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昉的创作以文著称。《文选》选录了他的令、表、笺、启、序、策文、弹事、墓志、行状等九类十七篇，无论是作品类别还是数量，在《文选》“文”类中，都高居榜首。《文选》选文，总体上奉行厚古薄今的原则，齐梁作家之文，入选数量不多[1]，但却破例选入当代作家任昉的众多作品，形成所谓的“任昉现象”。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个中原因，很值得讨论。
一、任昉思想中的风教意识及渊源
《梁书·任昉传》云:“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汉御史大夫敖之后也。”《元和姓纂》“任”姓条云:“乐安博昌。任敖之后，晋尚书任恺、梁新安太守任昉，生东里。”[2]乐安博昌(今山东博兴)任氏家族以儒学闻名。较早见于记载的是任嘏父子。《三国志·魏书·王昶传》裴松之注引《任嘏别传》云:
嘏，乐安博昌人。世为著姓，夙智性成。故乡人为之语曰:“蒋氏翁，任氏童。”父旐，字子旟，以至行称。汉末，黄巾贼起，天下饥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闻旐姓字，乃相谓曰:“宿闻任子，天下贤人也。今虽作贼，那可入其乡邪?”遂相帅而去。
这个记载表明，任氏家族的经学传统起源甚早。史载任嘏自幼就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后汉书·郑玄传》云:“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能入大儒郑玄之门，并得到其在道德方面的推许，不难看出任嘏的为人与思想。《任嘏别传》中还记载了若干条任嘏立身处世的行为，都堪称儒家思想实践的典范。徐干的《中论》原有序一篇，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从南宋的陈振孙，到《四库全书》的编者以及严可均等，皆认为该序系徐干同时人所作。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十四云:“案《中论》旧序末云:‘故追述其事，粗举其显露易知之数，沈冥幽微、深奥广远者，遗之精
魏太常任昊及其子晋侍中任恺，是乐安博昌任氏家族在魏晋时期的主要代表。任昊其人，史籍记载不多，我们只能从《晋书·任恺传》中得到他的少量信息，即官至太常。魏晋时期太常的主要职能是掌礼仪祭祀和文教诸事，从中可以看出任昊的儒者身份。任恺以儒学名家，晋初许多礼仪、典章的制定，都有他直接参与[6]。从任恺与庾纯、张华、和峤等人的友善情形以及与郑充、王祥、何曾、荀??、裴秀等的密切交往，显然可见其趣味与好尚。但随着任恺等人与贾充等人朋党之争的失败，乐安任氏家族的仕途发展趋于式微，在随后的百余年中一蹶不振。尽管如此，儒学依然是任氏家族的传家之学。
南齐御史中丞任遐和中散大夫任遥，是乐安博昌任氏家族在南朝宋、齐时期的主要代表。《南史·任昉传》云:“父遥，齐中散大夫。遥兄遐字景远，少敦学业，家行甚谨。”任遐官至南齐御史中丞。任遐、任遥兄弟与王俭友善[7]，王俭是南齐时期的大儒。从其所习与交游上，不难看出他们崇尚厚重笃实的经学传统。
《南史·任昉传》云其母为河东裴氏，高明有德行。河东裴氏是一个渊源更为深厚的经学世家。《晋书·裴秀传》云:“祖茂，汉尚书令。父潜，魏尚书令。”裴秀、裴頠、裴楷等将这个家族的经学传统发扬光大，成为西晋极具影响的经学世家之一。裴松之、裴骃、裴子野等则是南朝时期的名儒，他们的次第出现，使河东裴氏的儒学传统，虽无汉晋时期的辉煌，亦终能不坠家声，源远流长。对于任昉而言，母舅系统的学术影响，显然也是不容忽视的。
家学背景使任昉自幼就表现出不同一般的儒学素养。四岁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自制《月仪》，辞义甚美。任昉的行为也总是体现出明显的风教意识。如《南史》本传云:“昉孝友纯至，每侍亲疾，衣不解带，言与泪并，汤药饮食必先经口。”又云:“以父丧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后起。”又云:“遭继母忧，昉先以毁瘠，每一恸绝，良久乃苏，因庐于墓侧，以终丧礼。哭泣之地，草为不生。”这些行为，与任昉自幼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任昉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与他的这些行为相一致，即始终贯彻强调正统、注重风教的思想意识。《文选》所选任昉之文，强调儒家之礼的如《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侧重故旧情义的如《王文宪集序》、《齐竟陵文宣王行状》，决心整齐风俗的如《奏弹曹景宗》、《奏弹刘整》，凡此种种，无不以儒家风教为思想指归。
