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
建造于1923年二层石库门的“余庆坊”，坐落在大上海排名第三的四川北路上。诚然，以“余庆”为名的弄堂，在上海不下七八条，有富民路61弄、天潼路799弄、顺昌路68弄、延安东路865弄，还有海宁路279弄东余庆坊、海宁路291弄西余庆坊以及29条叫余庆里的弄堂。然而，四川北路1906弄的“余庆坊”，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却是人文气息最浓，传奇故事最多的一条弄堂。
三十年代前后，在“余庆坊”周围的区域内，有着太多风起云涌的人物和事迹，这些激荡传奇的故事，就隐匿在身边那些熟悉的街巷中。
1890年，英籍犹太人沙逊家族崛起于上海，到了1935年鼎盛时期，共拥有房地产50多处。其中在市内最繁华的南京路福州路一带，就有沙逊大厦、汉弥尔登大厦及庆顺里、长鑫里等7座大厦、10多条弄堂。在淮海中路茂名路一带拥有锦江饭店、茂名公寓、国泰公寓、凡尔登花园以及乐安坊、培福里。在苏州河北岸虹口这一块，有河滨大厦、瑞泰公寓、乍浦里、德安里，在四川路长春路一带，有长春公寓、狄思威公寓、沙逊连体群楼、余庆坊、启秀坊等里弄。
十八排172幢二层石库门的“余庆坊”，占地面积22000平方米，当年由“沙逊洋行”监造，“仁记营造厂”承建于1923年。“余庆坊”好似一座小城，坐卧在四川北路底的东首，如今，环绕着余庆坊一周的“城墙”，也已成为虹口区的知名地标?筑。
“余庆坊”这座小城，四面围着墙，前后开着门，其弄内共有四个出口，以及一条由于临街建筑地界的分隔，从而形成宽1.5米的小弄堂。总弄西向面朝四川路，弄口几乎与多伦路东头相对。
总弄口的左手边，是一排与弄内同时建造的三层临街门面房，二楼以上的住户，要从开在弄内的后门上下。底层沿街的商店中，比较知名的，当年有“三友照相馆”、“长春理发店”及“东亚绒线店”。
总弄的右面，在四川路上还有二个门牌号，包括弄口上方的过街楼，住户也都要从弄内的后门进出。再往右，紧邻着这一整排街面房的，是隔着一条小弄堂的“溧阳大楼”。大楼原名“狄思威公寓”，建于1929年。1943年租界收归国有后，随着“狄思威路”改名“溧阳路”，公寓大楼也同步改称为“溧阳大楼”。
溧阳大楼
“漂阳大楼”坐东朝西，四幢连体，高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它的后门同样开在“余庆坊”弄内。公寓楼的墙面为褐色面砖，檐口及屋顶排烟口呈几何形装饰，占地约1100平方米，由沙逊“华懋地产公司”建造，属现代派风格的英式公寓。2005年“溧阳大楼”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大楼底层的商店，有“国光布店”、“斯为美理发店”还有“五州体育用品商店”。整幢公寓楼的右边，就是余庆坊的北弄出口处，如今，全市统一的绿底白字门牌上写着“四川北路1906弄边门”。
“余庆坊”的弄口，原来都有漂亮的铸铁大门，大炼钢时和千百扇弄堂铁门一样，也不知现在烂在何处。听老人们讲，溃兵时期弄内有两位山东籍的保安，腰挎驳壳枪，每天轮流守护在铁门旁。
从南住北沿着四川路，坐东朝西的 “溧阳大楼”以及十个门牌号的三层街面房，就形成了护卫着余庆坊正面的“城墙”。
“余庆坊”南墙，是一道涂沫着黑色沥青，用细竹交叉编成的人字形“枪篱笆”。墙那边，是“第四人民医院”住院部，弄内这边，是第一小弄和第二小弄的后门。当年母亲生我弟弟时，就在墙内住院部的三楼，有天我去墙边大声叫喊，记得妈妈隔着篱笆墙用手帕包着点心抛给了我。
“余庆坊”弄内的石库门，大门朝南，十八排房子中唯独第一第二小弄，前门朝北，后门隔着条一米宽的窄弄堂，与第四医院的“枪篱笆”头碰头。
70年代备战备荒时，弄内纵横交错开挖了好几条防空地道，其中横弄堂的那一长条，是从第四医院那边通过来的，据说一直接到山阴路。
那年月，家里二楼近四米的长窗玻璃上，贴满了半寸宽呈米字型的纸条，说是防备苏修帝国主义来轰炸。外婆母曾对我说，当年逃难到重庆时也这样，每天还有防空演习。此后，弄内同“四院”中间，改成了一堵灰色的水泥砖墙。
从家里朝南的窗口，正好能看到“四院”七楼顶上的方塔，当年算上方塔顶的避雷针，曾经是四川北路?的最高天际线。“四院”的这个方塔非常“有名”，1937年日军佔领上海后，驻沪海军情报部在上面设立了情报站及电台。为此文革中牵连了不少人，其中就有开国上将张爱萍。
“第四医院”建造于1921年，其前身是日本医生顿宫宽先生创建的“福民医院”。1949年改名为“上海第第四人民医院”。2000年改制成为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
“余庆坊”的东“城墙”，是一体连墙的过街楼，其中有二个出口，开在后面的长春路上。其实，开在长春路上的后门，各小弄都有一扇，只是约定成熟地只开了二个出口。长春路是条L型的小马路，直到70年代还是条“弹隔路”。长春路短的一端近百米，连接着四川北路，长的那一头，横托着整个余庆坊的东面，一直通向海伦西路，全长1000米。
