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翼日盘图像最早出现于古代埃及，经过赫梯、米坦尼、腓尼基、亚述文明的传播过渡，最终在米底亚王国落脚。双翼日盘作为阿胡拉·马兹达神的象征表现依次出现在米底亚王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帕提亚王朝。萨珊、粟特的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出现了新变，形象单一。从波斯到粟特，再到中国，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发展的总趋势是从抽象化到具象化，从符号化到偶像化。双翼日盘及其他形式的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作为神权的象征与世俗王权的关系极其密切。
作者简介：孙武军，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汉唐中外考古与艺术史、中国审美文化史研究。
文章原刊于《西域研究》2015年02期。感谢作者授权！
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的词意为“智慧的首领”，是琐罗亚斯德教崇奉的神主和造物主，位于琐罗亚斯德教诸大天神阿姆沙·斯潘丹（Amesha Spentas）之上，是众善神的统领。波斯艺术中阿胡拉·马兹达神象征表现的典型形象是由人的上半身、双翼、圆盘（环）、鸟尾等组成，有时又有多种变形。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和粟特祆教中的阿胡拉·马兹达神象征图像可溯源至古代埃及象征贝蒂提（Behditi）或荷鲁斯（Horus，又译为霍鲁斯）的双翼日盘。与“宗教认同”不同的是，双翼日盘作为宗教符号在埃及至粟特的宗教文化中明显存在源流关系和传播线索，后期宗教文化艺术在前期宗教艺术图像传入之前较少存在与前期宗教文化艺术相似的图像表现。质言之，后者对前者的“接受”较为明显，缺少两者之间的“混同为一”。
阿胡拉·马兹达神的象征表现——双翼日盘，可溯源至埃及，经过赫梯、米坦尼、腓尼基、亚述文明的传播过渡，最终在米底亚王朝落脚，并在米底亚文明的继承者波斯帝国中大放异彩。从埃及到亚述的双翼日盘是各个文明时期神祇的象征表现，其神格并非阿胡拉·马兹达，但在宗教地位、神祗功能等方面与阿胡拉·马兹达存在相似性。1、这里输入标题
双翼日盘在古代埃及（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525年）最初只有双翼，象征天空；从埃及第五王朝（公元前2494年—前2345年）开始，双翼之间增加了表示太阳的日盘；第六王朝（公元前2345年—前2181年），日盘两侧增加了圣蛇像。代表埃及标准样式的古王国末期（即第六王朝）的双翼日盘（图1）被称为贝蒂提，象征法老的保护者，后来还出现在庙门上方及墓葬艺术中，具有护佑死者及其亡灵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双翼日盘是荷鲁斯神的象征表现，荷鲁斯神是法老、神主的体现。 “中间的显然为太阳；向两侧延伸出去的则是一对巨大的翅膀；环绕着日盘，则有两条蛇，两个蛇头对称地竖着……有的有翼日盘，除了伸展的双翼和绕日的双蛇之外，还在日盘的上部饰有一对波浪形的山羊角……这类纹饰构成了典型的霍鲁斯象征形貌。”
考特莱尔（Maurice Cotterell）指出：双翼日盘在整个埃及都受到崇拜，雕刻在岩石上或绘画在壁画中；埃及艺术中，圣蛇和羽翼是王权的标志（图2），代表帝王的神圣血脉。总之，从埃及对双翼日盘的创造和最初使用来开，即被赋予了神圣王权的象征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双翼日盘的神圣王权象征意义的突出表现途径之一是其一般位于庙门或墓葬正面的上部中央位置，底比斯一处陵墓中双翼日盘可以看做是这种表现形式的代表之作（图3）。
埃及双翼日盘图像大约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开始先后传播到了西亚，包括小亚细亚半岛东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赫梯帝国、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的米坦尼王国、地中海东部沿岸的腓尼基文明、底格里斯河中游的亚述帝国及伊朗高原的米底亚和波斯帝国。
赫梯帝国（公元前19世纪—前8世纪）较早的双翼日盘图像出土于乌伽里特（Ugarit）的圆形国王印章（图4）上，该印章为公元前13世纪赫梯国王吐塔里亚四世送给乌加里特国王信件的一部分。与埃及相比，赫梯圆形印章上双翼日盘的新变体现在中间的日盘变得越来越独立于双翼，二者呈上下方位而不是横向方式排列。有的赫梯国王印章仅有象形文字符号，有的印章中间部分为象形文字符号，圆形外侧为赫梯楔形文字，两种文字的内容一致，一般记载国王、王后的名字及其官衔、咒语等。李政曾经释读了两枚赫梯印章的文字：“我的太阳，伟大的国王，穆尔什里；伟大的女王，玛尔尼伽拉。”（图5）“我的太阳，伟大的国王，哈吐什里；伟大的女王，普吐海帕。”（图6）赫梯从埃及接受双翼日盘图像形式的同时，也接受了双翼日盘的神圣王权象征意义。
