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中原王朝都以天朝上国自居，对于四方少数民族都称为蛮夷，对待少数民族自我感觉高人一等。然而历史上却有这样一段时间，草原游牧民族对于中原农耕之地唾手可得却不屑一顾。能攻城略地，却自让疆土，退至长城之北。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段历史，这种态度为什么后来发生了变化？一起来看看，冒顿单于为何放走高祖刘邦？数次攻陷汉朝之地却又弃之而去？匈奴为何最后归附西汉？
在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建立大秦帝国之后，我国北方一股强大的势力也悄然诞生，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成为匈奴族单于。随后冒顿率领匈奴铁骑南征北战，败东胡王虏其民人及畜产；西击大月氏，赶往西域（后来张骞出使西域就是这个民族帮忙）；南并楼烦（后边会提到此地，此时已归匈奴）白羊河南王，收复蒙恬所夺之地；最后向北征服浑庾、屈射、丁零、隔昆、薪犁等国。自此匈奴统一北部草原，建立了一个拥有骑兵30余万的匈奴帝国！
匈奴帝国
匈奴帝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完整的军政合一的国家。匈奴单于之下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所有官职既是军事职位，也是政治职位，组织结构完整，政权行使以军事实力为准。政权性质类似于中原地区的分封制国家。最高的左右贤王相当于中原政权的诸侯分封国，其下则类十余士大夫阶层。匈奴帝国内部也有会盟、朝贡、祭天地等相应的制度。但是又存在本质，因为匈奴帝国官职是以军事实力为依托，以各大部族联盟为基本形式。因此匈奴帝国政权可谓是独具特色的政权，与中原地区相差封建政权存在天壤之别。
匈奴帝国之所以建立这样权利分散的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密不可分。匈奴族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以部落为单位，随水草迁移，每一个族人都是一名战士。因此在游牧民族当中，一些强大的部族便是一个强大的势力，是一个利益集合体。这样的国家构成决定了匈奴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只能以联盟形式，建立军政合一的国家。
游牧经济
游牧民族以部落为单位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决定了游牧民族的国家的局限性。游牧民族随水草迁移的游牧经济造成了游牧民族经济结构单一，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极弱。由于经济结构单一，且游牧经济所产产品的储藏性极差，造成了游牧民族对农耕经济有很强的依赖性。特别是在草原受干旱等自然条件影响牧场减产之时，游牧经济离开农耕经济就难以生存。因此匈奴帝国就通过对外战争，掠夺财富和粮食。游牧民族这种战争策略一直持续到1200多年后的成吉思汗时代。成吉思汗曾经说过：人生最大的快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亲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这句话暴露了游牧民族的战争并没有农耕文化中占领城池土地，臣服子民的概念，而是为掠夺财富及人口。因此在匈奴与西汉的战争之中，匈奴多次攻占西汉城池之后，掠夺一空，然后离去。而不是占领农耕经济区的城池，发展农耕经济。
匈奴对西汉的掠夺式战争，根源在于匈奴帝国对于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两种态度。在匈奴帝国的南方主要有两大区域，以玉门关、阳关为分界线。阳关以西是以塔里木盆地为中心的西域三十六国，西域三十六国与匈奴帝国相同，以游牧经济为主。阳关以东为西汉政权控制地带，西起阳关东到东海，西汉的则是以农耕经济为主。西域与西汉所在地都处于匈奴帝国正南方，西域所在地以沙漠为主，天气干旱；西汉所在地降雨量丰富，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可是就是这样两处贫富差距明显，匈奴都可征服的地带，匈奴却选择在人烟稀少、贫穷落后的西域游牧经济区建立统治。而对人口众多，经济发达，降水丰富的西汉政权却只是劫掠为主，迫其纳贡。对于占领城池，建立统治则是不屑一顾，甚至将已经占领的城池主动归还。两则出现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就是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巨大文化差异！
西域三十六国
根据我国史料记载，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确切说应该是西南），乌孙之南”由此可见西域三十六国在当时有点类似于匈奴帝国的各大部落，都是一些实力相对较弱的独立小国。加之西域三十六国的国家体制与匈奴帝国相同，都是以部落为势力单位，随水草迁徙。因此匈奴帝国对西域三十六国实行了征服统治策略。冒顿单于击败大月氏之后，借口处罚右贤王，让右贤王出征西域。今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随后又经过几次征战，终于“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故皆役属匈奴”。随后匈奴在西域设置了一个极具侮辱性的统治机构，统治西域“僮仆都尉”。僮仆就是奴隶的意思，匈奴将西域诸国当做奴隶国。尽管如此，这种天然的压制让西域诸国对匈奴帝国也是畏之如虎，心悦诚服的臣服于匈奴。史料记载：“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
