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北斗七星、北天极、北极星，这几个相关的概念非常值得深究。
追溯中华文化的形成，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母题，甚至堪称源头。
概而言之，洛图洛书、八卦、太极图、八角星纹、万字符等等，全都与我们头顶上北方这片星空有关。
一
不要说几千年前的古人，即便是今天，如果从零开始观测星空，一片空白地从头开始构建天文体系，也不见得比古人更有先见之明，发现所有星宿都绕着北天极旋转（视运动）这一常识，恐怕也需要有若干年的积累。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会将北斗七星想象成勺子吗？
未必。
前文我们说过，北斗七星既可以是勺子，也可以是车，还可以是猪或是熊，或是神仙一条腿。
所以，推测在古人眼里北斗这几颗星会被看成什么，我们得去除掉所有先入为主的意象，包括中国古人曾经联想过的斗、勺子、车以及猪。
思维惯性会让我们错过显而易见的事实。
北斗七颗星分为斗勺与斗柄（学名斗魁斗杓）两部分。
非常巧的是，勺与柄相连的天权星恰好是这七颗星里最暗的。
星的亮度以星等为单位，数字越小表示越亮，数字越大则越暗，6等是肉眼的极限。
于是，以最暗的天权星为分界，北斗七星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注意，不要再想勺或斗的意象了。
So easy，这不就是两个箭头么？
前文说过，公元前4500年以后，北斗七星开始全都终年整夜可见，而且开阳星越来越靠近北天极。
以公元前3400年为例，我们来看看生活在安徽含山凌家滩地区的先人们会看到啥样的北斗与星空？
如图所示为公元前3400年凌家滩地区分别在两至两分日（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晚上24点所看到的北方星空。
很明显，斗柄上的第二颗开阳星不仅靠近北天极，而且与它旁边的两颗星构成一个箭头，在绕着北天极旋转的过程中，这个箭头始终指向北天极。
因为箭头的左右两边并不等长，所谓指向北天极并不精确，但作为观星及确定北天极位置的参照，无疑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在二分二至日，这个箭头分别指向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又可以用来做为判断节气交替的参照。
如果把始终指向中心（北天极）的这个箭头称为指向天，那么，随着北斗的绕极旋转，斗勺三颗星组成的箭头则指向四周，也就是指向地，一年下来正好环绕一圈（晚上同一时间观测）。
将图中的北斗箭头单列出来，如下图。
似乎还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我们再把这四个节气的图象合并。
指向中心（北天极）的四个箭头所构成的图案已经若隐若现了。
把四个箭头连起来，这不就是一个标准的八角星纹么？
江苏武进潘家塘遗址的年代上限是公元前5000年，如果说出土的八角星纹中心那个圆圈表示北天极，应该很合理吧？
如果中心的圆圈代表北天极，那么，有一个事实必须注意，像上述那样通过观测北斗箭头而形成八角星纹，不可能在公元前5000年。
因为公元前5000年时，潘家塘地区看到的北斗那个箭头偏离北天极还很远，如下图。
再过一千年，即公元前4000左右，潘家塘地区看到的北斗箭头的指向就开始接近北天极了。
而到了公元前3400年，与凌家滩一样，毫无疑问可以将北斗箭头用来当作寻找北天极的坐标。
这么看的话，潘家塘出土的那个八角星纹极有可能出现在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之间。
如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至迟到公元前3400年左右，安徽凌家滩、江苏潘家塘等地区的古人已经发现了星空旋转的中心（北天极）并通过北斗星的箭头确定其位置。
这与今天的我们用北斗七星斗勺上的两颗星连线延长五倍距离来定位北极星，方法一模一样。
不管是用斗勺两颗星连直线还是看斗柄三颗星组成的箭头，都是因时制宜的办法。