有学者指出，赫梯国王吐塔里亚的方形石板是多种文明的汇集，两边的是赫梯神，名字却是胡里特人的，画面上部为来自埃及的双翼日盘（图7）。方形印章上的双翼日盘图像相比圆形印章上的更接近埃及风格，其新变体现在双翼连接部位的双层台阶式底座，目的在于神祇能够撑托双翼日盘。新赫梯王国时期，萨克吉葛兹出土的公元前9至前8世纪宫殿入口柱廊右面石板图像的构图与帝王吐塔里亚方形石板相似，两个神站在双翼日盘之下和圣树两边，比同时期大多数其他的叙利亚北部神像看起来更接近亚述的作品（图8）。这块石板的图像风格是埃及、巴比伦、赫梯和亚述等多种艺术风格的融合，双翼日盘来自埃及，也体现着赫梯和亚述双翼日盘新变因素；神祇或帝王的姿势、服饰及圣树来自巴比伦和亚述艺术传统。萨克吉葛兹石板具有较为丰富亚述风格的原因，应是亚述对赫梯帝国的征服。
新赫梯王国雕塑中亦出现有双翼日盘图像，如叙利亚北部提尔·巴尔西普（Til Barsip）出土的公元前1000年的浮雕中，风暴神和战神特舒布（Teshub）站在神牛背上，头顶有双翼日盘。值得注意的是，特舒布神的站立姿势受到埃及艺术影响，神站在动物背上却是地道的赫梯传统浮雕构图。同属于新赫梯王国，出土于泰勒·艾哈迈尔(Tell Ahmar)的公元前9世纪至前8世纪的石碑上，有与提尔·巴尔西普浮雕图像构图接近的双翼日盘、特舒布神及神牛画面（图9）。
总之，与埃及相比，赫梯帝国双翼日盘的相同之处体现在双翼与日盘的基本因素、整个画面上部的位置、双翼日盘与帝王或神祇的密切关系等三个方面；不同之处体现在双翼与日盘的配置方位、是否含有双蛇头、双翼日盘的载体种类、帝王与神祇是否撑托双翼日盘、神祇的名称等四个方面。
米坦尼王国（公元前1550年—前1350年）与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的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50年—前1295年）相对应，两国之间的交往全部发生在埃及的第十八王朝统治时期，两国的交往实质上就是埃及的第十八王朝与米坦尼的交往，方式包括战争、以条约和政治为手段的联盟、外交。米坦尼王国印章的普遍主题是天空的柱子、神圣的树木以及半狮半鹫的怪兽。其中一枚印章上部中央为双翼日盘（图10），其形制显然直接承自埃及，但埃及双翼日盘的双蛇头演变为形状相似的卷须。双翼日盘中央下方的帝王姿势和双翼两侧下方的人首、鹫首双翼狮身像来自埃及艺术传统，但帝王双手分别握住人立状狮子前爪的造型及狮子立在卧倒牛背上的艺术手法可能是米坦尼的独创，亦可能受到赫梯和亚述风格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整个画面左右基本呈对称构图，双翼日盘、帝王、狮子、牛、鸟、圣树及人首、鹫首双翼狮身等将整个画面布满，显示出独特的稠密布局的艺术风格。
埃及的双翼日盘向东北传播给地中海东部沿岸的腓尼基文明（公元前18世纪—前7世纪）。腓尼基作为独立国家在公元前10至前9世纪达到全盛时期，但埃及文明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19世纪末期，已经有西方学者注意到腓尼基双翼日盘形象相对埃及双翼日盘发生了细微的变异，双翼基本用直线条绘制，整个形状接近倒梯形；日盘缩小；双蛇头向上缩进，整体来看缺乏埃及双翼日盘的曲线美（图11）。在塞浦路斯岛上发现的腓尼基圆盘（图12）与在萨默斯的赫拉神庙发现的铜板上的双翼日盘（图13）代表了腓尼基双翼日盘的另一种风格。此种风格与埃及双翼日盘的区别较大，更接近赫梯帝国的双翼日盘。萨默斯的赫拉神庙发现的铜板来自公元前9世纪的马具装饰，最初献给大马士革的哈薛（Hazael）国王，随后被献给厄瑞特里亚的阿波罗或萨默斯的赫拉。铜板上的阿拉米语铭文写到“这是哈达（神）在哈薛国王渡过河的那一年从乌木齐给他带来的。” 此段铭文证明了腓尼基文明时期双翼日盘的宗教属性及其与王权的密切关系。
双翼日盘是亚述浮雕和圆筒形印章的主要装饰纹样之一。亚述的双翼日盘以是否有人样形象组成部分为标准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没有人形象的是亚述万神殿中主神亚述尔（Assur）的象征，有人形象的是太阳神沙玛什（Shamash）的象征。前一种类型中，埃及的圣蛇被抽象化为波纹状飘带自然下垂，双翼组合在一起接近半圆，日盘下部出现了鸟尾（图14）。后一种类型中，神祇或帝王形象出现在圆环中，有时是在圆环内升起。神祇或帝王有时伸出手作祈祷祝福状，有时持冠或弓，有时作射箭状（图15）。双翼日盘一般悬浮在圆筒印章中的圣树之上，而手持弓箭或作射箭状的亚述尔则多悬浮在用于战争或狩猎时帝王的头部上方。
