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跪坐人像：金沙人的战俘？
主讲人：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员 王方
除了金器、铜器与玉器外，石器也是金沙遗址发现较多的一类器物。由于玉料的珍稀，无法完全满足需要，金沙的统治者们调集人力从成都平原西北边沿的龙门山一带开采了许多石料，用来加工他们祭祀时所需的部份礼仪用器，有璧、璋、钺、斧、锛、凿、圆饼形器、跪坐人像、虎、蛇、龟等。其中，造型优美、简练生动的石跪坐人像，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较早、制作最精的一批立体圆雕石刻艺术作品。
人像造型奇特 雕刻技艺简练娴熟
金沙遗址共出土了12件石跪坐人像，它们的造型基本相同，人像高约20厘米左右，脸形方正瘦削，颧骨高凸，高鼻梁，大鼻头，大嘴巴，耳朵还有穿孔。赤身裸体，赤足，双手被绳索反绑在身后，双腿弯曲，双膝跪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他们的发式非常奇特：头顶的头发从中间向左右分开，有学者形容它就象“一本打开的书”，两侧修剪得极短并还微微上翘，脑后的头发又被梳成两股长长的辫子，直垂在腰间。这些人物的面部表情非常丰富:或悲恸、或惊恐、或平静、或苦涩、或茫然。
通过对金沙遗址出土的石器质地进行矿物学鉴定，结果显示，其石质有蛇纹石化橄榄岩、蛇纹岩、蛇纹石大理岩、砂岩、板岩等，而石人属蛇绿岩，这种岩石的最近产区是成都平原西北边缘的彭州山区的龙门山一带，距金沙遗址仅40余公里。因此，金沙遗址的石刻雕塑品是就近取材制作而成的富有强烈地方特色的作品。
仔细观察这些跪坐人像，它们在造型上成熟而稳重，在形象上丰满而传神，在雕刻技艺上简练而娴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精心选材，依料施工。石跪坐人像为圆雕和线刻相结合而成。一般制作时是首先在一块整石上打出人物的基本形态，然后再精心雕刻打磨出形象。人物形象在其瞳孔的处理上非常巧妙的利用了石质本身的纹理及色差来表现其特征，因此层次分明，使人物充满了感情色彩，将他们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从五官的不同处理中反映出来。
（2）雕刻时均以对称法处理构图。石跪坐人像以头顶发际、眉弓、鼻梁、双腿之间为构图的中轴线，这样使整个石雕显得匀称；人物面部肌肉凹凸明显，突起的眉弓、颧骨与凹陷的面部之间自然的连接，增强了立体感。
（3）充分利用色彩对比。人物眼睛多用彩绘形式描绘，外眼眶的黑彩线条，实为利用石质本身的肌理效果，眼睑涂上红彩（现色彩变淡），眼仁为白色，以达到传神的目的。
（4）突出重点，刻划细腻，手法简练。跪坐人像身后的发辫以细线刻划，绳子上凿出凹槽以表现绞索状。人像身躯语言概括，省略了肌肉骨骼的细部，但肩膀、双臂、双腿、臀部转折圆润光滑，无明显的块面感，所以仍充分显示出人物体魄的健壮和饱满。
从雕刻技法看，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跪坐人像已经显得非常成熟，审美意识也是具有较高水平。人像往往在五官上涂有朱砂，其造型比例协调，虚实的处理详略得当。人像的侧面呈现出“S”形造型风格, 这样就使表现对象在静止状态下显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动感和韵律感。人像的身体结构交待清楚，表现概括、凝练、传神，简与繁，粗与细，凸与凹处理恰当，体、面、线有机并用。
雕塑者的写实技巧与形象塑造能力已达到了较高水平。他们在进行艺术的创作与浓缩时，紧紧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五官、中分发式、辫发、绳索、喉部、蛇信、圆眼），从而表现了人像的族属、身份和地位。至于无关紧要处，则简化省略，不做具体刻划。雕塑者正是通过对五官的重点刻划，才在不经意之间传递出了自己对现实人物的感受。这种情绪与感受的传达是在不知不觉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而不是工匠刻意而为之的。
出土于祭祀区 疑为人祭现象反映
上世纪70年代，玉石雕刻的人物形象就已在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商王大墓中被发现，但从人物的身份、发式、衣着来看，与金沙遗址石跪坐人像有明显区别。
这些造型奇特的石跪坐人像是否是成都平原地区所独有的呢？
考古资料表明，1983年，成都市区方池街四川省总工会商周遗址工地上曾出土一件高约50厘米的青石质石雕像。1984年，在广汉三星堆遗址西泉坎地点也发现了两件石雕人像。
此外，在美国的芝加哥艺术学院内还收藏了一件高约20厘米的人像。这些人像的造型、发式特征和雕刻手法均与金沙遗址的石人像非常接近，因此可以确定这类形象可能是属于成都平原商周时代的同一文化传统的产物。
这12件石跪坐人像都出土于金沙遗址东南部的祭祀场所内，考古学家们在进行发掘时，在这一区域内的探方地层中发现了石跪坐人像与石蛇放置于一个遗迹单位中，人像和石蛇、石虎都是在头部涂朱。
