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王寧
殷周金文中的“”是商王和西周時周王經常活動的地方，字形擇要者錄於下：
《金文編》、《新金文編》均以為“闌”字，[1]是對的。“閒”上“闌”的寫法或從“月”或“夕”，當即夜闌人靜之“闌”的本字。可注意的是此字在西周早期的新邑鼎（《集成》2682）和西周中期的匍盉（《文物》98.4）銘中均寫作“柬”，高鴻縉先生認為“柬為簡之初文”，[2]說明“闌”這個字在殷周時期不是讀舌音來紐的洛干切或郎干切，當如楊樹達先生說讀“簡”，[3]所以加“閒”為聲符。王孫誥鐘（淅川148頁）和王子午鼎（《集成》2811.2）上的“闌=獸=”當讀“簡簡嘽嘽”，《爾雅·釋訓》：“簡簡，大也”，[4]《詩·大雅·崧高》：“徒御嘽嘽”，毛傳：“嘽嘽，喜樂也。”《集韻》：“嘽嘽，喜樂盛也。”都是盛大的意思。
作為地名的“闌”說法很多，目前大家比較認可的是于省吾先生讀“管”說，于先生認為即管叔的封地，在河南鄭州的管縣。[5]而黃盛璋先生提出了与阑地有关的四个方面：
1.有殷的宗庙和大室。
2.王常在此对臣工进行赏赐。
3.武王克商第八天就到这里，进行赏赐。
4.成王初年仍为重地。
所以黄先生認為：
“（闌）即‘洹水’，即安阳殷墟，其地为洹水所经，当即依水名地，其地为殷都所在，都城虽迁，但宗庙尚存，又距朝歌不太远，所以帝辛等还常来此。武王克商第八天就来到这里，说明其地位仅次于纣都朝歌，如此非安阳殷墟莫属。”[6]
筆者的看法是，于省吾先生讀“管”認為是管叔的封地是對，而具體地點不是在鄭州的管縣；黃盛璋先生說是殷墟比較接近了，但也不準確；最近，付強先生在一篇微信公眾號推文《也說商末周初金文中從“柬”從“閒”之地》中，認為“闌”就是紂都朝歌，也就是殷墟。[7]筆者認為說“闌”是朝歌是對的，但朝歌不是本來的殷墟，故殷墟當即商邑亦即殷，也稱為衛，在安陽，本和朝歌不是一個地方；到了東周以後，人們才開始把朝歌稱為“殷墟”；到了漢代，才把朝歌確定為帝辛（商紂）的都城（說詳下）。
于省吾先生指出“闌、閑古通用”，[8]在金文中“闌”當是用為“閑”，《周易·大畜·九三》：“曰閑輿衛”，馬王堆漢墓帛書本作“曰闌車〈衛〉”，[9]這個“閑”就是《周禮·夏官司馬·虎賁氏》“舍則守王閑”的“閑”，鄭注：“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疏》：“是其閑與梐枑，皆禁物之物，故以閑爲梐枑釋之也。”鄭注“守王宮”云：“爲周衛。”《疏》：“在外守王閑爲周衛，明在國亦爲周衛也。”是王在外的駐扎地外面的圍欄等防禦設施稱為“閑”或“闌”，意思應該相當於周秦漢之時所說的“御”或“禁”，王與帝王所居曰“御”、曰“禁中”，《廣韻》：“閑，防也，禦也，法也”。“閑”的意思同於“御”、“禁”，但又有所不同，“閑”是王在王宮之外的居地的防護，那麼殷金文中的“闌”實際上本是指商王的出行遊樂的一個駐扎地，這裡有商王的行宮，帝乙、帝辛時期經常居住在這裡，後來形成一座城邑，遂被賦予“闌”之名。證之者，版鼎（《新收》1566）銘文說：
乙未，王賓文武帝乙彡（肜）日自闌（）。王返入闌，王商（賞）版貝，用乍（作）父丁寶尊彝。在五月，隹（惟）王廿祀又二。
“”字在一期卜辭中為貞人名，這裡當是“”（合34071）字的省體，姚孝遂先生云：
“‘’當為行宮離館之類，商代於田獵地多有‘’，為商王休憩之所。卜辭纍見‘作’於某地。又祖妣亦多有‘’，乃宗廟類之建築。商王於此進行祭祀。”[10]
此處言“闌”當是指闌地的行宮，“王賓文武帝乙彡（肜）日自闌”，是說王從闌去賓文武帝乙肜日，離開了闌地，故下文言王回來的時候是“王返入闌”。由此可知，殷金文中所稱的“闌”本是指別都朝歌，而對先王舉行祭祀應該是在國都商邑，因為商人的宗廟在那裡，王要參加就要離開，祭祀完再返回。
殷末遝尊（《銘圖續》3.0790）銘文中有“闌大室”，很多人認為“大室”就是宗廟，那是不對的，商周時期的王宮、行宮及宗廟中都有“大室”，是裡面最大的宮室，類似今天的禮堂，可以在裡面舉行祭祀，也可以宴飲、會見和發佈命令，非必是宗廟。
所以，傳統說法商王紂是都於朝歌，這個說法不能算錯，但不準確。《史記·殷本紀》：“（紂）益廣沙丘苑臺”，《正義》云：
“《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
《竹書紀年》的記載應該可信，商人自盤庚遷殷之後，一直到帝辛（商王紂）之滅都沒再遷過都，就是在殷墟的大邑商，而朝歌這裡則是別都。楊寬先生指出：
“商代有範圍較大的王畿,為了防守王畿的需要,在首都以外的戰略要地設有別都,現在考古發現的鄭州商城就是商代前期的別都,朝歌就是商代晚期的別都。”[11]
