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冯骥才：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内，一只憨态可掬的老虎雕塑蹲在台阶上 刘航摄J214
《冯骥才》（6卷）
青岛出版社
冯骥才为《俗世奇人》画的漫画
冯骥才今年74了，精神头还是那么足。他说，哦，原来我是这么一个人。
他写道：“是不是人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都特别想看明白自己？”采访他时，问他到底看明白没有呢？他回答说，是，看明白了。原来不清楚，写了这么多年，抢救了这么多年，到了今天，基本清楚了。
“我常常羡慕那种单纯的作家或画家，活得简明纯粹，还可以用一生力气去挖一口深井，然而我却偏偏不肯那样活着，否则我不再是我。”几十年里，他一直在各个领域来回穿梭，刻意或随性。到了这时，他终于觉得，这样的自己才是最充分真实的自己。
冯骥才被叫做“大冯”。他的身材很高大，手也很大，和你握起手来，温暖而有力。他的房子也很大，暖意融融，露台上的绿植蓬勃茂密。他说起什么来都高兴，经历过的事情都如数家珍，说起天津人的“嘎劲”来，讲着故事自己就朗朗大笑起来。惟独讲起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遗产和村落来，表情就变得格外严肃，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冯”。
“我想我的岁数大了，我更希望年轻人接着做下去。”他对我们这些在座的年轻人说。但却并不是长辈对晚辈寄予厚望的沉重语气，而是轻松自然如朋友一般，话里的意思倒好像是：来，年轻人，和我一起接着做下去吧！
“大到村落，小到荷包”
1994年、1995年前后，冯骥才在大众心目中还是一个传统的作家、艺术家。那段时间，他写出了一批“俗世奇人”的故事，共18篇，都是些天津卫的奇人奇事。恰巧也是在那时，天津这座他常年居住生活的城市面临一场旧城现代化改造的风波。为了“抢救”这座600年老城的文化遗产，他邀请了诸多摄影师和各行各业的专家进行文化采风和地毯式考察，编成了《旧城遗韵》一书，还建议副市长建一座城市文化博物馆。
就在抢救天津城市文化的时候，冯骥才看到了一本介绍法国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的书。马尔罗是法国著名作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任文化部长期间，提出“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口号，在全法做了一次文化普查。几年下来，法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都清清楚楚，大大增强了其文化自豪感。“巴黎保护得好，全靠三个作家：巴尔扎克、梅里美、马尔罗。”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进一步设立了文化遗产日，呼吁社会各界都参与进来。
这对冯骥才触动不小。他觉得，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也需要进行这么一种全面考察才行。模仿法国人，冯骥才当时也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大到村落，小到荷包”。他还在两会上提议说，中国也应像欧洲那样有自己的文化遗产日。后来提案通过，国务院确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两次法国之行的收获：从“非遗”到村落
2003年，61岁的冯骥才受法国文化基金会之邀去了一趟巴黎，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大量研究了法国的文化研究资料。回国后，就开始着手做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以十年为期。对于高速运转的他来说，十年并不算一段漫长的时间。
从木板年画、唐卡到口头文学、文化传承人名录，冯骥才和他的团队开始了田野调查的历程。在这个规模浩大的“抢救”工程里，民间艺术文化的分类、使用方式、工具材料、制作方法、传承谱系、传播方式、绝活传奇都被以文字、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并梳理清楚。冯骥才把这叫做“摸家底”。中国在2006年才开始出自己的“非遗”名录，好在十多年过去，“家底清楚了”——“国家级的‘非遗’是1372项，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加起来超过一万项。”冯骥才对这些数据记得很牢，脱口而出。
但他担心的是，日韩等其他国家“非遗”虽然相对少，每一项后面却都有学者团队支持，而中国却并非如此，非得国家拨款建项目才行。80%的“非遗”项目都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要丢失了就丢失了，丢失了也不知道”。因此他希望，中国的知识界能“到田野里去”。
