中丞邓绾,此时也指斥吕氏弟兄的不法行径。于是,吕惠卿被贬出知陈州。不久,吕惠卿的母亲病逝,神宗特诏在吕惠卿俸禄之外,恩赐五万钱让他治丧。但吕惠卿却嫌少,竟然给神宗上书,请求再增加一万五千钱。结果,御史上疏弹劾吕惠卿这种不忠不孝的行为,要求处置他。神宗因为吕惠卿曾为执政,为顾及他的脸面而暂未处罚。元丰五年(1082),吕惠卿将要镇守麟、延两州。神宗问他对陕西边防的意见,吕惠卿却说:“陕西的边防驻军不但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只看大形势而已。”神宗大怒道:“照你这么说,是说陕西可以放弃了?如此之人岂可委以边防重事?”于是将他贬知单州(今山东单县)。

苏轼的弟弟苏辙曾经非常形象地总结吕惠卿说:“(吕惠卿)胸怀张汤那样的狡辩奸诈,身负卢杞那样的奸佞乖邪,诡变多端,敢行非法之事。又兴起大狱,欲株连蔓引,诬陷公卿。只是因为神宗仁义圣明,事必躬亲,否则,安常守道的好人早就没有能生存下来的了。王安石对吕惠卿有羽翼覆卵的恩德,就像父亲和老师一样。吕惠卿求进之时,则附之若胶。及王安石罢相之日,则化为仇敌,不遗余力辱骂诬陷,猪狗都不屑去做的事而吕惠卿却能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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