明确乃至于有意张扬的风教意识，是任昉之文大量入选《文选》的重要因素。一个朝代建立之初，大都会在思想、道德、教化方面大做文章，《文选》的编纂在相当程度上是新王朝润饰鸿业的文化政策的需要，这正是任昉之文倍受《文选》编者亲睐的重要原因。
二、任昉与梁武帝的关系
梁武帝萧衍与任昉的特殊关系，是任昉之文大量入选《文选》的另一原因。
萧衍是一个性格、好尚非常多重的人。就文学方面而言，其诗歌风格近于沈约，文章风格近于任昉。就思想而言，则与任昉更为接近。萧衍早年也倍受王俭重视[8]，这可能与他深厚的儒学修养很有关系。综观萧衍一生，作有《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毛诗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对众多儒家经典都有研究与阐述。大约源于共同的儒学爱好，任昉与萧衍之间结成了比较友好、亲密的关系。他们同为西邸之宾时，曾有过一番苟富贵无相忘式的对答[9]，极见知己情怀。梁台初建，禅让文告，多出任昉之手，这既是萧衍兑现当年的承诺，更缘于任昉个人的特殊才具。任昉在梁初文坛的地位，与王俭在齐代文坛的地位，惊人的相似。
但是，在南齐时期，任昉和萧衍一度行止异趣。在齐武帝之子鱼复侯叛变的事件中，萧衍之父萧顺之杀死了罪不至死的鱼复侯萧子响，遭到齐武帝的怨恨，忧惧而死[10]。鱼复侯事件发生时，萧衍二十七岁，他的前程就此蒙上了阴影。萧顺之之死，让萧衍心中产生了刻骨的仇恨，首先仇恨直接导致父亲悲剧的齐武帝，其次仇恨间接导致父亲身死的文惠太子萧长懋，此外还仇恨与萧长懋互为表里的竟陵王萧子良。所以，齐武帝薨，萧子良欲起事时，萧衍与其兄萧懿作为萧子良帐内军主，不仅不助萧子良，而且还落井下石，拥立齐明帝萧鸾，并在萧鸾大杀齐武帝子孙时，推波助澜，一泄己恨。
任昉作为萧子良的幕僚，对萧子良却始终怀有知遇之恩。在永明末年的那场政变中，任昉实际上是站在萧子良一边的。萧子良死后，亲故多与其脱离干系，急于洗刷自己者不乏其人。任昉却与范云向齐明帝上表，欲为萧子良立碑。《文选》卷三十八载其《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与存与亡，则义形社稷，严天配地，则周公其人。体国端朝，出藩入守，进思必告之道，退无苟利之专。五教以伦，百揆时序。”[11]把一个欲与齐明帝争夺天下的失败者描绘成德比周公之人，简直是与齐明帝唱对台戏。此外，萧子良卒后，任昉还为他写了一篇《齐竟陵文宣王行状》，对萧子良亦竭力颂扬，字里行间流溢着真挚的情感。但是，对齐明帝，任昉的态度颇不同。在《梁书·任昉传》载任昉为齐明帝萧鸾所作的《为齐明皇帝作相让宣城郡公第一表》一文中，任昉却认真地替齐明帝自我检讨，把他说得一无是处。齐明帝勃然大怒，以至于任昉在齐末，一直不得升迁，位不过列校。
萧衍并不是真的追随齐明帝，他不过是利用齐明帝的权力报私仇而已，其最终目的是背叛南齐，夺取天下。这时候，仕途淹蹇（一）的任昉又和萧衍走到了一起。在萧衍建立萧梁王朝的过程中，任昉较早地投靠了他，为他担当了大量的重要文字工作，深得萧衍的信任。任昉极善为文，诚如《梁书》本传所云:“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因而，将任昉投靠萧衍，仅仅看作萧衍对任昉的提携，是远远不够的，萧衍的文化工作上需要任昉这样的大手笔，这才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萧衍是一个颇有谋略的政治家，一生阅人无数，对任昉更是知之甚深。任昉为人正派、鲠直、忠诚，都是他非常欣赏而需要的。将这样一个生平旧友，重新揽入麾下，发挥其才能，为自己所用，萧衍确实是知人善任的。
任昉的博学多闻，是他与梁武帝关系亲密的又一因素。梁武帝亦为博学之人，并且以此自矜，经常召集臣下讨论学问，隶事成为
萧梁政权建立后，任昉一度得到重用，出任御史中丞和秘书监，后为新安太守，卒于任。在仕梁八年中，梁武帝与任昉之间是和谐的，与沈约和梁武帝之间的龃龉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截然不同。所以当任昉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梁武帝哭之甚恸，即日举哀，其中当有真情流露[14]。任昉在南齐时期固然文名赫赫，但文坛领袖的地位却是在梁代确立的，一定程度上与梁武帝的钦定不无关系。
《文选》编选者对在当时社会获得广泛声誉且又得到当朝天子褒扬的一代文宗，自然给予极大的关注，这是任昉之文大量入选《文选》的又一原因。
三、任昉与昭明太子东宫学士的交游
