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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后，浦熙修成为了《文汇报》的副总编辑，同时兼任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她还担任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以及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兼副秘书长的职务。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特别是在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的一次讲话引发了广泛反响，探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整个国家都陷入了讨论之中。
浦熙修身负重任，需要将中央的声音和北京的动态及时传达给上海方面。
与此同时，她还必须参与民盟市委的日常工作。繁忙的工作让她时常感到压力，但她也明白需要适时地放松一下，于是她常常走出位于金鱼胡同的《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前往斜对面的“乃兹府”胡同。
在这条胡同里，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的住所成了她的常去之地。他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已有近10年，尽管彼此敬重，但却从未走到了婚姻的那一步。然而，近几个月来，由于工作上的联系增多，两人之间的接触也逐渐加深。
浦熙修常常向罗隆基请教有关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等问题。
然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不久之后，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鼓励他们畅所欲言地批评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罗隆基等人也受邀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中央认为，这种座谈会对于纠正错误、改进工作非常有益，是整顿党风的有效方式。
为了及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浦熙修常常前去“乃兹府”向罗隆基请教。
然而，到了6月初，罗隆基却离开了北京，前往科伦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议，他们的谈话中断了。
不久之后，形势急转直下。中央认为，某些人正在利用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尽管国内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但在思想领域仍然存在。循着这条线索，民盟系统内开始揪出了“章罗反党联盟”的成员，其中包括浦熙修等人。
这一系列事件使浦熙修感到震惊。她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一篇名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文章，这是她在舆论压力下的第一次反应。
她表示要认真检讨，与“章罗反党联盟”划清界限。但她对如何划清界限感到困惑，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在接下来的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她面临着来自同行的质疑，大家要求她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
朱友石质问浦熙修：“文汇报和罗隆基等右派分子究竟是什么关系？”言鲁则问道：“文汇报点火的动机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浦熙修和在场的徐铸成竭力否认了与罗隆基的关系，但质疑不断涌现，令她感到非常窘迫。
事态进一步升级，于是在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了毛泽东的亲笔文章，批评了《文汇报》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方针，指出该报企图整垮共产党，制造混乱。他还明确指出，罗隆基与《文汇报》编辑部是民盟右派系统的“两帅”，浦熙修是其中的“一位能干的女将”。
浦熙修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承认之前的言论错误，表示要与罗隆基划清界限，试图“由右向左转”。
然而，她却坚决否认了徐铸成提到的罗隆基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的活动。她声称只是“不知不觉地受了他们的熏染”。
在此期间，1957年7月2日，《人民日报》以“'能干的女将’干些什么？”为标题，报道了《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揭发浦熙修“反动活动”的情况。问题愈发严重，浦熙修
的困境愈发深重。她在《文汇报》的同事叶冈指出，浦熙修的领导思想源自民盟中央的右派集团，她曾在人民日报反击右派观点的时候致电陆定一，质问是否人民日报“已经收了”，并为储安平进行辩护。
叶冈继续爆料，称浦熙修曾与楼邦彦、费孝通等人商议发表谈话，反驳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和反共观点，但浦熙修却消极应对，更倾向于写些琴棋书画的内容。
这一连串的质疑和揭露使得浦熙修备受打击。她不得不承认了她与罗隆基之间的联系，以及与民盟右派的协作。然而，她依然坚称她是被“不知不觉地受了他们的熏染”。
1957年7月2日，《人民日报》以“'能干的女将’干些什么？”
为题报道了浦熙修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反动活动”，使她的困境雪上加霜。事态的严重性不容忽视，舆论的压力也不断增加。
终于，1957年8月，位于北京的“章罗反党联盟”的“据点”被攻破，据称包括浦熙修在内的一些核心成员“控制了民盟中央”，并向全国各级组织发号施令。这一事件让浦熙修愈发陷入窘境，她的声誉受到了巨大的损害。
整个事件的发展，将浦熙修置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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