中亚述时期（公元前1400年至—前1078年）的印章上右侧刻绘有两个相互面对的帝王在做举手的祈祷姿势，护佑着两个蝎人——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日出宫的护卫组成的群像，两个蝎人支撑着象征天的翅膀和天上的神圣三联神（图16）。公元前9世纪的新亚述时期（公元前935年—前605年）印章，发现于伊拉克北部的谢里夫汗（Sherif Khan），铭文为“姆舍兹勃·尼奴塔（Mushezib-Ninurta），印章，国王……萨曼努哈·沙尔·伊拉尼（Samanuha-shar-ilani）”。公元前883年，萨曼努哈·沙尔·伊拉尼是亚述臣属国沙地卡尼（Shadikanni）的国王。
新亚述时期的双翼日盘图像主要来自尼姆鲁德出土的石碑。亚述那西尔帕二世（公元前883年至—前859年在位）砂岩碑是为庆祝公元前879年新都尼姆鲁德建成而立，帝王头部旁边悬浮月神欣、阿舒尔神和太阳神沙玛什等标志物。沙尔马纳赛尔三世（公元前858年至—前824年在位）黑色方尖碑四面浮雕朝贡场面，以色列王耶户（Jehu）叩拜亚述王沙尔马纳赛尔三世，并献上贡品（图17），说明亚述的某些时代，军事胜利是通过完全没有暴力的和平场面表现的。沙尔马纳赛尔三世宫殿T3厅南门上部釉砖装饰画中，国王站在双翼日盘的阿舒尔神下面（图18）。
图18 沙尔马纳赛尔三世宫殿T3厅南门上部釉砖装饰画及其双翼日盘
位于小亚细亚东部凡湖地区的乌拉尔图王国（公元前845年—前6世纪初）受到亚述文化较大影响，出土有双翼日盘青铜物件（图19）。米底亚王国（约公元前678年－前550年）大约在公元前590年消灭乌拉尔图王国，其属地全归米底亚，其文化对米底亚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公元前614年、612年，米底亚先后攻陷了亚述帝国的都城阿舒尔和主要城市尼尼微，亚述帝国毁灭了，米底人占领了亚述的心脏地区小亚东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从米底亚王国的征服史来看，其双翼日盘图像表现应承自乌拉尔图王国和亚述帝国的影响，而米底亚自己的文化传统对双翼日盘图像产生的刺激促进主要来源于琐罗亚斯德教宗教观念。
公元前8至7世纪的亚述文书提到了一些神祇的名称，其中有as-sa-ra ma-za-a?,有学者指出其为阿胡拉·马兹达，龚方震和晏可佳予以否认，并提出了两点理由，但并不能完全推翻以前学者的观点。笔者以为文书中指的应该是阿舒尔-马兹达，意思是马兹达在琐罗亚斯德教的地位和阿舒尔在亚述宗教中的地位是相同的，可相互类比。不同宗教两个神祇名称连写、相互对比的情况在古代文化交流和宗教认同中普遍存在，佛教、印度教与琐罗亚斯德教之间的此种例子更多。在粟特文佛教和摩尼教文献中，阿胡拉·马兹达被描绘成印度教中的因陀罗或佛教中的帝释天。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卡拉-捷佩（Kara Tepe）发现的一个结禅定印、有火焰背光的佛像，题记“佛陀—马兹达”证明了佛教与琐罗亚斯德教图像之间的借鉴和融汇。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琐罗亚斯德教在米底亚王国真正确立之前的民俗状态，博伊斯将米底亚的宗教称为“前琐罗亚斯德教”（the pre-zoroastrian religion）可能即出于此种考虑。“前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更多是民俗意义上的，还没有完全满足一个宗教新派确立的所有标准。
克兹加潘（Qyzqapan）的米底亚王国第四任君主基亚克萨雷斯(Cyaxares,公元前625年—前585年在位)的石窟陵墓大门上方中间刻绘两个米底人站在祭坛前祭祀，左侧人物可能是祭司摩葛，祭坛上方的圆环及其内部人物形象应该为基亚克萨雷斯，并不是伊杜真所推测的月亮或月神（图20a, 图20c）。阿胡拉·马兹达神位于石柱左侧上部（图20b），此图像造型来自公元前9世纪新亚述时期的印章。同时出现了一些新变，主要体现在：1.由双翼变为四翼；2.左手微举，右手持火坛，与原来的手持弓箭不同；3.日环处于腰间，原来处于肩部至腰部；4.腰间飘带缩短，带端回卷，缺少原来的飘逸美。
博伊斯指出，琐罗亚斯德教信仰中使用图像可能始于公元前5世纪后期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西方总督。伴随图像形式的阿胡拉·马兹达的崇拜被证实出现于帕提亚王朝，特别是在亚美尼亚地区。琐罗亚斯德教的圣像破坏运动始于萨珊王朝初期，逐步断禁在信仰崇拜中使用所有图像，例外是阿胡拉·马兹达出现在萨珊君权神授场景中，站立或骑在马背上，以一个有端庄典雅的男性人物形式展现。
