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绍华
《世说新语·品藻》中有一则记载：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云：“先辈初不臧贬七贤。”谢安与“七贤”时代相接，又为当时名士，对于“竹林七贤”已是如此尊崇。后来之文人，提及“七贤 ”，更觉风规闲远，有些高不可攀了。有学者称魏晋为中国的“人的觉醒”的时期，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强权的高压下以身为殉，构建出了中国美学和哲学的最高典范。以阮籍、嵇康、刘伶、王戎诸人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渐成为一种公认的文化符号，代表了中国文人一种至为高贵的独立品格。所以“竹林七贤”的题材，历代画家多有涉及，较早的顾恺之、陆探微便有相关画作，可惜已然湮灭。迄今为止最早的七贤画作为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之后有唐代孙位所作《竹林七贤图》，皆高古不俗，气韵生动。这次，我们又有幸在匡时秋拍上见到一件“七贤”题材的杰作，此即明人张灵之《竹林七贤图》。
欲知此图之重要价值，不得不对作者的平生作一了解。
张灵，字梦晋，这位生长吴越的才子与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齐名，并称“吴中四子”，可见其才学志趣之不凡。我们可以通过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中的一则记载来见识一下这位风流才子的一个侧面：“张灵本窭人子，力作自给，而灵生乃有爽气，嗜酒醉则作狂曰：'尚能称醉士，我独不能醉耶！’游者，吴趋唐寅最善，寅尝拟游武丘，召灵与俱往，促之，尚卧，寅抵寝所呼曰：'日高舂矣，睡何为？’灵觉，怒曰：'今者无酒，雅怀殊不启。方入醉乡，又为相搅。’寅曰：'所以来，固欲邀子。’灵喜，加衣起，遂与寅上舟扣舷痛饮，作《野人歌》”。可见他又是脱略形骸，嗜酒如命的。
明人黄周星所作的《补张灵崔莹合传》中说这位“风流豪放，不可一世”的才子屡试不第，遂绝意功名，似乎也可以感受到他纵酒高吟背后的隐痛。一如唐伯虎的诗酒自放，其实内心总有一种排解不去的忧虑在。这种忧虑源于体制和人性之间的冲突，恰把明代士人推至一种和魏晋时期相似的境遇之中，而其中卓绝如张灵、唐寅者，便不难体会到与“竹林七贤”类似的心境了。唐寅《六如集》有云：“六如尝与祝枝山、张梦晋，大雪中效乞儿唱《莲花》，得钱沽酒，痛饮野寺中。曰：“此乐惜不令太白见之。”如此任性妄诞的行为尤与“竹林七贤”遗世独立、愤世嫉俗之风相接续，正所谓千载同心也。那么张灵去画“竹林七贤”的题材，可谓是正得其宜。
展开图卷，先看到两位童子似乎正在生火煮茶，桌上放了四个茶盏，一个香炉、一个插着茶具的长颈瓶和若干书籍，童子面带微笑，这次雅集显然令人感到愉快。煮茶解酒也寓示着宴会已经接近尾声，画面所描绘的正是酒后场景。卷中七人皆露醉态，四人席地而坐，或盘坐或躺卧，或举目望天，或举杯欲饮，神态各异。酒酣耳热之际的脱略形骸，充分体现了魏晋时期文人高士放荡不羁、玄虚恬静的精神状态和追求自由自在不受传统束缚的集体意识。席边放置着一架古琴，显然已过了聚会的高潮部分，众人皆已尽兴，另三人东倒西歪、跌跌撞撞地被童子搀扶着，正向西走，画面中间离古琴最近的那位或许就是嵇康，或许他刚刚抚完一曲，现在正微笑着回头看那三人踉跄的步态，正因为他的目光，将画面左右两边很好地连接起来，而卷尾处扶持高士的童子回头顾望，又把观者的视线引回了画里。这样高妙的布局，使画面显得充实饱满，有回环不尽之妙。