如果没有这个亮度足够又极易识别的北斗，要想直接找到北极星，是非常困难的。
二
八角星纹很可能就是来自对北斗及北天极的观测实践。
有人说八角星纹表示太阳，现在看来，这种猜测并不恰当。
在江苏潘家塘之前，中国还有更古老的八角星纹。
如湖南岳阳坟山堡遗址出土器盖上的的透雕图案，未校正的碳14年代是公元前5700年-公元前5300年。
又如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压印八角星纹，该遗址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5800年。
显然，这两种八角星纹与潘家塘的八角星纹完全是两种类型，如果说这两种尤其是第一种图案代表太阳的话，大约还说得过去。
如果年代更久远的八角星纹是太阳（公元前5800年），然后再过2000年，又产生由北斗和北天极形成的八角星纹，那么， 这就意味着古人们先是看太阳，发现太阳与季节气候的关系；经过若干年的观测积累，又发现存在一个诸天星宿围绕旋转的中心（北天极），并找到北斗与北天极的关系，以及北斗箭头的指向与季节气候的关系。
这样的演进路线，想来应当是符合人的认知逻辑的。
比如历法的制定就直接取决于太阳和月亮，以前者为参照是阳历，以后者为参照是阴历，所以，对日月的观测无疑要早于北斗等其他星宿。
另外，八角星纹并非中国独有，如巴比伦、亚述、赫梯等都有发现。
巴比伦城守护神马尔杜克像右臂上主要是米字型八角星纹，左臂上则是与中国相同的八角星纹。
亚述时期八角星纹
赫梯王国时期八角星纹
PS：以上图形来自网络搜索，其原型器物暂不详。
上述国外的八角星纹，取其年代上限的话，只有巴比伦是公元前3500年，正好与中国的凌家滩、潘家塘相当，亚述、赫梯则要晚到公元前2500年与公元前1900年。
三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怎么才能更加地尽言尽意呢？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
立象设卦就是更好的办法。
象，即图象；卦，即八卦。八卦也可以算是一种图象。
这就是所谓的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
不过，如果只剩下图而没有只言片语的解说，其实更有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
比如《山海经》，传说原来是有图的，而流传下来的文字，不过是些后人做的看图说话的文章。
看图说话少不了连蒙带猜，难免自说自话，所以，《山海经》就有了许多不可思议甚或令人惊悚的奇人怪兽，以至于汉代的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1987年第一次发掘出土的玉龟玉版，也是一个有图无文的无字天书。
玉龟玉版出土时位于墓主腹部，玉版在玉龟的背甲和腹甲之间。
发掘报告的描述引用如下：
（玉龟）透闪石，灰白色泛黄。由背甲和腹甲组成。背甲，圆弧形，琢磨出背脊和背上龟纹，两边各钻2个圆孔，两孔间琢磨出凹槽，尾部对钻4个圆孔；腹甲平底两边略向上斜弧，两边与背甲对应出也钻2圆孔，尾部1圆孔。背甲和腹甲上的圆孔都应是拴绳固定之用。背甲长9.4、高4.6、宽7.5、厚0.65厘米，腹甲长7.9、宽7.6、厚0.55厘米。
下葬时，玉龟腹、背甲之间还夹有一个长方形玉版。玉版为透闪石，牙黄色，两面精磨，体扁薄，两端各有5个圆孔。版面正中刻出同心两圆圈，小圈内刻八角星纹，大小圈之间以直线划出8个区域，每一区域内琢磨出圭形纹饰1个。
1998年第三次发掘又出土了一件有八角星纹的玉鹰。
凌家滩出土的玉版和玉鹰上都有八角星纹。
如上所述，八角星纹代表北斗的三星箭头、北天极以及历法上的两至两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按照这一思路来看，玉鹰中心的孔，就应当是那时的北极星，也就是公元前3400年左右时最接近北天极的右枢星。
公元前3400年的凌家滩看到的星空，紧邻北天极的就是右枢星，如图用白圈标出的即是，这是一颗星等为3.65并不很亮的星星。
之所以玉鹰中心的孔并不在中间小圆的中心位置，就因为右枢星虽然是非常接近北天极而名副其实的北极星，但并不与北天极重合，最接近的时候也仍然还有6'的角距。