关于阿契美尼德王朝出现的双翼日盘的象征意义，西方学者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讨论。西哈巴兹（Alireza Shapour Shahbazi，1974,1980）、博伊斯(Mary Boyce,1982)、沙泊罗（Hannah M.G. Shapero，1995,1996）等都对以前学者的各种观点进行过梳理总结。西哈巴兹梳理了学界的研究成果，认为学者对阿契美尼德双翼日盘的象征意义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浮绕在帝王头部上方的法拉瓦哈（意译为灵光）；二是阿胡拉·马兹达；三是伊朗帝王或国家的赫瓦雷纳（Khwrenah, 意为荣耀、幸运）。在第一篇文章中反驳了第一、二种学者的错误观点之后，时隔6年，西哈巴兹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对第三种观点做了论述和补充，他认为波斯（包括萨珊王朝）的双翼日盘表现了波斯人的法拉瓦哈灵光——“（神主赋予）幸运”的观念。双翼日盘有两种变体，双翼圆盘和双翼人形（有时有更多的羽翼），前者代表一个适合于整个伊朗民族的更大范围的国家观念；后者很明显与帝王的荣耀联系在一起。两者都具有保护性，都是美好的，伊朗的灵光保护所有伊朗人民；帝王的灵光保护伊朗帝王的勇敢与神圣地位。
最近对以前学者关于阿契美尼德王朝出现的双翼日盘象征意义观点进行总结分析的是伊杜真（K. E. Eduljee），2013年8月，其专著《法拉瓦哈主题》出版。伊杜真认为双翼日盘象征意义有三种主要观点，其一为上帝（God，经常拼写为小写的“god”）、阿胡拉·马兹达；其二是帝王的灵光法拉哈（farohar，也拼写或称为fravahar，faravahar，fravashi）；其三是帝王的荣光赫瓦雷纳（khvarenah，也称为法尔farr）。
总之，关于阿契美尼德王朝双翼日盘形象，西方学者的观点经历了从阿胡拉·马兹达到灵光（法拉瓦哈），再到荣光（赫瓦雷纳）的转变轨迹，这种变化并非线性的时间转变。与西方学者观点不同，中国学者基本上都认为是阿胡拉·马兹达。笔者的观点是，双翼日盘与帝王的灵光、荣光等是密不可分的，不妨将三者看做同一意义的不同方面，因为帝王的灵光、荣光均来自阿胡拉·马兹达。正如元文琪所指出的：“《扎姆亚德·亚什特》称颂‘凯扬灵光’为‘凌驾于一切被造物之上’的神明，它源于光本原马兹达，实为善界神主的象征和化身，代表着马兹达的神力和福佑……与其说‘法尔’属于‘火’（光）崇拜系列，还不如视灵光为神主马兹达的外在表象，因为对这位神明的信仰和崇拜，已构成鼎盛时期琐罗亚斯德教的基本教义之一。”
一般认为，琐罗亚斯德教在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成为国教，在帝国内风靡流行。也正是从此时起，出现了两种形式的阿胡拉·马兹达神像。其一为可溯源至埃及的双翼日盘像。其二为具象形式的神像，且大多以帝王形象出现。
我们对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前的双翼日盘形式的阿胡拉·马兹达像的比定，仅能利用图像资料，阿契美尼德王朝及其之后，我们还可利用文献记载。有些学者引用《阿维斯塔·亚斯纳》中的记载，认为阿胡拉·马兹达没有身材、面貌和形式。也有学者由此推断双翼日盘并不是阿胡拉·马兹达，如沙泊拉坚持认为：“在琐罗亚斯德教信仰中，阿胡拉·玛玆达是抽象的和超验的，所以，神祇没有形象，并且不能通过任何形式来表示。（唯一的例外是在后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时代，当神主玛玆达被描绘成一个神圣的、帝王式形象，授予波斯帝王王权——但这并不用于崇拜）”。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一、双翼日盘，与埃及、亚述传统相近，即由双翼和日盘组成，主要出现在宫殿和陵墓浮雕中，有时还出现在印章图像中。其二、人首双翼日盘（环），即在第一种的日盘上部出现人的上半身像，主要出现在宫殿和陵墓浮雕中，有时还出现在印章图像中。其三、人首四翼，即在第二种的基础上增加朝左下方和右下方各一个翅膀，即总共四翼，多出现在小物件或印章中。值得注意的是，有时这三种类型中的两种会同时位于建筑或物件的一个表面，即后面所列第四类。阿契美尼德王朝出现的新情况是，阿胡拉·马兹达神像（主要是第一种和第二种）与火坛同时出现，即后面所列第五类。
大流士大帝登基后，选择埃兰王国的故都苏萨作为政治中心，进行了大规模的宫殿建设，薛西斯一世也相继在此建造了宫殿。公元前五世纪的苏萨大流士宫殿墙壁表面用彩釉浮雕装饰，其中有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双翼日盘。双翼日盘中间为圆环，圆环中心涂成红色，象征太阳。双翼、鸟尾和圆环相切处各伸出一斜下曲线状绶带，带端回卷，与克兹加潘的相似。双翼日环下是两个身体相对的双翼人首狮身像，回首望的姿势表面他们可能是守护者（图21）。现藏波士顿博物馆的属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枚印章上部有双翼日盘（图22），从其与在埃及发现的大流士印章在狩猎主题、画面布局与构成等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推断其属于大流士大帝时期。