這個看法應該是正確的。即使是《今本竹書紀年》里記載“（武乙）三年，自殷遷于河北”，又說：“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沫。”可後面的文丁、帝乙、帝辛仍然說“居殷”，書裡也是沒有“朝歌”這個地名，這是因為造《今本紀年》的人看到了古本《紀年》里說盤庚遷殷之後一直到帝辛之滅都沒再遷都，就沿用這個說法。在沬營造別都當是帝乙而非武乙，羅振玉說：
“《今本竹書紀年》:‘武乙三年自殷遷于河北，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沬。’王氏《詩地理考》引《帝王世紀》:‘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以卜辭中所載帝王之名考之，直至武乙而止，據此可知，遷沬必在帝乙之世，《竹書》誤而《世紀》所記為得實也。”[12]
其情況可能是在帝乙、帝辛之時，在商的南邊的沬邑建立了別都，所謂“離宮別館”，所以他們經常在這裡居住、活動；特別是到了帝辛之時，他大概想根據自己的要求來修建一座更氣派的都城，而商邑（殷墟）到他這裡已經經營了二百餘年，沒有可供拓展的空間，他就對沬地的別都闌大興土木進行擴建，其規模可能遠遠超過了舊商邑，成了帝辛的常居地，商邑反而不常回去，這裡已經成為實際意義上的商的都城，所以武王伐紂進攻的目標就是朝歌，其決戰地就是在朝歌南邊的牧野。根據《逸周書·世俘》的記載，武王於甲子日克商“咸劉商王紂”後，直到第21天的甲申才“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衛”就是殷，即商的都城安陽殷墟。武王應該一直在朝歌指揮，并沒去別的地方。利簋銘文（《集成》04131）里記載：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會），鼎（貞）：克，聞（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賜又（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
武王在甲子“會朝清明”的時候命人（當即利）占卜可以戰勝并可快速滅商，在第八天辛未的時候還在闌師，賞賜了負責占卜的利。可見，武王在牧野擊敗商師佔據了朝歌之後，就沒再去別處，攻佔商邑（衛）是讓大臣百弇去完成的。
殷墟卜辭和殷周金文中都沒有“朝歌”這個地名，只有“闌”；在先秦傳世文獻中（如《左傳》）常見“朝歌”，但沒有說是商都的；凡是說朝歌是商都或紂都的都是漢代（包括）以後的文獻，這很是奇怪。《太平御覽》卷83引《紀年》曰：“帝乙處（居）殷。二年，周人伐商。”又曰：“帝辛受居殷”，可見帝乙、帝辛都是居殷，即以殷為都城，就是現在的河南安陽殷墟，的確沒有遷都。
那麼，朝歌為殷都的說法是怎麼來的？筆者的看法，一是因為這裡是帝辛之常居，二是因為周武王滅殷之後，把武庚（王子祿父、祿子聖）封在朝歌，這裡就成了殷人亡國後的都城。《書序·大誥》云：
“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孔傳：“三监，管、蔡、商。”
《漢書·地理志下》云：
“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鄁、庸、衛國是也。鄁，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
《孔子家語·本姓解》：
“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于朝歌，使奉湯祀。”
武王克商之後，把殷的畿內土地劃分成了邶、庸、衛三部分，設立了“三監”。根據《漢書》的記載是把武庚封在邶（金文中只作“北”），管叔在庸，蔡叔在衛（即《孔傳》說的“商”），裡面沒提到霍叔，但更早的文獻《逸周書·作雒》里則說得非常明確：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
三監分別是管、蔡、霍，鄭玄也認為三監是管、蔡、霍（《尚書·大誥》疏引）。其實《作雒》和《漢書》的記述并不矛盾，《作雒》是以人言之，謂管叔、蔡叔、霍叔三人；《漢書》是以地言之，則謂邶、庸、衛三地。
朝歌所在的地方，商周時期稱“沬”，《書·酒誥》里作“妹”，稱“妹邦”或“妹土”，《孔傳》：“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疏》：
