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娼妓与诗歌变革之关系

徐敏｜文

唐朝为诗歌大行时代，及于娼门女子，亦受影响。且狎妓饮酒，是唐代官吏一大乐趣，其中以进士出身的文官占相当比例。妓女要讨嫖客欢心，自然须得揣摩作诗技巧，潜心学习的结果，是坊间妓女，几无一人不能诗。等而下之者，亦能吟诗解诗。

《北里志》上说：唐代名妓颜令宾，厌恶达官贵人，却对文人雅士非常礼遇，希望他们能多多留赠诗歌，她的箱笼中贮满了许多骚人墨客的五彩诗笺。

颜令宾爱诗到如此地步，缠头可以少给，诗却是要多多留赠才好，就拿它们珍藏箱中。自己接客，也使小僮持诗与及第进士交流，以表明诗妓身份。

风气所及，诗便成为一种招牌。青楼女子倘若被诗人作诗褒贬，其名誉营业，立刻发生绝大改观。

崔涯是吴楚狂生，与张祜齐名。此人每题一首诗于娼肆，无不诵之于大路。誉之则门庭若市，毁之则鞍马渐稀。他有一首诗嘲讽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铃。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李端端得此诗忧心如焚，遂往谒崔张二人请求说：“我只伺候三郎大郎，还望多有关照。”于是崔涯又另作一首绝句见赠：“觅得骅骝被绣鞍，善和房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错，一朵能行白牡丹。”诗歌一经传唱，立刻引来官商贵胄竞趋其门。

一首诗关系妓女命运，青楼中人自然要格外礼敬诗人，而妓女中之工诗者，身价也较他人为高。白居易《与元稹书》说：“及再来长安，又闻右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女誇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她哉？’由是增价。”

能背诵《长恨歌》便可夸口，便觉与人不同，且身价倍增，则擅长作诗的妓女，其身价不消说又在其上了。既想抬高身价，便要潜心揣摩，故而唐代妓女诗的水平也颇有可观者。

妓女莲花，豫章人。陈陶隐居南昌西山时，镇帅严宇曾经送她上山侍奉陈陶。陈陶对女色不感兴趣，让其独守空房。莲花自觉无聊，请求离开，临别时赋诗一首说：“莲花为面玉为腮，珍重尚书遣妾来。处士不生巫峡梦，空劳神女下阳台。”

从语气来看，妓女莲花是很有些哀怨的。

另一首是江淮一带的妓女徐月英所作，据称有诗集行世，今存二首。我们且看她的《送人》：“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台前水，忍照鸳鸯相背飞。”平望台是吴江上的驿亭，送人上船都在此地。诗人有感于分离之痛，所以连驿亭前的水也一并恨了。这在唐人绝句中，可以列入佳作之林。

自打诗入娼门，便成不解之缘。传至宋代，变而为词。这一变化的先驱者，是文人与妓女的联袂组合。胡适先生的《词的起源》说：“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按此说法，新文体词的产生，妓女有绝大的功劳。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词在北宋时代，“作家一做好了词，他便可以授之歌妓，当筵歌唱，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拍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个情景，岂不是每个文人学士最羡喜的？凡能做词的文人武夫，小官大臣，便无不喜做词。像秦七，像柳三变，像清真诸人，且以词为专习。柳三变更沉醉于妓寮歌院之中，以作词给她们唱为喜乐。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句，在词的黄金时代中，词乃是文人学士的最喜用之文体，词乃是与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爱唱的歌曲。”

这情形很有点类同今日之词曲家与歌星的关系，两者相得益彰的结合，能使词的流播向更加广阔的民间扩散，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而歌妓舞女与词人的频繁交往，也促进了自身文学素养的提高。故而青楼中能词者十之七八。

《齐东野语》上说：南宋时，有某客从蜀地携一妓女归家，因已有正室，遂择地别居其妓。此客大抵数日前往妓女处聚会一次，偶因患病延误，致妓女颇生怀疑。此客作词替自己辩解，妓女也按韵填词一首诉其思念之苦：“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情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的？  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她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哪得功夫咒你。”

从创作手法上看，真还有点深得易安居士遗韵。宋代娼门中女子，词的素养之高，委实令人惊异。

官妓严蕊的遭遇，尤其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与李唐时代比较，宋代于官吏冶游（嫖妓）有一定限制，规定官府公宴，可以召官妓应酬助兴，但只是歌唱舞蹈，执壶斟酒，并不许私侍寝席，以防有伤风化。

宋孝宗时，朱熹以盐道使身份巡视台州，有人举报太守唐仲友与官妓严蕊私通。朱熹借题发挥，一面上疏弹劾唐仲友，一面就拿严蕊逮捕拷问。严蕊虽屡受箠楚，遍体鳞伤，仍拒不承认与唐有染。狱吏劝严蕊招供以推脱罪责，严蕊说：“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私通，也罪不致死。但是非真伪，岂能胡言乱语，以玷污士大夫声誉？我宁死也绝不做诬陷他人的事情。”

其后案件移送绍兴府审理，府官认定证据不足，问严蕊有何要求。严蕊即口占卜算子一首表明心迹：“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严蕊表达自己的心愿：只要能归隐乡间，便是满足。府官于是判其从良。

但凡略有些良心之人，听了这样哀婉的陈情，总是不免恻隐的吧。

古代青楼中的烟花女子，并非如我们想象中的卑贱。数百年后政治运动中的某些衣冠文人，一遇压力，即出卖人格，其胆量比严蕊相差远矣。中国的女性，即便在烟花柳巷中，也不乏铮铮铁骨者。

《无声诗史》上说：明代成化年间，妓女林奴儿风流姿色冠绝一时。落籍（从良）后，有旧日相好求见，因画柳枝于扇，题诗婉拒：“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从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洁身自好如此，谁能说妓女中没有品格高尚的？

又有为自身幸福而力争者。《青楼小名》记江夏营妓呼文如，工诗善琴，与邱谦之私定终身。邱谦之的父亲认为有辱门风，反对两人结合。呼文如听说后寄诗陈情：“长门当日叹浮沉，一赋翻令帝宠深。岂是黄金能买客，相如曾见白头吟。”表明自己决心与邱谦之白头偕老。

严蕊与林奴儿、呼文如等，并非青楼中的个案。查阅古代有关妓女史料，常惊叹她们中不乏柔情侠骨、深明大义的女子。

清代孔尚任撰写的历史剧《桃花扇》，写南明王朝灭亡一段时期的历史。剧中着力塑造了一个温柔、聪慧而又反抗性格十分突出的女性形象，她不畏强权，不为利诱，斥责侯方域的软弱，痛骂当朝宰相马士英的结党误国，在乌黑一片的明末政治斗争中，放射出中国女性独有的光辉。而这位女子的原型，就取材于秦淮歌妓李香君。其余如柳如是、顾媚娘等，都是明亡时很有民族气节的烟花女子。

这些青楼中出身的人物，不单才艺诗文俱佳，就是爱国情怀，也令许多饱食朝廷俸禄的大臣，黯然失色，又岂可以一般女子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