他提到了2010年的一件事。当年4月，玉树地震，之后适逢《中国唐卡艺术集成·玉树藏娘卷》出版。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邀请了一些来自玉树的画师。看到这本书，画师们很感动，流着眼泪说，有两名画师在地震中不幸罹难，幸亏有这本书把他们的名字和技艺保存了下来。
时隔十年，2013年，71岁的冯骥才又去了一次巴黎，给法国人作了一场演讲，回顾这十年来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的工作。但这却并没成为一个具有某种收束性的成果展示会，反而又成了一个起点。他游览了欧洲几国的乡村，惊讶地发现那里“所有的房子都很美，像童话一样”。“牛在山上吃草，脖子上挂着铃铛，山谷里到处都是铃声。篱笆上都编着花，人过着如诗如画的生活，几百年来都没有变化。”这些让他很羡慕。对比中国的村庄，不少已濒临瓦解和空心的问题。
从欧洲带着新的观感回来，冯骥才又发起了传统村落认定保护的工作。他认为，“世世代代居住的乡村有很美好重要的东西，承载着民族精神文化的DNA”。因此，摸完了“非遗”的家底，他又开始摸村落的家底了。从去年开始，他和他的团队对传统村落进行全面调查，希望能先尽快建立出档案来。
似乎，他又要忙上若干年了。
“奇人”新传：“笔头还那么健呢”
去年，续写的《俗世奇人》18篇新作在《收获》上发出后，迟子建给冯骥才发了条短信：二十年了，你笔头还这么健呢！
坐在研究院敞亮的会客厅里，聊起小说来，冯骥才依然是滔滔不绝，谈笑风生，好像是在说着一个因为过度熟悉而不会担心变生疏的老友。“我现在写东西的感觉一丁点儿都没有丢，最细微的感觉都没有变化。好像我前几天才把前面的写完，今天拿起笔来接着写。”出版社交代他新写18篇，他也没计数，一下子写超到21篇，只好把3篇“收回”，俟以后有机会再出“第三季”。
迟子建的一个“健”字，评价得极恰切。二十多年前，也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冯骥才文学创作的喷薄期，笔头甚健，《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炮打双灯》、《神鞭》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产物。二十年后，再拿起笔来，新加入的故事依然精悍利落，硬度不改，津味儿也不改。
“又冒出一群奇人”，冯骥才在《俗世奇人（足本）》的序里这么写道。二十年前是“冒”出来的，现在还是“冒”出来的，他讲的故事像是总有一股活生生的劲儿。“如今这三十六篇的主人公站在一起，再加上众多配角，乱哄哄一大群。看上去，正是我心里老天津卫的各色人等。”
冯骥才这些年跑了很多地方，但拿起笔写小说时，却从没绕远。“我和别的作家不一样，这些年一直在天津没离开，得把天津这块地方的灵魂写活了。”“俗世奇人”系列里虽人多嘴杂、样貌各异，却是他对天津人集体性格的一个画像：燕赵之士，热情，义气，豪爽，好面子，嘎。这次他甚至写到了一条叫黑头的天津狗，犯了错误，让主人“丢了面”，索性出走。但出走之后，又回到主人家，一声不吭地钻泥里自杀了。“别人最好的狗是义犬，天津最好的狗就是爱面子。”
“你要是没绝活，在这块土地站不住脚。码头上的人什么没见过？”冯骥才说，他收集的本地奇人素材足足有一百来个，在他脑袋里“闹腾”。甚至中篇、长篇小说，平行构思的就有好几个。“小说是想的不是写的，写是很容易的事儿。”他还说起自己最近有天灵感一现，想写一个“会吃鱼”的美食家——用筷子一戳鱼肚子，就知道盘中鱼是死得久的还是活着杀的。“不定哪天，想写的话，半天就写出来了。”
“放下” 和“放不下”
但问题却恰恰是时间，即使“半天”也不是个容易事。《俗世奇人》的前18篇和后18篇之间隔的20年，正是他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遗产保护的20年。每年他非得赶在不工作不出野外的三个长假里，才能暂时抽出身来，把时间还给小说和其他东西。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创作时间越来越少。
“这么长的时间，我几乎放弃了文学，偶尔想起写东西，但是想写的时候因为太忙就放掉了。”在图书订货会上，他被几次问起关于自己的文学创作的问题，却又总是无意中拐回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话题上。他认为，这些工作比他个人的创作还重要，他宁愿为此牺牲个人创作的时间。
然而当了许多年的作家和艺术家，冯骥才到底不能完全放下。他有一个“苦恼”，就是“做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无法进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写小说和写其他文章不一样，小说家的思维是纯虚构式的，“有段时间一定要活在虚构里”，但他已经无法像他的其他作家朋友们一样，获得一个完全离开现实的纯虚构环境，“在现实和虚构间甜蜜地往返”。现在，他的手机里常年有大量“告急”，比如几天前就有一个来自河北定州的82岁老传承人告诉他说，当地的一个民间戏快要灭绝了。“他一呼叫，就把我呼叫醒了，我就得从自己虚构的世界里面出来。”《俗世奇人》这样的故事很短也好写，每篇大约2000字左右，冯骥才称它为“超短篇”。它们大概也是冯骥才和他的现实相互妥协后的一种“往返”方式。
“只能写这样超短篇的小说了。想写的太多了，不知有没有时间。”冯骥才说，却是一副释然的样子。“我这个人随缘，看上帝给我多少时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