大流士于公元前519年发动进攻戴尖顶帽的塞种人的战争，随后将自己的功业雕刻在贝希斯敦的摩崖上（图23）。浮雕中大流士将敌人踩在脚下，左手持弓，右手举起表示祝福与盟誓，大流士面前一行站立九个俘虏，图像右侧第一人为其首领斯昆哈（Skunxa）。整个画面中间上部，阿胡拉·马兹达左手持代表王权的绶环，右手举起表示祝福。几乎完全一样的阿胡拉·马兹达神像还出现在波斯波利斯的帝王宫殿浮雕中，如薛西斯一世宫殿、“觐见大厅”东门南门框（图24）、“议事大厅”北面东侧门的东门框。
波斯波利斯是帝王进行宗教和皇室活动的重要场所，历代波斯帝王都在此营建宫殿。大约公元前513年，大流士大帝命人在城墙南面的巨大岩石上刻下铭文，其中写道：
众神之首、伟大的神阿胡拉·马兹达立大流士为王，赐予他王国。靠阿胡拉·马兹达之佑，大流士成了国王。
大流士王说：“愿阿胡拉·马兹达和其他所有的神帮助我，愿阿胡拉·马兹达保佑这个国家免遭敌对的游牧部落、恶人和说谎者的危害，让他们——不论是敌对的游牧部落、恶人，还是说谎者再也不能袭击这个国家！我这样向阿胡拉·马兹达和其他所有的神祈求，愿阿胡拉·马兹达和其他所有的神满足我的祈求。”
除宫殿外，阿契美尼德王朝帝王还将阿胡拉·马兹达神像刻绘在自己的陵墓浮雕中。纳奇·伊·鲁斯塔姆的大流士摩崖陵墓正面可以根据宽度大小分为三层，中间一层较宽，上、下两层较窄。最上一层又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阿胡拉·马兹达神像处于上部分，同时出现的还有火坛和帝王（图25）。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摩崖墓墓门上侧亦表现的是帝王接受阿胡拉·马兹达的神授仪式，画面右下角有一火坛（图26）。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帝王宫殿和陵墓浮雕中，人首双翼的阿胡拉·马兹达神均位于整个壁面的上部中心位置，阿胡拉·马兹达侧下方或正下方一般会出现帝王形象。阿胡拉·马兹达一般一手持环，一手微上举，结合铭文和帝王的图像表现，我们不难看出阿胡拉·马兹达神具有保佑阿契美尼德王朝帝王能够稳固统治地位，祝福帝王勇敢、智慧以及威服四方的象征意义。
代表帝王政权的印章中，亦出现有与贝希斯敦摩崖、波斯波利斯宫殿和陵墓浮雕相同的人首双翼日盘（环）类型的阿胡拉·马兹达神像。出土于埃及的大流士大帝猎狮印章中，大流士站立在马车上，张弓搭箭，射向对面呈人立样态的雄狮（图27）。画面中间上部是阿胡拉·马兹达神像，亦面朝雄狮，一手持环，一手举起作祝福状。另一枚出土于波斯波利斯的印章，据推测画面中的帝王也是大流士。大流士位于整个画面的中心位置，两只手分别抓住一只雄狮的后腿提至半空，雄狮倒立，回首张望。大流士头部正上方是阿胡拉·马兹达神像，姿势与埃及出土印章的相似，只是由于画面空间布局受限，神像的羽尾没有表现出来（图28）。
人首四翼类型的阿胡拉·马兹达神像多出现于小饰件上，有时还出现在印章中。这里要提到的共有四件饰件，第一件出土于萨迪斯(Sardis)，属于金质装饰品，整个构造可分为人的上半身像和从人的半身人像下部分出的五个形状相近的羽翼两部分。形似的五个羽翼应该看做分别朝前、朝后的两个羽翼和一个羽尾。与前两种阿胡拉·马兹达像最大的区别是人像腰部没有了日盘或日环，也就是相对而言更具象化（图29）。第二件是金质方形项圈扣，阿胡拉·马兹达身后两个羽翼一大一小，身前仅有朝下的一个羽翼，朝上的更像是举起的一只胳臂。还有两个须带，羽尾健壮有力（图30）。第三件据说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是一枚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耳环。耳环中间大圆圈内形象除羽尾外与上面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阿胡拉·马兹达神像比较接近，他的周围排列七个小圈，其中六个圈内上侧均有一个上半身人物像（图31）。有学者认为这六个上半身人物像有可能是六大天神阿姆沙斯潘丹，依照琐罗亚斯德教重要神祇的“七位一体”组成来看，此观点是可以接受的。最后要提到的是三个圆形化妆板。作为阿契美尼德王朝与高加索南部游牧民族之间的缓冲国科尔基斯（Colchis），也发现了阿契美尼德的文物，上面刻绘阿胡拉·马兹达象征表现（图32），出土于塞克荷(Sairkhe)。
波斯波利斯宫殿门框（图33）和波斯波利斯阿帕达纳宫（Apadana）北面复原图（图34a）上同时出现了前面我们总结的第一种和第二种，即双翼日盘（有上半身人像，图34b）和人首双翼日盘（没有上半身人像图，34c）两种阿胡拉·马兹达神像。且均为后者位于前者上方，这是否也表明两种阿胡拉·马兹达神像重要性的主次和差别？