丝绸之路
匈奴能够在西域建立起稳固的统治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西域诸国与匈奴帝国同属游牧文化影响区，对于战争和部落的征服习以为常。因此处于被征服者地位的西域诸国，愿意接受强大的匈奴帝国统治。而对于农耕文化为主的西汉统治就相对排斥。楼兰王国在西汉统治时期，常有西域暗通匈奴，坑害西汉的案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排斥。第二、西域诸国实力弱小，匈奴帝国强大的部落已经足以在该区域建立起统治，不需要单于征调各部落进行长期压制。
相对于征服西域设立长久性统治机构“僮仆都尉”，匈奴帝国对于西汉的策略则劫掠与逼迫朝贡，对于建立统治则不曾有过。匈奴帝国鼎盛时期是冒顿单于在位期间，匈奴帝国曾经连续数次南下进犯。仅仅在冒顿单于四年一年时间，史料记载称“匈奴数入边”。而此时的西汉政权则是刚刚建立，可谓是国贫民弱：“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再加上遍布全国的异姓王，时时威胁中央统治。可就是这样的强弱对比差距，匈奴数入边，都没有进行大举攻城略地。这主要原因是匈奴对西汉的进攻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是为了劫掠财富，迫使西汉求和朝贡。
白登之围
冒顿单于九年，汉高祖刘邦六年，冒顿单于发动了对西汉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韩王信（这个不是韩信）投降之后与匈奴合兵。大举进攻中原，直逼山西晋阳（太原附近），威胁中原腹地。无奈之下，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却不幸中了冒顿的诱兵之计，被冒顿单于围困白登山（大同附近）。此时匈奴大军40万骑兵，汉军被困白登山部分十万左右，后续部队有一部分，合计30余万。然而就是这样的实力悬殊的围困，在七天之后，刘邦居然破围而出，成功逃脱了。
白登破围的原因
这次神奇的破围而出，司马迁与班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司马迁认为是冒顿与韩王信相约共同出兵，对付刘邦。可是冒顿围困了刘邦七天，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却依然没有出现。于是冒顿“疑其与汉有谋”，怕自己被利用于是放走了刘邦。班固的解释更被大家接受，却也不具有说服力。按照班固的说法：“用陈平秘计得出”，内容就是冒顿皇后阏氏担心刘邦献美人，阏氏担心自己失宠，于是以“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地，非能有也”理由劝说冒顿退兵。但是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这两个理由都存在很大问题，韩王信如果人马来了不参加战斗可能是有阴谋，可是围困了七天都没有出现，就算是有阴谋也最多是借冒顿之手杀刘邦；再看班固的说法，阏氏在匈奴的地位可不仅仅是他是冒顿媳妇，而是阏氏是她母族的发言人，是一个庞大势力的代表（前边说过匈奴一个大部落就是一股强大的势力）。阏氏地位绝非是一个普通女子所能撼动。所以这两人说法都存在很大漏洞。
长城
再看冒顿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以40万精锐骑兵打30多万步兵、骑兵混合部队（古代骑兵战斗力远不是步兵能比拟）。就这样实力差距的战斗，冒顿一路从太原退到了大同，丢城败阵退了500里之后，将刘邦围困在白登山。然而围困了长达七天的时间，冒顿没有没有任何的进攻消灭刘邦的意思。在结合刘邦破围之后，西汉和亲、朝贡可知、划定边境，可知这七天时间应该是双方在谈判，谈判的目的是迫使西汉和亲、朝贡。而对于汉朝的城池，从两国划定的边境线是以长城为界可知，冒顿并不想要西汉城池。因此在西汉满足冒顿提出的和亲朝贡等条件之后，冒顿心满意足的放刘邦离开了。
前面说过，由于游牧文化的特性，匈奴对于西汉的战争，以劫掠为目的，并不在意对城池的占领。双方白登山议和之后也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看白登山之围后，双方议和主要有：划定疆域、通关市、奉岁遗、和亲四项内容。
划定疆域：双方划定的疆域是以长城为界，而不是双方军事占领线。换句话说，匈奴直接将占领的山西地区、原属匈奴的楼烦地区划给西汉。这也证明了上面说的匈奴帝国对占领城池并不感兴趣。这个疆域一直持续到文景两帝：“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通关市：双方在边界地区开设关市，交易货物。前面说过游牧文化对于自然灾害的抵抗力极差，因此对于农耕经济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开通关市对于匈奴帝国的好处大于西汉，并且这个交易主动权应该在匈奴一方。因此西汉在刘邦以后，一直对于通关市加以限制。吕后、文帝等对关市的交易都有限定条件。如文帝时大臣建议：““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