无论在齐代，还是在梁代，任昉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以齐代而言，褚渊、王俭、萧子良等都对任昉赏识备至。任昉自幼声名远播，与褚渊、王俭的揄扬有很大的关系[15]。褚、王二人对任昉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王俭，作为当世大儒，在思想上对任昉的影响很大。任昉终身以风教维护者自居，与这种影响不无关系。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提携，让任昉获得了广泛的声誉，这对于任昉走上文坛，踏入仕途，至关重要。当然，褚渊和王俭在宋齐易代之际，行为不够检点，开启了南朝的炎凉世风，对齐梁士人的道德操守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此处不赘。
任昉宅心仁厚，交友甚多，尤喜奖掖后进，齐梁士人中得其奖掖者不胜枚举。《南史·任昉传》云:“昉好交结，奖进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称述，得其延誉者多见升擢，故衣冠贵游莫不多与交好，坐上客恒有数十。时人慕之，号曰‘
在任昉奖掖与交游的若干士人中，有几位后来成为昭明太子东宫学士，他们对昭明太子编纂《文选》，可能有协助，或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因而特别值得提及。
第一位是刘孝绰。刘孝绰之父刘绘、舅父王融，与任昉曾同为竟陵王萧子良西邸之宾，关系比较密切。任昉对刘孝绰的赏识很早，《梁书·刘孝绰传》云:“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常与同载适亲友，号曰神童。……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并命驾先造焉，昉尤相赏好。”王融在扶助萧子良的政治斗争中被杀，刘绘亦于齐末病卒，梁初刘孝绰一门兄弟中，以孝绰为长，尚不及弱冠。任昉官高位显时，刘孝绰兄弟之所以投于任昉门下，成为“兰台聚”的重要成员，追根溯源，就是缘于父辈的交谊及任昉对他的赏识。从今存刘孝绰赠任昉的《归沐呈任中丞昉诗》及任昉《答刘孝绰诗》来看，刘孝绰与任昉之间，当有一定的真挚情谊。
第二位是到洽。任昉很早就关心到氏兄弟了。《梁书·到溉传》云:“溉少孤贫，与弟洽俱聪敏有才学，早为任昉所知，由是声名益广。”《梁书·到洽传》云:“乐安任昉有知人之鉴，与洽兄沼、溉并善。尝访洽于田舍，见之叹曰:‘此子日下无双。’遂申拜亲之礼。”《南史·到溉传》云:“乐安任昉大相赏好，恒提携溉、洽二人，广为声价。”又云:“梁天监初，昉出守义兴，要溉、洽之郡，为山泽之游。”任昉对到氏兄弟——尤其是到洽——的赏识，几乎超出了常规。很显然，任昉与到氏兄弟之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亲密关系。
第三位是陆倕。从年龄来说，陆倕是任昉的后辈，其父陆慧晓为萧子良司徒右长史，颇得萧子良亲遇[16]。任昉与陆倕之间的关系大约也是通过陆慧晓建立的。不过陆倕本人入仕甚早，永明四年(486)，年仅十七岁时，陆倕已被举为本州秀才，成为竟陵王萧子良西邸之宾。与前辈沈约、范云诸人同为“竟陵八友”，与任昉之间的友好关系大约始于此时。《梁书·陆倕传》云陆倕与任昉友善，为《感知己赋》以赠昉，任昉作赋回报。从二赋之内容来看，陆倕对任昉充满敬意，任昉对陆倕则格外爱护，情感深挚，非等闲之交可比。
除了上述三位以外，还有殷芸、张率，也颇值得关注。殷芸以学问精湛、记闻广博为何宪所赏。何宪是南齐著名学问家，深为王俭赏识，任昉也为其学问折服[17]。殷芸游于任昉之门，主要也是源于自己的学问。《梁书·张率传》云:“(率)与同郡陆倕幼相友狎，常同载诣左卫将军沈约，适值任昉在焉，约乃谓昉曰:‘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卿可与定交。’由此与昉友善。”虽然殷芸和张率与任昉的交情不能与刘孝绰、到洽、陆倕相比，但无疑也是相当友善的。故任昉去世后，殷芸作《与到溉书》云:“哲人云亡，仪表长谢。元龟何寄?指南谁托?”[18]这类言辞固然不乏应酬的成分，但亦有相当程度的真情实感。
之所以将上述五人特别拈出，是因为他们既与任昉关系密切，可能又与《文选》的编纂有一定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历代学者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观点虽然颇有出入，但大多承认昭明太子编纂《文选》是有人协助的。《文镜秘府论》中就已提出刘孝绰协助昭明编纂《文选》的事[19]，宋人邵思在《姓解》中则率先提出了“昭明太子十学士”说，并明确指出刘孝绰、到洽、陆倕皆是其中人选[20]。近人何融则细致考证了昭明太子东宫学士的具体人选，刘孝绰、殷芸、到洽、陆倕均在其中[21]。今人
四、任昉之文与《文选》的选文标准
在《文选》选文标准的认识上，古今学者多有分歧，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终究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关于“义归乎翰藻”，