西哈巴兹提到的一枚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印章上，同时刻绘了前面我们总结的第一种和第三种，即双翼日盘和人首四翼两种阿胡拉·马兹达神像（图35）。另一枚印章上，同时刻绘阿胡拉·马兹达像和大流士像，显然受到亚述和米底亚特别是后者的影响。画面上方为阿胡拉·马兹达，下部中间圆环内应为大流士（图36）。由于大流士帝位的获得并非属于合法继承，所以他采取和唐太宗崇奉老子相似的手法，宣扬自己继承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合法性。不但与居鲁士大帝的女儿结婚，而且大肆宣扬自己是阿胡拉·马兹达选定的统治者。这样做不但要抹去居鲁士大帝怀疑他曾参与反对皇室的阴谋的历史阴影，而且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治威望。正如罗特（Margaret Cool Root）所指出的，“阿契美尼德文献记载从来没有对先王的崇拜，但却一次又一次提到对于阿胡拉·马兹达的崇拜。”
圣火崇拜是琐罗亚斯德教最典型的特征，火坛与阿胡拉·马兹达一起出现表明了两者的密切联系。发现于波斯波利斯的两枚印章（图37，图38）均为圆形，构图基本一致，画面由双翼日盘的阿胡拉·马兹达神像、火坛、祭祀用具、祭祀植物枝条（barsom）和祭司等组成。布赖恩特提到的三枚印章（图39，图40，图41）构图基本一致，其中一枚印章（图40）铭文为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i?)，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下面为火坛，两侧各站一个祭司，左侧一人手持一束祭祀用的圣枝，右侧一人双手持祭祀勺向火中撒祭品。根据火坛两侧人物的服饰、手持器具、手势、火坛形制等的区别来看，三枚印章依次表现的应该是帝王之圣火、祭司之圣火和家庭之圣火，形象地呈现了三种圣火的文献记载。
阿契美尼德王朝是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最为丰富、发达的时期，具体体现在：
第一、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的形式多样。除双翼日盘、人首双翼日盘（环）、人首四翼三种表现形式外，其中任意两种还会同时位于建筑或物件的一个表面。
第二、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的载体多样。不但出现在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宫殿、陵墓、印章图像中，还出现在生活用品如耳坠等小物件中。
第三、阿胡拉·马兹达神与圣火崇拜相结合。这种阿契美尼德王朝首创的构图形式对帕提亚钱币、萨珊钱币及入华粟特人墓葬的同类图像有深远影响。
第四、阿胡拉·马兹达神与阿契美尼德王朝帝王，即神权与王权的关系密切。最突出的表现是大流士大帝所极力展示的阿胡拉·马兹达神的护佑功能。
琐罗亚斯德教的象征符号——火坛在帕提亚王朝（公元前247年－后224年，汉语文献称安息帝国）首次出现在钱币上，可能表示它已被立为国教。值得注意的是，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并没有出现在帕提亚王朝皇室的钱币中，而是出现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核心地带波西斯总督（波斯语Frataraka）的钱币。波西斯第四位总督瓦弗拉丹迪一世（Vadfradad I，即奥托夫拉达提斯一世Autophradates I）的银币正面为总督面朝右头像；反面中间主体为火坛，上部为双翼阿胡拉·马兹达神像，火坛左侧为总督立像，他左手持弓，右手伸向前方作祈祷状（图42）。与此钱币的构图和阿胡拉·马兹达神象征图像类似的还有多枚钱币，学者考证其中两枚为瓦弗拉丹迪一世银币，一枚为瓦弗拉丹迪二世银币。波西斯的阿胡拉·马兹达神象征图像源自阿契美尼德王朝印章（包括矩形和圆形）的影响，其新变体现在火坛体积的增大、阿胡拉·马兹达与火坛的距离缩短等方面。帕提亚王朝波西斯总督钱币上的阿胡拉·马兹达神像对波斯萨珊王朝钱币上的影响甚巨。
帕提亚王朝阿胡拉·马兹达神象征图像还出现在印章上，笔者收集到四枚印章图像，其中三枚印章的阿胡拉·马兹达神属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一种类型——双翼日盘型，特别之处在于增加了新的印章主题——宴饮。第一枚印章刻绘的两个波斯人中间是埃及喜神、侏儒神贝斯（Bes），古波斯语铭文：“Arshaka by name, son of Athiyabaushna”埃及神祇与阿胡拉·马兹达同时出现，说明帕提亚同时吸收了埃及和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宗教传统（图43）。据学者研究，此种手法还被运用于腓尼基艺术中。第二枚印章发现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Astrakhan）北部科西卡（Kosika），画面中人物身穿波斯服装，中间可能是帝王，两侧的可能是士兵，正在与雄狮搏斗（图44）。第三枚印章刻绘波斯帝王或贵族在宴饮的同时进行圣火崇拜仪式（图45），这种主题仅出现在波斯帝王的陵墓浮雕中。第四枚印章的阿胡拉·马兹达是一种综合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二种和第三种类型的新形象，但功能并没有发生改变（图46）。
