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考古学的迅猛发展，关于最早中国、最初中国和早期中国一类的议论成为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
2009 年，许宏先生率先以《最早的中国》为题推出专著，认为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就是“最早中国”。许宏认为考古学上已经取得足够的证据，证明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是“国上之国”的“广域王权国家”，而“国上之国”和“广域王权国家”才是“中国”概念的题中之义。
二里头1号宫殿复原图（距今3800年左右）
2014 年，许宏又出版了《何以中国 —公元前 2000 年的中原图景》一书，以中原地区龙山时期考古资料为基础，从二里头“中国”是如何形成的这一角度出发，继续深化和完善“二里头最早中国”理论。
2010 年6 月 2 日，何驽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与“中国”的由来》，对许宏的说法提出异议。何驽认为，最初中国的出现，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文化概念。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国，才是中国。中国的出现或形成的物化标志应当是陶寺的圭尺“中”的出现，“因为它是在'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圭表测影'立中’建都立国的最直接物证，它既标志着控制农业社会命脉的历法作为王权的一部分，又依据其大地测量功能成为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及其特殊的圭表物化表征，是我国区别于世界其他各国的重要特征”。
由此明确提出，出土了圭尺“中”并已经完全进入国家初级形态的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才是最初的中国。
陶寺遗址出土的圭尺
许宏提出的“最早中国”和何驽强调的“最初中国”这两个概念，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不同的只在于一个是强调时间，一个是强调形态。但二里头王国和陶寺古国哪个才是最早或最初中国，由此成为学界内外的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问题。
2011 年 8 月，韩建业先生在由他主持的“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讨论会”上，正式提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观点。四年以后，他将这一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推出了专著《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2016 年，李新伟先生在《读书》杂志第 6 期发表文章，指出最初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交流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化共同体，并认为这一共同体即最初中国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就初步形成了。
2016 年，何驽在《南方文物》第 2 期发表《史前经济基础考古视野里的最初中国形成》一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参与这一问题争鸣者的相关提法。何驽认为，许宏是以都城考古的视角来解读二里头中国是如何形成的，可以称之为“都城考古视角下的中国”；韩建业是从中原核心文化区的形成角度来看待早期中国的形成，李新伟是从考古学文化共同体视角的角度审视“最初的中国”，这一类观点可以称之为“考古学文化视野下的中国”。
另外，曹兵武先生还提出了“理念中国”“共识中国”和“理想中国”的观点。曹兵武认为在史前中国时代，农业村落与中原地理优势造就了早期中国的经济与环境的物质基础面，即所谓的中国底色；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方的扩散则促成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情感、心理与文化认知的“理念中国”的出现；二里头文化的文化整合形成“共识中国”；西周时期，随着洛阳地区“地中”观念得到公认与“中国”名称正式出现，标志着“理想中国”诞生。
何驽认为，曹兵武的观点带有精神文化视角，和上述韩建业、李新伟的观点大同小异。何驽进一步从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引发的南方苗蛮集团民主制度的确立和黄河流域小农经济促成华夏集团专制体制的形成，以及这种民主政治对小农经济社会在意识形态专制制度方面的利诱、挤压和冲击，倒逼黄河中游地区自强不息，形成了王权占主导地位的邦国这一角度出发，进一步论证“中国”最初的诞生就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
此后，高江涛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如何理解“最初中国”》，从最初中国原本是地中之国或中土之国的地理角度出发，论证了陶寺遗址就是最初中国的观点。
陶寺文化早期宫城南门复原图（距今4300年左右）
我在 2018 年 6 月出版《山西笔记》，并于同年 12 月在《前进》杂志发表《“最初中国”缘起陶寺遗址》，从文献记载的“中”“中国”的历史演变和唐尧时期的崇山代替伏羲、黄帝以来的昆仑成为所谓“天下之中”的神山这一角度，对陶寺遗址就是最初中国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论证。
事实上，“最早中国”或“最初中国”这一概念，并不是 21 世纪才有的“发明”，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张光直先生就已言及。他认为，形成于约公元前 4000 年左右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中的各地史前文化便共同构成了最初的中国。 张光直先生这里所谓最初的中国，显然是从中国史前文化交流共同发展的角度提出的，更多指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代中国演变的“三部曲”，即“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现实的中国”——秦汉及其以后的帝国时代。
苏秉琦对“最初中国”做了属于他自己的解释：夏之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彼时万邦林立，各邦“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此即“共识的中国”；至夏、商、周三代时，由于各邦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此为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的中国”；到了距今 2000 年前秦始皇统一大业完成和秦汉帝国形成的时候，“理想的中国”最终变为了“现实的中国”。
——摘自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个别地方有改动。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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