“此‘妹’與‘沬’一也，故沬爲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爲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即東與北爲鄉也。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
可知“妹（沬）”就是“邶”，所以稱“邶”是因為在朝歌之北，妹、邶、朝歌其實是一塊地方，“邶”是周人賦予的別名，朝歌只是在妹邦的一個城邑。武王把武庚從殷（大邑商）遷出來封在妹邦，所以周公以成王命發佈《酒誥》就在妹邦。
清華簡二《系年》里說：“周武王既克殷，乃設三監于殷”，三監都是在殷。《逸周書·作雒》里說：
“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
其中的“建管叔于東”的“東”分明就是“柬”字之誤，即“闌”，也就是朝歌，其管轄的範圍稱“邶”。所以，三監應該是：商邑的一塊稱“衛”或“商”，“衛”是“殷”的音轉，[13]即商都的殷墟，由蔡叔監理；包括朝歌在內的邶（妹邦）就是“柬（闌）”，由管叔監理；鄘就是由霍叔監理，三家共同監理殷人。這都足以說明，殷是殷，朝歌是朝歌，二者不是一個地方，不能混為一談的。《逸周書·大匡》里說：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
又《文政》云：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王。”
其中“王在管”的“管”，于省吾先生已經指出就是“闌（柬）”，是對的；但是又認為“管為管叔所封地，《括地志》謂‘在鄭州管縣’”則可商。[14]“闌”是管叔主管的朝歌，此時以武庚為首的殷人就被周武王封在這裡，所以說“管叔自作殷之監”,《逸周書·克殷》說武王克殷後“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可見管叔和武庚是被封在同一塊地方，《漢書·地理志》說管叔尹鄘是錯誤的。《大匡》里說的“東隅之侯”是指周在東土新分封的諸侯，與“建管叔于東”的“東”非一事。把“闌”寫成“管”，是因為巧合管叔的“管”和“闌（柬）”古音同，古人認為管叔所管轄的地方應該就是“管”，所以把“柬（闌）”改作音同的“管”。其實，管叔、蔡叔、霍叔本來就有封國，在做了殷三監之後還稱故封國之名，與其新監管的地方無關。
商亡後朝歌是殷人的聚居地，也是殷人的都城，後來周公平定三監之亂後，把本來分成三塊的地方又合併為一國，恢復了故殷商王畿的版圖，仍稱“衛”，即“殷”，封給了康叔封，《左傳·定公四年》里說成王封衛康叔的時候是“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這個“殷虛”是指殷的故國，并不是專指朝歌，只是其都城在朝歌。應該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才有了朝歌是殷都或殷墟的說法，但這只是一種世俗的看法，并不為先秦史家所接受，所以《竹書紀年》堅持說從盤庚到帝辛商的都城一直在殷，沒有再遷都。直到漢代，人們才把這種看法坐實，人們就認為朝歌是“商墟”或“殷墟”，如《史記·衛康叔世家》云：
“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
《索隱》引宋衷曰：“今定昌也。”司馬遷說的“故商墟”和宋衷說的“定昌”都是指朝歌。《漢書·地理志下》云：
“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為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
這裡說的“殷墟”也是指朝歌。此後的書如皇甫謐《帝王世紀》云：
“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史記·周本紀》正義引）
《後漢書·郡國志一》云：
“朝歌，紂所都。南有牧野，北有邶國，南有寧鄉。”
《太平御覽》卷161引《漢志》曰：
“朝歌，屬河內，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王莽曰雅歌。”
都是這種看法。但問題在于，目前發現的大規模殷商都邑及墓葬的遺址都在安陽，淇縣境內并沒有發現，可見《竹書紀年》記載殷一直是殷商的都邑是可信的，那裡才是真正的故商墟或殷墟，而朝歌只是帝乙、帝辛時期的別都，殷亡後是衛的都邑，并不是真正的殷墟。
另外，《逸周書·文政》里只提到管叔和蔡叔，沒有霍叔，《史記·管蔡世家》里也記載：
