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不救江忠源

　　
　　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江忠源被太平军围困在庐州，弹尽粮绝，情况万分危急。江忠源写信向曾国藩求救，咸丰皇帝也诏令曾国藩迅速出兵。可是，曾国藩按兵不动。他的下属王錱主动请缨，带兵去救江忠源，也被曾国藩制止。湖南巡抚骆秉章命江忠源之弟江忠濬与刘长佑率一千楚勇火速增援。江忠濬与刘长佑率部奋力博杀，由于兵力薄弱，无法靠前，受阻于城外五里墩。援军总计十余支，筑营四十里外，观望不救。陕甘总督舒兴阿兵有万人，畏缩不前。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太平军炸塌水西门城墙，并乘势杀入。城内兵勇抱头鼠窜，乱作一团。江忠源知大势已去，引刀自刎，为部下所阻。转战至水闸桥，身受七伤，投古塘而死，时年42岁。
　　江忠源被困庐州，危在旦夕，其他援军隔岸观火，畏缩不前，似乎还能理解，因为“胜则相争，败不相救”是官军的痼疾；但曾国藩按兵不动，却大有深意，值得玩味。
　　曾国藩不但和江忠源是湖南同乡，而且私交很深。江忠源客居京城期间，开始几年，由于生活落拓不羁，一般士人不屑与之交往。可是，有两个人却另有见解，并不人云亦云。一个是欧阳兆熊，他认为江忠源将来必有建树。另一个是黎樾乔，他在京城当侍御史，第一次看见江忠源，便说此人是个勇士，将来必定驰骋疆场、马革裹尸。欧阳兆熊的必有建树论，大家虽不以为然，却也听之任之，不予置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江忠源进入了曾国藩的生活圈子。曾国藩是个京官，在京城湖南人的圈子里影响很大，接触面较广，他虽未和江忠源谋面，耳边却早就有了许多有关江忠源的微词。可是，曾国藩和黎樾乔交往颇深，黎樾乔的所谓预言引起了他对江忠源的注意。那天，江忠源跟随郭嵩焘来见曾国藩。宾主谈话非常活跃，却没有切磋学问，尽聊一些市井琐事。江忠源非常随意，不时开怀大笑。当时出了一个小意外，江忠源的衣袖将茶杯扫落在地，跌得粉碎。江忠源并不拘谨，继续谈笑自如。如此胸襟坦荡，侠气酣畅的情怀，深深打动了曾国藩，竟使他有相见恨晚之感。分别时，曾国藩送他们出门，回头小声地对郭嵩焘说：“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此人他日当办大事，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郭嵩焘不明白，追问缘由。曾国藩说：“凡人言行，如青天白日，毫无文饰者，必成大器。”
　　从此，江忠源将曾国藩尊为道德楷模，严格要求自己，言行举止大多中规中矩，犹如恂恂儒者，与往昔判若两人。道光二十五年，朝廷对参加三科会试未中的举人进行六年一次的大挑，江忠源名列二等，获教谕之职。这个时候，江忠源钱袋空空，曾国藩主动提出给江忠源提供旅费，江忠源却不辞而别。曾国藩发现以后，连忙追赶，在长辛店追上了江忠源，曾国藩拿出一百两银子送给江忠源……
　　咸丰皇帝登基时，命曾国藩举荐人才，以对付广西造**的太平军。由于曾国藩特别赏识江忠源，他向咸丰皇帝推荐的六位干才中，江忠源就名列其中。如果没有曾国藩的举荐，大臣赛尚阿就不可能知道江忠源，他奉钦命前往广西清剿太平军时，也就不可能点名要江忠源去广西协助军务，那么，即便江忠源才华盖世，楚勇能征善战，也只能任由历史的尘埃湮灭。
　　同时，江忠源又是对曾国藩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江忠源招募楚勇，创办楚军，为曾国藩组建湘军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范例。蓑衣渡一战，为清军争取到了时间，长沙得以设防固守。更重要的是，此战打开了清政府的眼界，使他们找到了一条镇压太平军的更好途径。政府高官们曾两次率领大部队，包围了人数不多的太平军，结果却让他们都逃脱了。但是，在蓑衣渡战役中，一支根本不起眼的民兵队伍坚守阵地，打败了正在乘胜前进的太平军。曾国藩从蓑衣渡一战中得到了启发，找到了克服官军体制内致命弱点的钥匙。1853年5月，江忠源上奏朝廷，提出了“严法令，撤提镇，汰弁兵，明赏罚，戒浪战，察地势，严约束，宽胁从”等八条主张。这是江忠源在考察了太平军和清军双方作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譬如，江忠源主张围太平军于一地，然后聚而歼之。他历数几年来的重要战事，认为清军不讲地利，经常坐失良机。永安、长沙围三阙一，益阳临资口该守不守，岳州、城陵矾该争不争，使太平军多次处死地而复生，终成燎原之势。江忠源的军事思想触及了当时清军的要害，得到了咸丰帝的嘉许，并为曾国藩建立湘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可以这么说，没有江忠源的楚军，就没有曾国藩的湘军。