总之，帕提亚王朝印章和钱币中的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首先继承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传统，其次则是埃及传统。因与阿契美尼德王朝重叠的地理位置关系，波西斯地区的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最为发达，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萨珊王朝。
据学者研究，萨珊王朝钱币反面总是火焰熊熊的火坛，有三种主要的变体：火坛本身，火坛及其两侧的两个人物，或者火坛的火焰中有半身肖像。根据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波利斯的印章和帕提亚银币的表现传统来看，萨珊王朝钱币反面图像第三种变体中的半身肖像应该就是阿胡拉·马兹达神像。萨珊王朝的阿胡拉·马兹达神像刻绘在铜币和银币上，形制基本相同，即面朝右的胸部以上形象。公元271-356年巴尔赫造币厂生产的一枚铜币，正面为萨珊式国王头戴狮盔头像，反面祭火坛上方有阿胡拉·马兹达像，手持三叉戟及环，坛柱上有飘带。沙普尔二世和沙普尔三世巴列维文德拉克马银币反面均有火坛和祭司，火坛上有阿胡拉·马兹达像（图47,图48）。赫拉特造币厂生产的瓦赫兰四世德拉克马银币正面为球髻齿冠、卷发、短须、胸甲国王面右胸像，反面为祭火坛和两祭司，火坛上方有阿胡拉·马兹达像（图49）。
萨珊王朝钱币的阿胡拉·马兹达像与阿契美尼德、帕提亚王朝的区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画面布局更为紧凑，一般中间为火坛，火坛上方为阿胡拉马兹达，火坛两侧为祭司。第二、阿胡拉·马兹达神像的变化体现在由人首双翼变为人的侧面胸像，更加具象化。第三、阿胡拉·马兹达神与火坛的距离缩短，即前者与后者完全靠拢在一起，好像前者是从后者中升起一样。需要指出的是，萨珊王朝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的表现手法对粟特钱币和入华粟特人墓葬的同类图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粟特曾役属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粟特前期的阿胡拉·马兹达神象征图像与阿契美尼德王朝中心地区相似。一枚公元前6至5世纪阿姆河宝藏的印章（图50）中，阿胡拉·马兹达神像属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一种类型，印章所描绘的战争场景也属于阿契美尼德王朝。与此相似的是公元前6至5世纪埃及出土的阿尔撒莫（Arsama）总督的印章（图51）。印章左侧主体图像为战争，画面中间上部出现双翼日盘的阿胡拉·马兹达像和圆环中面朝右的帝王侧面像。由于粟特和埃及曾为大流士统一时期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组成部分，所以其阿胡拉·马兹达神像来自王朝中心地区的影响当在情理之中。
粟特后期的阿胡拉·马兹达神像受到波斯萨珊王朝影响比较明显，但也出现了新变，即为正面像，而不是萨珊波斯的侧面像，且省略了火坛两侧的祭司。如一枚公元5世纪初的粟特王马瓦克（Mavak）小铜币，正面为土王头像，反面火坛上方为阿胡拉·马兹达正面像（图52）。最后要提及的是一枚公元355年的巴尔赫地区铸造的德拉克马银币，采用沙普尔二世币模，反面为火坛和两祭司，火焰中有阿胡拉·马兹达像。总之，粟特阿胡拉·马兹达神像受到波斯不同王朝的不同影响，前期是阿契美尼德，后期是萨珊。粟特钱币上的阿胡拉·马兹达神像的表现手法因粟特人的移居中国而出现在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中。
笔者曾推测河南安阳北齐入华粟特人双阙围屏石榻底座正面中央博山炉上张开双翼的鸟形象（图53）为阿胡拉·马兹达祆神，由于当时笔者所见资料较少，未能展开论述。将安阳底座的展翼鸟比定为阿胡拉·马兹达神，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波斯琐罗亚斯德教阿胡拉·马兹达神像的双翼传统。安阳石榻底座博山炉上站立的鸟为正面像，双翼呈伸展状，造型为波斯、粟特印章和钱币艺术中阿胡拉·马兹达神双翼日盘形象的融合。与波斯、粟特的阿胡拉·马兹达神相比，安阳石榻底座博山炉上的形象更加具象化，鸟头、鸟体、鸟腿和鸟爪等均有细致的刻画与表达。但垂直展开的双翼这一阿胡拉·马兹达神的核心特征却与波斯、粟特艺术中的表现完全相同。