“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
這裡面只提到管、蔡，也沒說霍叔的事情。最大的可能就是因為管叔是和武庚在一起控制著大部分殷人的貴族，蔡叔則掌握著殷人的舊都商邑，所以二人能挾持武庚作亂，而且主謀應該就是管叔，《作雒》里說“管叔經而卒”，應該是他在叛亂失敗後自知罪大難恕，上吊自殺了。而霍叔在鄘，是一塊新分出來的地方，與殷人的關係相對不緊密，應該是沒有參與叛亂，所以古書里并沒有記載對霍叔有什麼很嚴厲的處罰，後世說法似乎是被流放，《商君書·賞刑》里說：
“昔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
可能是他也有失職之罪因而被處罰。《書·蔡仲之命》里說“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這是偽古文，說法不怎麼可靠。
“朝歌”之名，必是後起，為什麼會稱“朝歌”，《史記·樂書》里說：
“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
似乎是認為和紂作樂有關，可實際情況很可能不是這樣的，“朝歌”很可能就是“朝闌（柬、簡）”的音轉，“闌”讀若“柬”、“簡”，與“歌”是同見紐雙聲、歌元對轉疊韻音近。蓋“朝闌”義同秦代的“朝宮”，《史記·秦始皇本紀》云：
“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可見“朝宮”是在王宮之外另行營造的宮殿，大概是因為也在這裡朝會群臣，所以稱“朝宮”，那麼“朝闌”應該也是這個意思，它本來就是帝乙、帝辛時期的別都所在，也在這裡朝會諸侯群臣，故稱“朝闌”，後音轉為“朝歌”。《逸周書》中的《作雒》、《大匡》、《文政》中還存有“柬（闌）”這個名稱，或形訛為“東”，或音假作“管”；其他傳世文獻中不再見“闌”這個地名，是因為它被“朝歌”取代了。
要之，殷周金文中所說的“闌”就是沬地的朝歌，“朝歌”之名來源於“朝闌”，本是帝乙、帝辛時期的別都，在河南淇縣。到了帝辛之時進行大規模營建，成為實際意義上的商都。商亡後武庚被封在闌，由管叔監督；後周成王封康叔封於此，為衛國的都城，“衛”就是“殷”，故此地才有“殷墟”之稱，漢代時才被確認為商王紂的都城。
[1]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年，679頁。董蓮池：《新金文編》，作家出版社2011年，1584頁。
[2]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6564頁引。
[3]《金文詁林》， 6564頁引。
[4]按：“闌闌”，命瓜君嗣子壺（《集成》9720.2）作“柬柬”，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厚子壺》：“柬柬：王孫鐘作闌闌，柬、闌、簡、閑古並通。”參王秀麗：《金文曡音詞語[1]探析》，復旦網2009/3/18.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726
[5]于省吾：《利簋銘文考釋》，《文物》1977年第8期。
[6]鍾鳳年、徐中舒等：《關於利簋銘文考釋的討論》，《文物》1978年第6期。
[7]付強：《也說商末周初金文中從“柬”從“閒”之地》，“古文字強刊”微信公眾號2018/8/3.
[8]《金文詁林》，6564頁引。
[9]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叁]》，中華書局2014年，16頁。
[10]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甲骨文字詁林》第四冊，中華書局1999年，3135頁。
[11]楊寬：《商代的別都制度》，《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1期。
[12]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原稿信札》，文物出版社2008年，13頁。
[13]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32頁。
[14]于省吾：《利簋銘文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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