而在另一个遗存内又发现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石璧组合并很有规律地放置在一起的现象，特别是石跪坐人像与石虎出土时并置一处，虎口正对人的胸膛，其特殊的摆放形式具有强烈的宗教涵义，充分表明了人像、石虎、石蛇应都是作为特殊的祭祀物品，以用于古国古族的宗教祭祀礼仪活动中。
相关专家表示，石跪坐人像应是商代以来人祭（人牲）现象的真实反映。人祭就是将人象牛羊猪等牲畜一样供奉给祖先、天地和山川神灵”。商代在祭祀与墓葬中盛行人祭活动。甲骨卜辞上与考古材料都有这方面的材料。
人祭现象最早发现于属商代早期的二里头晚期遗存中，以商代晚期最为盛行。在河南安阳后岗、大司空村和西北岗都发现了大量的人祭坑。这些人牲大多是战俘，其中部分是奴隶。
据甲骨卜辞中的记载，每次祭祀所用人数不等，最多的达三四百之众。1959年在江苏省铜山县邱湾发现的商代晚期杀人祭社遗迹中，“其中心竖立4块天然大石块，中间一块最大，略呈方柱形。周围有人骨20具，人头骨2个和狗骨12具，均头向中心大石块。人骨无墓圹，无葬具和随葬品，葬式均为俯身屈肢，双手反缚于背后，死者皆为中青年。这种墨情况表明这是一处祭祀社神的场所，中间大石块是祭祀的中心，象征“社神”即土地神，所埋人骨是祭祀的牺牲者。
有人认为这是商代东夷的祭祀遗存。”可见人祭是商代晚期祭祀遗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文献中也有许多这方面的材料。《子·节葬》中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人祭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西周，乃至东周还有零星发现。金沙石跪坐人像的造型与丘湾的人骨特点何其相似。但它却是以石刻的人像代替了过去的活人祭祀，无疑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也是对以往文献和考古材料的修正。“象人而用之”，模拟真人形貌的偶人俑，在以前的考古资料及文献材料中都表明至少是在春秋晚期才出现的。
目前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一批形象相似，造型相同的石跪坐人像，说明四川盆地至少早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就出现了人祭的替代品，并且可能已有专门部门在大批量的生产和制作这种雕像，其目的是用于方国频繁的祭祀活动。
与中原的殷商王朝大量杀殉活人的方式相比较，金沙遗址所出现的用石雕人像代替过去的活人祭祀的现象，一方面体现出金沙社会上层统治阶层意识上的进步，已充分认识到人力的重要，而不再滥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艺术表现形式和技术手段的提高，有了这种可以替代的产品，说明当时偏于西南一隅的古国祭祀方式可能较之中原地区显得更为开明和进步。
石人身份推测 可能为西南夷战俘
石跪坐人像怪异的发式，以及被反绑的双手，引起了考古学家极大的兴趣。
他们来自何处？他们的族属是什么？
仔细观察这批石跪坐人像，我们不难发现，在人像的雕刻过程中，重点是细腻刻划人物头顶上奇异的发式、脑后的发辫、绑手的绳索；渲染的是人像的跪姿及被反缚着的双手，其目的在于要交待这个可能来自于异族人物的身份，突出的是其臣服与卑贱低下和受奴虐的地位。
因此，相关专家认为这些人像很可能是一种战争的俘虏或奴隶的形象，在族属上它与统治成都平原的古蜀族可能有本质的区别。过去曾有学者将它作为蜀族先民——氐羌的形象，认为它的形体“正面看上去很象甲骨文的羌字。”但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童恩正先生曾指出：“在远古时代，有这样的氐族从川西高原进入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带，这支就是以后蜀族的祖先了。”作为蜀族祖先的氐羌族在古蜀部落联盟中应是居于主导的地位。
从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那些各式各样的青铜人面像、人头像所体现出来不同的服式、冠式以及发式，二号坑中所出的青铜大立人的形象来看，三星堆社会应是“一个以蜀王为核心的，有着众多族类君长拥戴的统治集结构。”
金沙石人像头顶的发式和背后的发辫不同于三星堆铜人的发式，也不同于金沙遗址青铜立人，它们的姿态大相径庭，这可能与其在祭祀活动中各自所扮演角色性质的不同有关。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及金沙的小铜立人都站立于高高的方（插）座之上，威严高贵，与双膝下跪，双手反缚的石人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者之间应有着迥然不同的身份与地位。它们一尊一卑，一贵一贱，等级是这样的悬殊，反差是如此的强烈。如果说青铜大立人是大王或大巫师，是统治者和征服者的代表，跪坐的石人就是处于从属地位的被征服者和被统治者形象的真实写照。