奉岁遗：也就是朝贡的另一种说法。这个很直接，开口索要钱粮等物。这个条款也是双方的核心条款之一。朝贡也有一个数量上的限制，具体多少，由于历史是汉朝编写，数量并未详细记载。仅仅记载为：“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朝贡也是持续到汉武帝初年。
和亲：公主和亲这个事情就不必多做解释了。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公主出嫁需要携带大量的嫁妆，也就是财物！这也是匈奴所要财物的一种形式。而且和亲也没能达到让公主后代成为阏氏，后代成为单于的目的。西汉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和亲
从以上四条可以发现，双方和谈的主要内容是围绕财物进行。西汉付出大量的财物，并且开市通商满足匈奴生活所需。而对于领土的占领，匈奴则是大方的让出了已经占领的山西地区，并且割让了自己原有领土楼烦等地。这也进步一步说明了匈奴战争的目的不是领土是财富。
从白登之围后，到汉武帝大举征伐匈奴之前的近百年时间里，匈奴与西汉保持着相对的和平。虽然匈奴仍然时有扰边劫掠，但是和平与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双方发展的主旋律。而在这百年时间中，汉族农耕经济飞速发展，表现出远超于游牧经济的制度优越性。游牧民族亦然受困于自然灾害的同时也开始学习汉族先进的文化。礼遇汉族精英人士，鼓励边境汉族与匈奴人通婚，以此来学习汉族先进文化。我们熟知的张骞就曾经在被匈奴抓捕之后，赏赐匈奴妻子，并且在匈奴生有子嗣：“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类似的案例还有苏武牧羊故事里面的苏武，虽然守节了，但是也被逼娶妻生子。而根据《史记》记载在边境地区，汉人与匈奴人通婚，自秦朝以来从未断绝：“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共守之”。颜师古注说：“秦时有人亡入匈奴着，今其子孙仍号秦人”。在这样的文化交流过程之中，匈奴逐渐接受汉族文化，出现了“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局面。也为后来匈奴归汉打下了文化基础。
汉武帝
随着汉朝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朝之时，终于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对于匈奴的和亲、朝贡再也不肯忍耐，汉武帝决定征服匈奴。西汉撕毁和亲之约，对匈奴不宣而战，谋划了著名的——马邑之谋。西汉以交易为名，以30万军队，埋伏匈奴单于。若不是手下察觉，差点被一举歼灭。但是自此之后，双方和平局面被打破。从公元前一三三年到公元前一一九年，西汉与匈奴进行了长达15年的战争。匈奴被迫放弃漠南，在漠北广阔地区与西汉迂回。当时匈奴有民歌传世：“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封狼居胥
持久的战争给匈奴与西汉双方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在经历了数十年激烈的战争之后，双方再次归于平静。汉朝方面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调整国策，休养生息，恢复国力。而匈奴方面则是陷于内乱。公元前60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匈奴分裂，陷入内乱，恰在此时，匈奴遭遇罕见自然灾害“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匈奴帝国分崩离析。此时西汉采用萧望之建议对匈奴采取“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 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策略。随后在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五五年）“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再加上前期匈奴与西汉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公元前五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后来昭君出塞就是嫁给这位单于）匈奴与西汉再次归于和平。
昭君出塞
匈奴与西汉两大帝国相依而存的百年时间，期间战战和和，军事实力强弱对比数次更易。每一次的战争，无论输赢都给两国带来沉重的灾难，每一次的和平都促进了两国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两国在长久的文化交流过程中，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融合。草原游牧文化从对农耕文化不屑一顾，到逐渐学习靠拢，不仅是某一文化的进步，而是双方共同的进步。历史上的文化融合无不伴随着冲突与战争，我们更应该珍惜此刻的和平与繁荣，开诚布公的进行文化的交流，一起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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