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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为何能统一中国?
2017-07-14  木头1018  + 关注献花(0)
  本文基于剑桥中国史秦汉史部分对秦国统一华夏建立帝国的原因分析,原文比较简单,本文加上了一些其他材料。
秦为何能统一中国?
首先,地理优势。
秦国位于华夏最西侧,孤立于其他各国之外,这为它提供了天然的地理优势。在它的东侧,是黄河的大弯道,黄河自北向南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而从南侧进入秦国的通路则被山脉阻隔,只有几条重要的战略要隘可以通行。在《过秦论》中,贾谊就注意到了这个事实。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
——贾谊,《过秦论》
公元前260年左右的战国七雄
值得注意的是,自出现文明以降,至大航海时代的2000余年时间里,中国的王朝更替的外部动力始终来自于内亚一侧。正如欧文·拉铁摩尔在其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提到,在海权成为影响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之前,长城边疆上发生的起伏不定的潮流,不断地对中国历史发生决定性影响。
秦国的历史起源于一个叫做非子的牧马人,他的家族得到了为周王室养马的职责,因而获得了位于今天甘肃天水附近的一块土地。传统上,华夏的核心远在东方,但事实上,来自西方与北方的内亚民族传导而来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的历史。
其次,农业与灌溉。
秦国的农业资源因为公元前246年之后几年中建造的郑国渠和都江堰而大大增加。都江堰的修建并未得到司马迁的重点关注,但是它直到今天仍然为成都平原上的几百万人供水。《史记》清楚地阐述了郑国渠的意义,因为它为4万顷碱分过高的土地提供了灌溉。
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史记.河渠书》
郑国本是韩国派往秦国的奸细,试图通过大举建设水利工程削弱秦国国力,结果却使秦国更加强大。
郑国渠位置
但是,灌溉农业的进步并非秦国统一中国的主要原因,因为它们发生在秦统一之前不到25年时间里,而秦迈向帝国的进程早在这之前一百年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它们的作用只是加快了历史的进程。
第三,尚武精神。
有理论认为秦国军事上的优势在于它比其他国家更早地装备了铁质武器,但是这个观点被考古证据推翻。考古研究认为,战国时期中国铜与铁的兵器数量对比大概是10比1,没有证据显示秦国军队拥有更多的铁器。
陕西人张艺谋应该有很深的秦始皇情结,他在电影《英雄》里把嬴政刻画成了一个心怀天下的圣人,电影对秦国军队的描绘让人印象深刻,整齐划一的动作让人联想起团体操而不是战争。这些现代人的想象显然无法回应真实的历史。
电影里的秦国军队
史书中的秦国人以尚武而闻名,秦国的军事优势应该与其子民的性格有关。
秦国人的尚武精神是史书中共通的观点。战国兵书《吴子》分析,“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荀子认为,秦国恶劣的地形塑造了粗犷而坚韧的人民,只有靠强有力的奖惩才能控制住他们:“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
位于边陲之地的秦国一直与夷狄发生冲突与融合,这塑造了秦人的秉性,丰富了秦国的军事经验。最典型的例子是特别喜爱勇武之人的秦武王,他本人就死在和别人进行的举鼎的较量中。
第四,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秦统一道路上不能不提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它首先在经济上改变了秦国,进而帮助秦国的军队进一步强大,最终彻底重塑了华夏。
秦国不乏武将,但他们最著名的那些文臣却大都是外来者,包括商鞅、吕不韦、李斯等人。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提到,正是善用外来者的开放态度,才使得秦国能够如此强大。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李斯,《谏逐客书》
商鞅为卫国国君的后裔
商鞅变法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使秦国从法律上承认了个体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从此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
——董仲舒
商鞅变法鼓励秦国农民(可能还包括外国移民)向人口稀少的西部扩张,作为获得土地的代价,农民向国家缴纳赋税以及承担兵役。这种改革削弱了世袭土地主的权力,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秦国经济的发展。
在农业变革的基础上,赏罚分明甚至严苛的法律体系,保证了秦国可以形成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军队的军人来自于农民,因此,农战的“本业”得到鼓励,而经营和制造业的“末业”则被限制。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靠满足于现状和定居的农业静态社会,最大限度地摆脱商人和手工业者活动的干扰。事实上,社会现实决定了这种理想的空想性质,但是,如同汉代初期儒家采取的方针那样,法家反对私人经商活动的措施一直有力地阻止了工商业者在以后的中国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
第五,政治的稳定。
统治者的稳定保证了秦国在崛起中不确定因素的减少,在150年的漫长时间里,秦幸运地连续被几个既能干又长寿的王统治。秦孝公统治秦国24年,商鞅变法就发生在这期间,昭襄王统治时间长达54年,嬴政从秦王至始皇帝一共在位37年,期间穿插了几个短命统治者,但并未影响大势。
嬴政在位37年
第六,行政因素。
剑桥中国史认为,秦国获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提高行政效率的计划,农业改革的计划以及一心一意追求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计划。
秦被公认有严刑峻法,作者认为现代考证的结果并未提供反证,但也没有鲜明地予以证实。在本书作者看来,从现代人的角度看来,秦的刑罚显然是残暴的,但是并不比其他许多地方和时代更残暴,比如在1818年的英格兰,从商店里偷窃5先令的货物就要被处死。
秦的严苛法律被认为是后世风起云涌的反抗浪潮的原因,但剑桥中国史的作者认为,秦国律法并没有特别之处
另一方面,对度量衡的严格要求,以及对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在秦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法律规定,量器的误差不得超过7%,衡器的误差必须低于1%,否则,负责的官员将会遭到一甲或一盾的处罚。法律要求各县保存种植庄稼的记录,包括降雨量和受雨的耕地面积,以及发生旱涝虫灾的后果。另有法律规定种植不同作物使用的种子的数量。
作者认为,这些法律的实施大大有助于秦的胜利。
P.S 本人还在出差中,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读书笔记,本文以剑桥中国史的一个章节为基础,结合了其他中国史的一些材料整理而成,可以说没什么原创性,各位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找原著看一下,可能会更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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