那么,这种头顶“象一本翻开的书”似的中分发式，而两侧头发又都被削掉，后面又留着长长辫发的人物究竟来自于何处呢？
我们在历史文献及考古发掘中或许能寻到一点蛛丝马迹。在《史记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里记载有“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在四川西北部茂县牟托石棺墓中出土的一件牛头钮盖的漆绘罐上，所绘人头像发式即为辫发三根，表明岷江上游石棺葬人可能为编发之民。
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都发现了产于印度洋的白色的齿贝以及大量的亚洲象牙，还发现有一种重要的玉器——凹刃凿形器，目前这种器物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及越南冯源文化等青铜文化遗址中有见，而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带边栏的玉璋与越南长睛遗址中一件玉璋形制几乎相同。
另一方面，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所含铅料、锡料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合金特征，与中原所出铜器不同，而与云南出土的青铜器却极为相似，这可能与云南具有极其丰富的铜矿资源相关。
以上这些现象充分说明古蜀国在较早时期就与南部地区有了紧密联系与文化交流，对外来物质的控制与对其文化施加的影响反映出古蜀国可能在商晚期至西周时期已经控制了南中地区。
而这种控制的途径，有学者认为有两种：“一是通过观念和技术的直接传播来影响南中各族，一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强权来统治南中各族，至少也是以强权作为强大的后盾和暴力制裁的威慑力量的”。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古蜀国对西南地区征服活动的遗迹现象，但我们注意到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及金沙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锯齿状青铜戈，这种兵器显然是来源于生活之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军事征服与扩张斗争的激烈程度。
古国的统治者把这种有效的兵器大量的用于宗教祭祀活动中，这既是一种对胜利的讴歌，对强权的礼赞，也是其征服其他民族军事活动的间接证据。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石人的种属，它可能是来自于西南夷，是那些被征服的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形象。
根据石跪坐人像的造型特征也有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认为石跪坐人像可能象征着古蜀社会的巫师形象，是当时举行祈雨祭祀活动的真实写照。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因气候多变，商王朝统治者经常举行各种祭祀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吕氏春秋·顺民篇》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成都平原此时亦是灾害频繁，经常发生大旱和洪水泛滥。金沙遗址古蜀族雕刻的这些具有丰富象征含义的石像，在造型上“剪其发”、磨其手”，并具有“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的寓义。因此，它在祭祀活动中，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古代蜀人心目中可能是备受尊崇、身份特殊的偶像。
以上这些看法学术界至今都尚无定论，可以说关于石跪坐人像的文化内涵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发现不仅为研究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蜀国的祭祀、宗教活动、族属关系、风俗习惯以及当时社会等级等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同时也为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由金沙遗址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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