现在的北极星是勾陈一，其与北天极的距离和5000多年前的右枢星与北天极的距离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公元前3400年左右的中国古人与我们今天看的北极星虽然不是同一颗星，但北极星与北天极这两者的关系几乎一样。
当然了，现在的北极星勾陈一可比当年的北极星右枢要明亮得多。
如果这一推测属实，那么，公元前3400年的中国古人毫无疑问已经发现了北天极和北极星。
太一、天一、太极等由北极星所衍生的理念和文化，从此将逐渐浮出水面。
那么，如果中国古代确实有所谓太阳崇拜的话，那么，至少从公元前3000多年开始，太阳的地位虽则仍很重要，但也已经从崇拜走到了日暮穷途，因为在诸天星宿当中，居中不动的北天极与北极星，无疑才是真正的王者。
所以，在中国的神话里面，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是因为有人驾车带着出来周天巡游。
如屈原的《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无迫。”
在《山海经》里，羲和是太阳之母，“有女子名羲和，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渊。”
屈原那句话的意思就是，人在归途，驾着马车载着太阳的羲和，请放松手中的缰绳，虽然崦嵫山已然在望，但从容一点吧，不必匆匆忙忙地回家。换句话说，就是太阳晚点落山。
日落早或者晚，并不由太阳自己决定，得听羲和的，羲和又得听我的（吾令羲和）。
太阳可被人驱使，而做为天帝的化身，北极星与北天极只能被所有的星宿围绕，只可远观，不可亵玩，高冷如此，谁又敢撵着出来蹓跶呢？
再后来，北极星自然就与人间的天子皇帝相对应了，北天极所在的那片星空也被称为紫微垣，就像皇帝待的地方叫紫禁城一样。
四
玉版上的八角星纹由四个分布在四方并指向中心的箭头构成，其外围的8+4共12道圭形纹则各由4个指向外面的箭头构成。
玉版上的箭头有指向内外两种，完全就是北斗星所构成两个箭头的形状及方向。
玉版上图案以及四周圆孔的具体含义暂不展开，本文只说北斗构成的箭头形。
前文说过，道教类书《无上秘要》有将开阳称为北极星的记载，这一说法的源头，也许就来自公元前3000多年的凌家滩或其同时代的先人们。
因为开阳星正是指向北天极的那个箭头的尖，开阳星所指的前方就是北天极，在找到真正的北天极之前，将开阳星视为北极星是没有问题的。
同样是凌家滩，还出土过几件玉冠饰，其中一件略有残损但可以辨认出完整器形。
与似曾相识被称为玉八卦的玉版比起来，这件玉冠饰更让人费解。
不过，有了北斗箭头的概念，这件玉冠饰的造型来源不就一目了然么？
玉冠饰的人字形尖顶，就是开阳星所在的箭头，它指向北天极，甚至本身就曾经被当作北极星。
左右两个圆环，不就是开阳星两边的摇光和玉衡么？
至于下面两个小的穿孔，貌似可以看作开阳星两侧的辅弼二星（即从北斗七星到北斗九星另加那两颗暗星），但将其位置做了调整，从艺术造型的角度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创作手法。
有些人说这个玉冠饰是装在梳子背上的手柄，是否有那样的具体功用颇为令人怀疑，但从造型的意象来看，它象征的就是北天极和北极星。
据阿城的考证，天极神的符形直到春秋战国才从各种青铜器玉器等上面逐渐消失，与之相伴的是周天子的日渐式微和各路诸侯取而代之的王霸野心。
天极神就是天上的北极星和北天极的形象化与人格化，在人间对应的就是君临天下的天子。
那么，公元前3000多年的时候，随葬玉冠饰的墓主，其身份恐怕非比寻常。
从发现北天极居中不动形成天极神的概念（凌家滩遗址为公元前3400年左右，也许产生天极神的意象要稍晚），到春秋战国的东周乱世（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天极神符形逐渐消失，其间延续了两三千年。
五
凌家滩玉版被称为玉八卦，那一堆的箭头何以与八卦扯上关系？就因为小圆与大圆之间的圭形箭头有八组？
如果你看过之前的系列文章，可能已经有了朦胧的印象，八卦与天文历法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八卦诞生之初，很可能就是用来标记历法的。