第二、萨珊波斯和粟特钱币上的阿胡拉·马兹达神与火坛同时出现以及二者呈上下紧密排列位置关系的传统。安阳石榻底座正面中央为博山炉，并非萨珊波斯或粟特钱币上的火坛，其博山炉应该是受到了中国战国至北朝时期熏炉、博山炉形制的影响。李凇提到的陕西雍城遗址出土的战国凤鸟衔环铜熏炉应该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有展翼鸟的熏炉实物。该熏炉现藏于凤翔县博物馆，由覆斗形底座、空心斜角方柱和带衔环凤鸟的椭球形炉体三部分组成，凤鸟高冠、长颈、双目突出，双翅展开，作飞行状，与炉体顶部通过一空心圆柱铸为一体（图54）。汉代是中国博山炉的兴盛期，有展翼鸟的博山炉实物亦发现了数例，如南京博物院藏出土于扬州的汉代青铜博山炉（图55）、湖北罗州出土的东汉青铜博山炉（图56）等。虽然安阳葬具底座博山炉与萨珊波斯、粟特钱币上火坛的形状不完全相同，但博山炉与火坛的功能却是一样的，即承托阿胡拉·马兹达神。需要指出的是，安阳入华粟特人葬具底座图像中的展翼鸟——阿胡拉·马兹达神像与中国博山炉上的鸟形装饰的含义和功能不同，必须区别对待。
图55 江苏扬州出土汉代青铜博山炉
图56 湖北罗州出土东汉青铜博山炉
第三、祆教信仰中阿胡拉·马兹达神功能的转变。波斯、粟特艺术中的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与王权密切相关，从神像出现的载体即可看出。入华粟特人虽在中国担任萨宝等职，但与王权已经相去甚远，因之，他们墓葬图像中的阿胡拉·马兹达神像与王权已经没有瓜葛，这里更多的是对于家族、经商、墓主亡灵等的护佑。
从埃及到波斯，双翼日盘的图像表现发生了一定的变异，但其核心特征——双翼，并没有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消失。同时，在不同文明传统中，双翼日盘作为主要神祇的象征功能也没有改变，这些神祇均为主神，而且与太阳崇拜密切相关，但是具体的神格发生了变化，如在古埃及是荷鲁斯神，在亚述是亚述尔神和沙玛什神，在波斯是阿胡拉·马兹达神。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趋势在帕提亚、萨珊王朝没有继续，这两个王朝的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形式比较单一。从波斯到粟特，再到中国，这种停滞状态没有较大改观。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到粟特祆教，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发展的总趋势是从抽象化走向具象化，从符号化走向偶像化。双翼日盘从产生之日起，其作为神权的象征功能即与世俗王权结下了不解之缘，阿契美尼德王朝最为明晰、具体。帕提亚王朝为了实现其稳固的政治统治，采取较为开放的宗教宽容政策，甚至迎合王朝统治地区故国的原有宗教——琐罗亚斯德教。阿契美尼德、帕提亚和萨珊王朝的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具有帝王灵光、荣光的独特象征意义。在粟特祆教到中国祆教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阿胡拉·马兹达神像的功能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即由君权神授转变为生活祈福，同时逐渐远离政治，走向生活习俗。其功能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版本变了，其信奉主体的社会地位出现了逐渐下移的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人首双翼日盘形式的阿胡拉·马兹达象征图像作为一个独特鲜明的宗教符号，依然出现在当今琐罗亚斯德教图像（图57）中。关于此象征符号各个组成部分的意义，学者进行了一些讨论，代表性的观点如巴赫拉姆·沙扎迪（Bahram Shahzadi）在《琐罗亚斯德的圣言》一书所指出的：“圆环中央升起的长胡子老人象征人类的灵魂。他上举的表示延伸祝福的手，指引我们将更高的事物和天堂的路永记在心。另一只手持表示承诺的圆环，提醒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必须信守自己的承诺。双翼上有三层羽毛，代表琐罗亚斯德教的三种途径：善思、善言和善行。中央的圆环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圆圈，象征着永恒。两条从中央圆环伸展出来的飘带象征人类面临的两种选择或路径——善的选择或恶的选择。这样，飘带就图解说明了琐罗亚斯德所教导的道德二元论。”
图57 伊朗德黑兰的亚兹德·阿泰·巴赫拉姆琐罗亚斯德教圣火庙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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