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一讲说到，如果一个社会没能完成国家构建，没有形成国家认同，就更容易陷入暴力冲突。所以，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不是搞什么经济建设，而是要先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共同体。
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共同体，其实主要是两个任务：一是在组织上，完成看得见的国家建构；二是在观念上，塑造不大看得见的国家认同。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两点，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了呢？其实，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国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发展又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从数据上看，不少落后国家都会陷入停滞或不发展的陷阱。比如，拿非洲中部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来说，该国独立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但人均GDP目前仍然不到500美元。这样的国家，就处于停滞状态。
那么，为什么会停滞呢？有一种观点认为，这跟过去统治该国30多年的政治强人蒙博托有关。我发明了一个词，将这种不发展的停滞状态，称为“蒙博托陷阱”。
蒙博托1930年出生时，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是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民主共和国，又称刚果（金），这个“金”，是指它的首都是金沙萨。
蒙博托小时候家境贫寒，母亲是酒店女服务员，父亲是一位比利时法官的私人厨师。但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好心的法官夫人竟然成了蒙博托的法语教师。所以，蒙博托从小就精通法语。
1949年，蒙博托参加了比利时所属的刚果军队，服役7年，晋升至军士长。由于政治抱负加上写作技能，蒙博托1956年转行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并在比利时接受过专业新闻培训。正是在此过程中，他结识了刚果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卢蒙巴，从而有机会进入未来的权力核心。
1960年，刚果民主共和国独立，年仅30岁的蒙博托被任命为国民军参谋长，由此他就有了机会来控制军队。
很快，由于总统与总理的内斗，国家陷入了政治危机。蒙博托发动了第一次政变，并在1965年又发动了第二次政变，从此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此后，一直到1997年被迫流亡，他统治了刚果（金）长达30多年。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后来被国际社会视为非洲最臭名昭著的独裁者。他为什么得了这样的恶名呢？关于他统治刚果（金）的细节，我们无法一一讨论。大致来说，蒙博托的统治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依靠裙带关系进行统治。
蒙博托不仅自己大权独揽，而且还把自己所在族群的亲戚、族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这种做法，看起来并不符合现代官僚制的原则。但在蒙博托看来，这可以防止权力落到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手中。
第二个特点是疯狂地榨取统治租金。
蒙博托建立的以裙带关系为基础的高层网络，还是一种分赃机制。他本人就是当时非洲最腐败、最奢侈的政治领导人。他拥有庞大的奔驰车队，拥有多处奢侈的顶级庄园。他还经常包下法国航空公司的客机，目的就是为了去巴黎购一次物。
国际媒体估算，蒙博托在刚果（金）至少榨取了5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其他高级官员和地方诸侯，则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蒙博托。
第三个特点是国家长期陷于彻底的贫穷与停滞。
在蒙博托的统治之下，刚果（金）沦为了世界上最可怜的国家之一。刚果（金）甚至一度连像样的道路都没有，通胀飙升，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悲苦，甚至有许多人因饥饿而死。对那里的人民来说，生活就是一场无穷无尽的苦难。
当然，陷入“蒙博托陷阱”的国家，远不止一个刚果（金），津巴布韦是另一个例子。该国最著名的，就是过去一些年的巨额通货膨胀。你可能听说过，该国曾经发行过面值为1000亿的纸钞。
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经济混乱，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被洗劫一空。而直接导致津巴布韦这种局面的，是另一位蒙博托式的非洲强人罗伯特·穆加贝。
简单总结一下，“蒙博托陷阱”的直接表现是，统治集团热衷于榨取统治租金，而整个国家陷入了长期的贫穷、停滞与苦难。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为什么刚果（金）、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会掉入“蒙博托陷阱”呢？而为什么韩国、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就没有掉入“蒙博托陷阱”呢？
表面上看，“蒙博托陷阱”，就是蒙博托这样的坏统治者一手造成的。那么，一个国家掉入“蒙博托陷阱”，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特别坏吗？
实际上，这个问题要比你想象的更复杂。刚果（金）的蒙博托，起初是新闻记者，精通法语，在欧洲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还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曾经满怀建设一个独立而繁荣的非洲国家的梦想。
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是当时极少数接受大学教育的黑人之一，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学校教师，后来因为关心国家命运，成为了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活动家，还因此入狱十年。按照今天的标准，当年的穆加贝不仅具有政治理想，甚至还有机会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一旦赶走了殖民者，他们自身成为统治者以后，为什么他们身上原本很优秀的政治品质仿佛都消失了呢？相反，一种坏政治的统治模式开始兴起。这是为什么呢？
简单地说，任何人类群体，首先都要解决统治问题。这些最落后的非洲社会也不例外。那么，欧洲殖民者离开以后，这些非洲社会究竟如何统治呢？
对于最落后的国家，最自然的统治其实就是个人统治。但一个人仅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统治国家的。所以，他既需要政治结盟者与支持者，又需要发展出一整套的官僚制系统。
问题是，欧洲的殖民官员撤离以后，当时非洲社会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发展出一整套欧洲意义上的、符合理性化原则的官僚制系统。原因就是，一个非常落后的非洲社会，既缺少经济资源，又缺少人力资源，还缺少法律传统与规则意识。
我们说得再具体一点。比如，官僚制建设往往需要一支文官队伍。但文官队伍从哪里来呢？欧洲历史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早在1224年就创办了那不勒斯大学，那是欧洲第一所完全由政府官办的大学。这位皇帝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研究学术，而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官僚队伍。没有这个条件，这位皇帝也很难发展出一套能取代封建诸侯统治的官僚体系。
其实，古代中国隋唐时期兴起的科举制，目的也是中央集权国家试图削弱世家大族的影响，而能建立一个符合自己原则的官僚制系统。
然而，当时的刚果（金）和非洲很多国家，都还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条件。于是，剩下的做法，就是统治者需要基于私人关系来寻求政治结盟者与支持者。作为交换，他需要为这些政治支持者，提供非正式的权力和利益。
这种统治结构，就好比法国现代税收制度兴起之前的“包税人模式”。国王需要包税人来解决自己的政府收入问题，就只好放任这些包税人在自己各自的地盘上胡作非为、自行其是、中饱私囊。
所以，蒙博托统治模式的基础，就在于社会极度落后，国家制度发育不良。借助“统治-分赃模式”来管理国家，就成了这些统治者的一种选择。
当然，这种统治模式的结果，就是国家掉入了“蒙博托陷阱”。即便是今天，如何防止掉入“蒙博托陷阱”，仍然是不少落后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好，这一讲的主题是为什么有的发展中国家容易陷入“蒙博托陷阱”。
本讲的重要启示：“蒙博托陷阱”的关键原因，不在于单个统治者的品质，而在于塑造这种统治模式的社会条件。既不是哪个统治者想实现这种统治，就能实现这种统治；又不是更换单个的统治者，就能马上终结这种落后的统治模式。
而一旦陷入“蒙博托陷阱”，一个落后国家不太可能靠一次简单的政治转型，就能迅速成为一个政治清明、治理有效的国家。这就如同一个长期病人，不可能靠服用一剂灵丹妙药，就能成为一名马拉松运动员。
所以，政治的改善往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大致来说，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官僚制发育以及精英阶层的再造，都是这个系统工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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