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辟之(1031年—？)，字圣涂，北宋临淄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
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年），他担任任河东县（今山西省永济县）知县，绍圣二年（1095年），他知忠州(今重庆市忠县)。
绍圣四年（1097年），王辟之从忠州任上致仕还乡。回到家乡临淄后，他隐居在渑水河畔，过着饮酒赋诗、悠闲自得的生活。渑水发源于临淄齐故城小城西由南向北，经长胡同、督府巷、东石桥、邵家圈，至王青庄南分为两支，北流经广饶入博兴者为渑水，西流经梧台入画水者为系水。民国九年《临淄县志》载：“渑水与系水同源。”渑水附近，齐文化内涵丰富。《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记载：晋昭公与齐景公在宴席上投壶，齐景公说：“有酒如渑”，形容其酒之多。《淮南子》载：善于烹饪的齐桓公宠臣易牙，能尝辨出淄水与渑水的味道。《史记.鲁仲连列传》记载：鲁仲连谓“田单黄金横带，骋于淄渑之间”。在渑水河畔这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喜欢文学的王辟之经常和朋友们欢宴，追古抚今，指点江山，畅谈一些风土人情和官场趣闻。后来他把这些听来的故事，整理成了《渑水燕谈录》十卷。
从体裁上来说，《渑水燕谈录》属于笔记文中的史料笔记。《渑水燕谈录》就是北宋史料笔记中的代表性作品。从写作目的上来看，与众多宋代笔记的作者一样，王辟之脱离仕宦，悠游林下，追忆平生经历见闻，笔之于书，博记杂识，主要是为了“谈谑”。 “谈谑”，也就是说玩笑话。这种“谈谑”式的著述动机，是宋代笔记的普遍倾向，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一种风气与时尚。
《渑水燕谈录》中有这样一则庄谐小品：有某位笔吏，拟为一贵侯作传。此侯早年以杀猪为生地，乃一屠户。倘若照直写之，似有所不雅；倘若回避不书，又恐有失真实。于是他便去请教—位叫胡旦的老笔吏。
王辟之是临淄人，晚年大部分时间又在临淄度过，所以《渑水燕谈录》记录了大量北宋时期临淄以及周边地区的人和事，比如以著书扶道为己任、著《山东野录》七篇的临淄人贾公疏；教子有方、少寡情欲的临淄长寿老人麻希孟；博学醇德的临淄名儒赵师民等。书中对范仲淹知青州的事迹也记之甚详，有近十条之多。
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还在有意无意之间创造了几个第一：
第一，《卷八.事志》中有我国对“瓦当”的最早记载，这在瓦当的收藏、研究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因而意义极大。原文是：“秦武公作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县界。岁久，不可究知其处。元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浚池，得古铜瓦，五皆破，独一瓦完。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篆字随势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阳旧址也。其地北负高原，南临渭水，前对群峰，形势雄壮，真胜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总秦凤刑狱，摹刊于石，置之岐阳宪台之瑞丰亭，以贻好事者。”由此可见，从一千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始,瓦当就已经成为文人雅士案头的赏玩了。
第二，我国古典文学史上关于“三苏”并称最早也源于本书。据《卷四·才识》记载：“眉山苏洵，少不喜学，壮岁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举进士，又举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为吾学也。”焚其文，闭户读书，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书说。嘉初，与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文忠公献其书于朝，士大夫争持其文，二子举进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本书还记载了许多苏轼的事迹，对我们今天研究宋代文学有很珍贵的价值。特别是书中提到，宋使张芸叟奉旨出使辽国，在幽州的旅馆里发现有辽国人在墙上抄录的苏轼诗歌，还听说范阳的书店曾经刊刻苏轼的诗集等事，对我们研究苏轼诗歌的影响和传播有重要意义。
第三，对青州范公亭、范公泉的记载是最早的。《卷八·事志》记载：“皇佑中，范文正公镇青州，龙兴僧舍西南阳溪中有醴泉涌出，公构一亭泉上，刻石记之。其后青人思公之德，名之曰范公泉。环泉古木茂密，尘迹不到，去市廛才数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赋诗鸣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珑，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最为营丘佳处。”
第四，书中对“虹桥”的记载是最早的，以至于不了解王辟之历史的某些当代桥梁史专家给王辟之冠以了古代桥梁专家的称号。据《卷八.事志》记载，青州太守夏竦见城中的桥梁常被大水冲坏，便想办法改建。这时，他正好得到了牢城中的一个“废卒”。“废卒”就是关押在监牢的残废士兵。这个人有“智思”，也就是有超常的智慧。这个“废卒”取来数十根大木，相贯为桥，无柱的虹桥就这样造出来了。这是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的“虹桥”之一。
另外，“开卷有益”、“高下其手”两个成语源于本书，对淮安点心“蜂糖糕”、江南“建茶”、纸牌、麻将的前身“叶子”、安南椰子等物产的记载也是较早的。书中还有“用长松治麻风病”的最早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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