　　江忠源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依靠战功，从一个书生，升为同知、知府、道台、按察使、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别说是清朝一代，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江忠源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对于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无将可堪大用的满清皇朝，实在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要彻底剿灭太平军，江忠源无疑是朝廷的希望和依靠。所以，朝廷不断将顶戴花翎戴在江忠源头上，使他像坐火箭一般飙升。在他被困庐州时，咸丰皇帝甚至说：“庐州可失，而江忠源必不可死。”可见皇上对江忠源的器重。
　　无论于公于私，曾国藩都应该去救江忠源。可是，曾国藩最终没有去救，使江忠源战死庐州。这是为什么呢？
　　据史书记载：咸丰三年的最后一个月，朝廷命令曾国藩率领水师北上长江，顺流东下，与江忠源一起，水陆夹击太平军。文宗接连下诏，催促曾国藩出兵。可曾国藩小心翼翼地推托，提出四省共同防御的建议，并说湖北黄州有太平军，援兵无法很快到达安徽境内。认为庐州确实为燃眉之急，但论天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如果能够保住武昌，就可以控制金陵上游，巩固荆襄门户，沟通广东、广西和四川的饷道。所以，目前应集合湖南和湖北的兵力，水陆并进，以追为堵，不使太平军的船队驶回武昌。曾国藩又写信给吴文镕，说湖南湖北两省以坚守省会为主，等到水师练成之后，才可以向东进军。文宗见曾国藩一再推延出兵的日期，十分焦急，手书一道诏书，说安徽省急待援救，如果曾国藩偏执己见，便会延误战机。咸丰皇帝甚至在诏书里写道：我看了你的奏章，要把几个省的军务，由你一人担当，试问以你的才力，能够担当下来吗？你能主动承担重任，是那些胆小害怕的人无法相比的，但是你既然把大话说出口了，就要全部做到，你去办给朕看一看！文宗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曾国藩自然能够掂出其中沉甸甸的分量。然而，曾国藩还是不出兵。曾国藩之所以迟迟不出兵，是他确有实际的困难。新募的湘勇训练不够，正在省内分头攻打会党，没有得到休整，军饷也很匮乏，武器、旗帜和军服都很简陋，所以他不愿带兵出省作战。他还要等一等，直到他有把握出师告捷的那一天。
　　史学家们对曾国藩抗旨不尊、见死不救不但没有微词，还对曾国藩不顾朋友私情，顶住皇帝和朝廷的压力拒绝出兵赞不绝口。认为曾国藩具有远见卓识，识大体顾大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是真正的帅才。
　　史学家们的分析和赞赏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关注的仅仅局限于“公”的方面，却忽略了夹杂其中的许多“私”的因素。
　　江忠源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由一个书生晋升为封疆大吏，而当时的曾国藩，还只是一个帮办团练大臣。江忠源是曾国藩推荐的，而被推荐者的地位和权势却已经远远超过了推荐者。这种反差，势必在曾国藩的内心深处造成一种失落。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帮办团练，主要任务是为湖南“保境安民”，兵勇也只有一千人。后来，在江忠源的要求下，并由江忠源禀明皇上，曾国藩才得以为江忠源代募代训勇兵5000人为幌子扩编湘军，从而获得了扩军的合法地位。而且，湘军的水师，也是江忠源的构想和策划，并由江忠源向朝廷争取到的。也就是说，曾国藩团练的主要任务，只是为江忠源提供兵源而已。江忠源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几乎已经将曾国藩完全遮挡住了。这对野心勃勃的曾国藩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面对的。
　　还有一点，曾国藩和湖南官场有很多龃龉，处处受巡抚骆秉章和诸多官员的制约和掣肘，日子过得很不顺心，甚至可以说是窝囊。曾国藩奉旨到长沙办团练，挂出“湖南审案局”的招牌。自认为是京官，又是钦命大臣，遂大刀阔斧，想干一番事业，许多事情不与巡抚商量，自作主张。巡抚骆秉章恼恨曾国藩的手伸得太长，对自己构成了威胁。骆秉章为了打压牵制曾国藩，努力营造自己的势力体系。他暗地里支持绿营与湘军作对，暗地里让长沙官场给曾国藩办事增加难度，最终逼迫曾国藩将湘军大本营从长沙搬到衡州。他还支持和曾国藩意见相左的湘军将领王錱，使王錱脱离了曾国藩，转投到骆秉章麾下。他不断向朝廷举荐江忠源，使江忠源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一个书生晋升为封疆大吏。骆秉章不仅举荐江忠源，还努力举荐楚军的其他将领，如刘长佑、刘坤一、江忠义等，使他们一个个平步青云。骆秉章针对曾国藩的这一策略，曾国藩当然心知肚明。
　　就是这样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使曾国藩按兵不动。也正因为这些因素，使曾国藩如愿以偿，获得了剿灭太平军的首功，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目标。然而，也正因为这些因素，使清政府和太平军鏖战了15个年头，数千万人死于非命。如果，曾国藩去救江忠源，江忠源就不会死，那么剿灭太平军的战争也许就不会如此艰难和持久，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