“余庆坊”北面的城墙，是一排如今被命名为“沙逊群楼”的小洋房（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整排的连体楼房，几乎同长春路短的那段一边长，建于1928年，由沙逊“华懋地产公司”投资营造。砖木结构假四层，坐南朝北，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特征。它的前门开在长春路上，后门则在了余庆坊弄内，归属余庆坊居委。2016年底，我回国探亲时去那里转了一圈，以前“余庆坊”居委会，是在总弄内的95号，现在搬到了这排公寓楼的319号来了。大门右侧的墙上挂着一块，高2米宽20公分的铜牌，上面写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余庆坊居民委员会”。
沙逊楼群
作为“余庆坊”北城墙的“沙逊群楼”，长春路307-381号，如今己被市政府评定为：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然而，在我读小学的那些年里，这一排群楼中的307号、319号二个门牌，与我却有着深深的交集。
在虹口那条栽满了法国梧桐，幽静安宁的溧阳路上，有着48幢坐北朝南灰砖红瓦，具有英国建筑风格的花园洋房（市内占地面积最大的“双拼联体别墅”住宅群）。这些前花园后天井的三层老洋房，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
我小学就读于“溧阳路第二小学”，它的后门开在了溧阳路上，学校就是由这48幢花园洋房中的两幢合并而成。学校大门前是一条宽近五米的弄堂，东接溧阳路，西连长春路，地址为溧阳路1208弄12号。只是如今，学校早己不存，大门前挂着块牌子，“上海新华建筑没计有限公司”。
“溧阳路二小”解放前为私立“育华小学”，60年代学区合并时，把溧阳路1355弄内，有着四间平房的民办“宏润小学”统合成一个学校，同时区教育部门，又把长春路“沙逊群楼”307号底楼及319号二楼划归“溧阳路二小”。
长春路319号（沙逊群楼）二楼，1931年鲁迅先生就是在这间屋里，举办了木雕培训班。为推动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培养木刻青年，邀请了内山完造的胞弟内山嘉吉主讲，先生自任翻译。参加讲习会的学员有陈广、江丰、倪焕之、陈铁耕、胡仲明等13人，这其中的几位，后来成为了延安时期“鲁艺”的主要负责人。
“溧阳路二小”接手“沙逊群楼”的房产之后，把307号一楼全层，改建成四张乒乓桌的体育活动室，309号二楼整层，辟为前后连通的文艺活动室。
也就是在这319号二楼，我从三年级直到七年级小学毕业，共三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在这儿背剧本、走台位、练提线、配录音。参加了学校的木偶剧组，从独幕剧“黑熊与蜜蜂”，到四幕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排练。
“猴哥”这一打，打出了名声。在70年代还是一片颂扬的歌舞中，这种有京鼓、焰火及铿锵杀伐音乐的木偶剧，得到了很高的关注，特别是我们这种小学级别的剧组，在当时的环境里，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演形式。
记得演出最远跑到苏州，这对于我们这些低龄学生来讲，绝对是件大事。那时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比较重要的演出，去过江湾机场（航空兵第二十六师师部礼堂）、提篮桥监狱、市政府礼堂，但更多的是在本学区各学校，有时一星期要演好几场，各种的厂矿院校。星期天的上午，更是雷打不动地，在虹口区少年宫，为前来参观的外宾演出。
时光交错，回望319号，想起在那里背台词时的情景，就如同与鲁迅共处一堂，先生在上面讲课，而我们正是那群坐在下面听课的学生。
307号（沙逊群楼）底楼的体育活动室，是学校为了体育课碰到下雨天，也能让同学们有个活动的空间。因此，只要是下雨天，体育课就一定在307号打乒乓。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这一打就是五年半……2016年我再去307号怀旧，底楼以及搭建着蓝色雨棚的前院，已变成了一家杂乱的古玩店。朝北的阳台房还有花园内，到处堆放着破败的老家具、匾额、镜框等杂物，说是古玩店，我想称之为旧货店，应该更为贴切吧。 只是可惜了这块地方。80年前，这里曾住过一位抗日女英雄，时称中国的圣女贞德、民国花木兰的杨惠敏。