张灵在刻画人物面貌上或高古、或清奇、或端雅、或颖秀，一望便知非寻常酒徒之可比。在衣带的处理上，显得十分随性，中侧并用的笔法、挥洒自如的笔触，给人“吴带当风”的感觉。陆时化的《吴越所见书画录》中说他的画胜过唐伯虎，并非全无依据。此卷纯用墨色写就，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张灵作品《招仙图卷》属于同一种画法，两图之用笔亦一致，皆骏快轻灵，体现出画家极强的造型能力和书法功底。正如王穉登《丹青志》中所言：“梦晋画人物，冠服玄古，形色清真，笔生墨苍劲，斩然绝尘”。唯此图不具款识，卷末杨仁凯先生的题跋中说是“酒酣之际，已不及书款钤印耳者”，这是有道理的。以张灵为人之高才放旷，埋名酒国，自得天真，即使不是酒后作画，图卷之是否题款在他看来也当是无足轻重的。这也无怪乎卷后两位距张灵时代不远的题跋者——朱日藩和文震孟对此事不置一词了。
朱日藩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王宠弟子（王宠与唐寅为亲家，故当深知张灵），曾任九江知府，为一时名士，此段题跋写于丙辰年，应是1556年。张灵卒年不可考，其逝世后好友徐祯卿曾作诗挽之，而徐卒于1511年，则张之卒年当在此前不久，距朱日藩题跋时不过五十年，而朱日藩已经感叹“梦晋白描世所罕见”了！可见张灵传世画作之稀少。正如朱日藩跋中所言，张灵最类似于七贤中的刘伶，“天生刘伶，以酒为名”，这位七贤之中极具特色的高士，除了一篇《酒德颂》外，也没有留下更多的作品，但其不慕荣利、心游物外的精神却足以不朽。朱在此跋中还提到，一生谨严的文徵明对于放荡不羁的张灵 “爱念之不置”，为我们的对于了解吴门画家的交往、心态提供了新的史料。
文徵明的曾孙文震孟在卷后洋洋洒洒的几大段文字成了此图又一亮点。文震孟名士之后，家学渊源。天启二年中状元，后以正直忤权奸魏忠贤，声闻天下。曾充任日讲官，刚直清正，连崇祯皇帝都敬其端肃。其书人争宝之，与乃祖文徵明相垺。像这样一位方正博雅的君子，对于放荡不羁的七贤以及张灵又是如何看法呢？通过读其题跋，我们也会有一些颇有意味的发现。
文震孟在题跋开始并未发表个人看法，而是洋洋洒洒的摘录了数段关于七贤的史料，然后在才讲到其用心：“世谓竹林诸贤仅能作达耳，不知其大节之谨严也。故余各疏一事于左，不取其风流啸咏，而录其准绳模楷，览者当识此意，勿以为腐也”。谆谆而言，苦心救世，仍是端人君子本色。
文震孟的另一段题跋又讲到“晋世不纲”，所以士人多托于酒药，寄托怀抱，而“吾辈生当清世，啸歌岩谷，眠食自如，缯缴不加，穷辱罔闻……”，其实何尝如此！文震孟所生活的晚明时代，恰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魏晋”，充满着一种末世味道。所不同者，魏晋人多选择形而上的哲学和美学去消解苦闷，而晚明士人则大多沉溺于感官的精致享受之中，感觉不到“大厦将倾”的危险气氛。这段文字成了我们体会晚明人精神状态的一个通道。文氏的书法明显取法于苏轼，点画精致，骨肉均停，同样有一股郁郁勃勃的书卷之气，可见其学养之高。
此卷后归晚清的过云楼主人顾麟士所有，并著录于其《过云楼书画记》一书中。顾氏在卷末题跋集辛弃疾句所作的《相思引》数首，饶有趣味。另杨仁凯、饶宗颐先生亦有精彩题跋，可谓千载相续，雅意不绝。
备注：
1.吴云、刘恕递藏。
2.朱日藩、文震孟、顾文彬、杨仁恺、饶宗颐题跋。
朱日藩（明），字子价，号射陂，宝应人。登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曾官九江府知府。隽才博学，以文章名家。有《山带阁集》三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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