至于“事出于沉思”，笔者比较倾向
这段文字向来被人认为是礼请儒家经典退出文学领域的客套话，实则并不尽然。这里固然表现出萧统对文学的特点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开始把不属于文学范围之内的儒家经典排除在外，但他还是强调这些经典能起“准式”、“师友”的作用，这就已意味着后代文士仍然应该向它学习，这样才能保证思想内容方面的完善。这种态度近于刘勰强调的“宗经”、“征圣”，也就是《通变》所说的“通则不乏”、“参古定法”。[25]
联系梁代文坛的实际创作情况，我们认为
《文选》的编纂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新政权建立后的一种文化建设需要，它不仅不能超越、而且必须遵守和维护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所以《文选》在选文方面的“事出于沉思”，应该指所选作品思想内容方面的严肃典正，合乎教化。联系《文选》所选的任昉诸文，无疑是非常符合这个标准的。这其实正是任昉之文大量入选《文选》的又一原因。
当然，有梁一代，意识形态方面是有变化的。在萧纲入主东宫之前，梁代虽然三教并行，但实际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风基本上是复古文风。任昉之文的流行，与文学复古思潮息息相关。萧纲入主东宫后，文学风气发生了变化，轻艳绮丽之作更为流行，复古文风因此受到新风气倡导者的批评。萧纲《与湘东王书》云:“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就是这类批评的典型代表。其实，此种批评可能在萧纲入主东宫之前就出现了。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批评三种文学风格，其中之一云:“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这里到底在批评谁，作者自己说是傅咸、应璩，但又说不完全是，那么显然还有所指。不少学者认为是颜延之，这其实还不够。这种文风的确导源于傅咸、应璩，刘宋时期的颜延之将其大力发展，傅亮等人为之呼应，萧齐时期此种文风的代表是王俭，萧梁时期的代表则是任昉。尤其是任昉，他发扬光大了这种文风，在萧梁前期文坛上影响巨大。因而，萧子显等人批评的最直接对象，其实是任昉及其追随者。虽然萧子显《南齐书》成书时任昉可能已经去世[26]，但鉴于任昉在政坛及文坛的特殊地位，萧子显似乎还不能过于明确地指摘，但批评无疑也是比较严苛的。
把梁代编成的《文选》与《玉台新咏》进行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梁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走向。萧子显对任昉的批评，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萧纲文学集团对萧统文学集团进行理论批评的前奏。这种批评反过来也印证了任昉之文与《文选》选文标准的高度一致。
任昉是一个时代的文学代表，关于他的评价，随着时代审美标准的不同而产生变化，这是正常的情形。但是，评价任昉的前提是知人论世，不能离开具体的时代环境及意识形态。《文选》大量选入任昉之文，不能简单看作某种因素的影响，而是包括上述四点在内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注释：
[1]《文选》“文”类数量分布:先秦2篇，两汉39篇，三国34篇，两晋31篇，刘宋17篇，萧齐6篇，萧梁29篇(其中任昉17篇)。
[2]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45页。
[3]《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452页。
[4]《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88册，第76页。
[5]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69页。
[6]《晋书》卷十九《礼志上》:“晋国建，文帝又命荀??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
[7]《梁书》卷五十三《良吏·伏暅传》:“初，暅父曼容与乐安任遥皆昵于齐太尉王俭，遥子昉及暅并见知。”
[8]《梁书》卷一《武帝纪上》云:“(王)俭一见深相器异，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