杨惠敏，出生于1915年，江苏镇江人。12岁来上海姑姑家，居住于长春路307号二楼。二楼姚家在底楼，也就是我小学时的乒乓室，开办了一家英语补习学校。杨惠敏在这里，帮助姑妈打扫教室，清洁环境，同时跟着姑姑补习国文算术，旁听英语，这一住就是五、六年。只是，杨惠敏万万没有想到，与之一墙之隔弄内52号的胡蝶，若干年后，俩人则有着一次命运的交集。
1935年杨惠敏的父亲，在英商火油公司仓库做厨师。因此，杨惠敏转到了租界内泥城桥（西藏路桥）旁的“润州中学”入读初中。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8月13日，日军集中了第3师团、第11师团、第6航空中队以及第一、第三舰队30余艘军舰，海军陆战队1.5万余人，从吴凇口向宝山地区的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
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日本参谋本部于9月7日当晚，下达了“第916号命令”：第9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野战重砲第5旅团、重藤支队（台湾守备队5个步兵大队、1个山砲中队）及第5飞行团，于9月12日后进入战场，增援淞沪。
另外，日本海軍以“加贺、龙骧、凤翔”等航母于长江口外余山岛一带，策应日本空军机群进行作战。
10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再次发出“第119号命令”：第6师团、第18师团、第114师团、国崎支队、独立山砲第2联队、野战重砲第6旅团共8万余人，从金山卫登陆，会同上海派遗军攻略上海，准备对中国军队实行大包围。
继9月1日吴淞失陷，9月7日宝山城失守后，10月25日，日军突破大场填防线，国军全线撼动，形势十分危急。驻守于闸北的国军第八十八师，只得放弃北站、宝山路一线阵地，师长孙元良将军率部撤退至苏州河南岸，同时命令第五二四团一营，留守“四行仓库”阻击日军。
10月27日，守卫大场防线的国军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第一营400余人，由中校团付参谋谢晋元任代理付团长、营长杨瑞符率领一、二、三连及机枪连，设伏于苏州河北岸之“四行仓库”进行阻击，掩护大军西撤。
“四行仓库”座落在闸北区的光复路上，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是当年“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储备仓库，地点位于苏州河北岸西藏路桥西北角，六层钢筋水泥结构，楼高墙厚，易守难攻，是当年闸北最高大的建筑物。
1985年9月，“四行仓库”被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批准为抗日纪念地。2015年8月13日，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市内唯一的战争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式落成开馆。
满目疮痍的四行仓库
经过淞沪抗战的洗礼，“四行仓库”伤痕累累，弹孔密布于西墙。纪念馆保留呈现了，日军炮击形成的8个主要炮孔和430多个枪眼弹点。设计人员通过查找老照片和工部局历史档案，用探伤仪来定位炮弹洞口位置，逐层剥除墙体之外的粉层，通过多种方式，修复了当年的原貌。
1937年10月27日，“四行仓库”西面和北面的道路，以及两侧楼房已被日军占领，东面和隔着一条苏州河的南面则是英美租界，因此“四行仓库”有著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
以谢晋元为首的第五二四团一营。在前后四天的时间里，浴血奋战，共击退日军十多次进攻，毙敌200多人伤敌无数，国军仅阵亡9人，伤20余人。10月30日晚，谢晋元接到撤退命令，率部沿西藏路桥跨过苏州河撒入租界……
往公共租界撤退的“四行”孤军
杨惠敏当年是“江苏省童子军战地服务团”，上海第一团的女童军。在战斗最激烈的10月28日午夜，她冒着生命危险游过苏州河，把裹在身上的一面国旗，献给了守卫“四行仓库”的国军战士，同时带回了以“五二四团番号”虚增的守军名单，史称“八百壮士”。
这也是苏州河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泅渡，其大无畏的壮举震撼全国，这种勇敢的行为，通过路透社、BBC的电波传遍了全世界，成为了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光辉灿烂的一页篇章。
1938年（民国廿七年）杨慧敏在美国波士顿广播电台宣传抗日，并接受採訪