我们单从箭头与八卦的关系来看。
我们熟悉的八卦符号是用一长横表示阳爻两短横表示阴爻（——，— —），但至少直到战国中晚期，古人的卦爻符号并不是这样的。
1980年，张政烺先生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首次提出数字卦的问题，即用数字表示的八卦，所用数字有一、五、六、七、八等。
其中的六就写作箭头形状。
这是西周初期即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数字卦，到战国时期，多个数字组成的八卦开始简化成用两种符号书写，但仍然不是一长横与两短横的形式。
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一批战国竹简，碳14测定并树轮矫正后，其年代为公元前305±30年，即战国中晚期。
清华简中有一篇《筮法》，其八卦就已经只使用两种符号进行书写，一是长横，二就是箭头，若按数字解释，分别表示一和六。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六的甲骨文与金文写法似乎绝大多数都不是箭头形状。
上述数字卦从周初到战国，箭头形的六字在卦爻书写中的形状保持稳定，并与诸多甲骨与青铜器上铭刻文字的六有所区别，似乎箭头形的六字是一个专用在八卦系统中的符号。
北斗星构成的箭头是否与六有关不得而知，但巧的是，北斗那两个箭头确实由六颗星组成。
不要说中间的天权与旁边两颗星也能构成一个箭头，因为就亮度来说，天权星比另六颗星都暗得多。
为什么要两个箭头加起来算六颗呢？
因为一个箭头始终指向北天极，另一个箭头则一年转一圈指向四面八方，两个箭头同步，一个指天，一个指地。
如果周代数字卦中箭头形的六与北斗的箭头有关，那么，莫非最初的时候，八卦的书写并没有分出阴爻和阳爻，全都是用箭头表示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凌家滩玉版上的图案真的就是最古老的八卦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莫非最初的八卦并非三爻卦而确实有过四爻卦？
不信你看看玉版上的图案，那8+4共12组圭形符号不都是由四个箭头组成的么？
不要以为四爻卦是无稽之谈，自张政烺先生始，1980年以来，在商周时期的卜甲陶器等上面发现的数字卦已有超过百例，其中就有几例不是三爻或六爻（所谓八卦即为三爻，六十四卦即为六爻），这几个例外中就有四爻卦（还有五爻卦）。
有的可能是因为器物残损或青铜器锈蚀造成的，但也有很明显就只有四个数的四爻卦。
如巴黎归默博物馆藏殷虚卜甲（六一一六）、李家崖城址出土三足瓮上的刻文（六六六十）、殷墟第三期的甲骨卜辞（六七七六）等，这几个都是商朝时期的遗存。
巴黎归默博物馆藏殷虚卜甲的数字卦在上图反面那张图的左下角位置，其正面刻辞为：乙丑（卜），□，贞：多…… （王）占曰：父乙……该卜甲年代为商朝高宗武丁时代，即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夏商周断代工程）。
李家崖城址出土三足瓮上的刻文有两组，内容一样，都是六六六十。其时代上限为商朝祖庚、祖甲时代（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1157年），下限约不晚于西周中期（发掘者张映文、吕智荣观点）。
殷墟第三期卜辞上的数字卦是倒着刻的，旁边文字为“于丧亡哉”、“吉”，见于《甲骨续存》1980、《甲骨文合集》29074，其年代为商朝廪辛、康丁时代，即公元前1156年-公元前前1145年（董作宾、陈梦家）。
此外，西汉扬雄撰有《太玄经》一书，其体裁结构类似《周易》，讲的也是一种四爻卦，不过并不叫卦而称为首，与《周易》的二进制六十四卦不同，《太玄经》是三进制，共有八十一首。
能读懂《太玄经》的大概得是凤毛里找麟角，这里引用只不过是用做一个开阔思路的例证而已。
说到这里，是否能推断八卦的产生就在凌家滩时期的公元前3400年左右呢？
当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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