[9]《梁书》卷十四《任昉传》云:“始高祖与昉遇竟陵王西邸，从容谓昉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高祖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
[10]据《南史》卷四十四《鱼复侯子响传》，永明八年(490)，齐武帝第四子萧子响在荆州为乱，萧顺之奉命讨伐，行前受文惠太子萧长懋之嘱，将子响缢杀。齐武帝怨恨萧顺之，屡见辞色，顺之惭惧，遂以忧卒。
[11]《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21页。
[12]胡旭:《梁武帝与〈昭明文选〉、〈玉台新咏〉的编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5期。
[13]《梁书》卷十三《沈约传》:“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
[14]梁武帝本质上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在与人相处方面颇为势利。《南史》卷十九《谢朓传》及《南史》卷五十九《任昉传》中均有梁武帝冷遇、漠视朋友后人的记载，故其真情流露是有限度的。
[15]《南史》卷五十九《任昉传》云:“禇彦回尝谓遥曰:‘闻卿有令子，相为喜之。所谓百不为多，一不为少。’由是闻声藉甚。”《梁书》卷十四《任昉传》云:“俭雅钦重昉，以为当时无辈。”《南史》卷五十九《任昉传》云:“俭每见其文，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于是令昉作一文，及见，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点正，昉因定数字。俭拊几叹曰:‘后世谁知子定吾文!’其见知如此。”
[16]《南齐书》卷四十六《陆慧晓传》云:“(慧晓)迁右长史。时陈郡谢朏为左长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谓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谁可为比?’融曰:‘两贤同时，便是未有前例。’”
[17]《南史》卷四十九《何宪传》:“任昉、刘沨共执秘阁四部书，试问其所知，自甲至丁，书说一事，并叙述作之体，连日累夜，莫见所遗。”
[18]姚思廉:《梁书》卷十四《任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54页。
[19][日]空海著，卢盛江校笺:《文镜秘府论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39页。
[20]邵思:《姓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丛书集成初编》第3296册，第55页。
[21]何融:《文选编纂时期及编者考略》，《国文月刊》1949年第76期。
[22]俞绍初:《梁昭明太子集校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0页。
[23]王运熙:《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94页。
[24]朱自清:《文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国学季刊》1946年第6卷4号。
[25]周勋初:《周勋初文集》第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26]《南齐书》成书时间，史无明载。《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显传》云:“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又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唐刘知几《史通·外篇》云:“梁天监中，太尉录事萧子显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天监中”一语，不知何据。从萧子显生卒年(487-537)及先撰《后汉书》来看，《南齐书》即便为天监(502-518)中所作，也当在天监中后期，其时任昉已卒。
（一）淹蹇：一般作“偃蹇”。
[作者简介] 胡旭，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福建 厦门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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