1938年杨惠敏来到了重庆，受到国民党多位要员的接见，宋美龄也亲自召见了杨惠敏，勉励她好好读书。1938年8月，作为中国宣传抗战的“形象大使”，杨惠敏被指派赴美国纽约，参加了第二届“世界青年和平大会”，受到了纽约华侨英雄般的欢迎，极大地宣传了中国的抗战。此后杨惠敏共接受英、法、德、意、荷等十余国的邀请，两年间巡回发表演说达300余次。
回国后，杨惠敏被安排到“中央大学”旁听，接着被教育部保送至“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就读。更有一位美国侨领，被杨惠敏的英勇事迹所感动，特地为她办好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手续及奖学金，美国政府也对其发出了邀请。因此，杨惠敏获得了赴美留学的机会，在战时资金异常紧张的情况下，财政部长孔祥熙亲自签发了3000美元巨额支票的政府资助，以资行程。由此可见，当年杨惠敏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
1941年12月，杨惠敏启程前往香港转道美国。出发前她又去拜见了宋美龄，向夫人辞行，宋夫人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还嘱咐她“凡事三思而行”。就在杨惠敏准备从香港转往美国之时，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紧接着12月25日香港沦陷，致使留学计划落空。她只能夹杂在难民之中，撤回大陆。
杨惠敏经广东惠州北上曲江，在曲江县得到了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收容。等她亮明身份，曲江难民接待站军统局主任陈志皋，询问杨惠敏能否接受秘密任务，接运滞留在香港的爱国人士回内陆。此时的杨惠敏一心想再创辉煌，末加考虑就答应了下来。
在随后的日子里，杨惠敏往返于香港与内陆之间，营救在港受困人员，先后被迎接回安全区的要员达40余人，其中就有“中华民国驻教庭公使”吴经熊及家属、“国府主席”林森家属。仅上半年，杨惠敏顺利完成了三批爱国人士的援救工作，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对其进行了嘉奖。
1942年8月，著名影星胡蝶夫妇在杨慧敏的帮助下，成功逃离了香港。也因此，曾在同一时期居住于上海虹口“余庆坊”，弄里弄外一墙之隔的俩人，从这一刻开始，命运的交集使她俩都经历了人生的极度痛苦。
胡蝶在离开香港时，将历年积存的财物、首饰、纪念品共三十箱，委托杨惠敏押运回内陆。未料所有物品在广东东江水域遭土匪全部劫走。胡蝶闻讯后伤心欲绝，回到重庆大病一场，后又找闺蜜的丈夫，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哭诉，杨虎委托戴笠侦破。戴笠对胡蝶觊觎已久，当即答应帮助破案，派人将负责此事的杨惠敏，羁押到重庆息烽监狱，后移至渣滓洞，严厉审讯。
在审讯中，杨慧敏绝口否认与匪串通一事。由于杨惠敏当时是国民党着重培养的国家级抗战英雄，且受到过蒋夫人的召见，所以戴笠也不敢用刑，但仍将其无限期羁押，直至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新任军统局长毛人凤迫于舆论压力，才将杨惠敏移送南京，写下对此事永久保密声明之后，才签字释放了杨惠敏。
经此蒙难，杨惠敏深受打击，按照现在的讲法，持续的忧郁症严重地影响了她的身心，终其一生都末能治愈。“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被胡蝶小姐诬控走进监狱看守所的那一天起，我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荣誉、前程、和希望”。
1949年杨惠敏去了台湾，从此隐名埋姓，在台北的多所学校任职教师，后与台湾大学教授朱重明结婚，育有二子。1979年著有《八百壮士与我》一书。1992年3月9日病逝于台北，享年78岁。
晚年杨慧敏和林青霞
我出生在虹口，生于斯，长于斯，除了90年代后，城市高速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街景，对于虹口四川北路底的街道里弄，基本上串弄过堂地都走过。只是，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很多的街坊、老屋被拆除，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原有的历史痕迹却再也不能重现，有时候不经意间回想起来，还真有一丝莫名的牵挂。留下这些故事里的人与物，弄堂与老屋，能让人有个怀念的地方。也许，再过若干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想起这一切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