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朋友一定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古代帝王的习惯称呼乱七八糟的：有的被称为“某某帝”，比如说汉武帝、隋炀帝；有的被称为“某某祖”或“某某宗”，如唐高祖、宋太宗；还有的干脆就叫“某某皇帝”，比如“嘉靖皇帝”、“乾隆皇帝”等等。这些看似随心所欲的叫法很是让人挠头，又经常让人傻傻分不清：到底是那些自号“天子”的帝王太任性，还是后人不把豆包当干粮——随便给他们挂的头衔？其实都不是。这些对于古代帝王的习惯称呼一者源于马屁精捣乱，二者就涉及到一则历史小知识——即庙号、谥号、年号的区别。
先有士族，后有士大夫，其实历史上能够任性妄为的皇帝寥寥无几
比如说汉朝的第七位皇帝刘彻，庙号世宗、谥号孝武皇帝，后世习惯称其为汉武帝，这是以谥号简称之；比如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庙号太宗、谥号“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皇帝”——是不是有点晕？谁能每次都一字不差的说出来、而且顺序不乱的（出一点错误可就是大不敬之罪哦）？所以臣子们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屁股着想，干脆称之以庙号“宋太宗”——只要不是傻子都不会叫错，这样是不是就很安全了？其实这都是马屁精搞了那么长的谥号造的孽；等到了明清的时候，这两朝的皇帝都比较规矩，一个年号差不多能用一辈子（称之为“一世一元”），所以以年号称呼比较容易分别。比如嘉靖皇帝朱厚熜，庙号世宗，谥号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在位46年就用了“嘉靖”这么一个年号——谥号有17个字记不住、朱厚熜之前已经有了16位世宗——所以习惯上便称之以年号啦。
1、出现的时间不同。
庙号出现得最早，源于敬鬼神重祭祀的商朝。谥号出现的时间稍晚，根据当前出土文物考证，起码不晚于周穆王（约前1054年—前949年。史书说穆王活了105岁，不是我搞错了哈）时期。而年号出现的时间就晚得多，是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前156年－前87年）搞出来的新鲜玩意。中国历史上使用的第一个年号是“建元”。
汉武帝刘彻不但搞出了年号，还弄出了一部《太初历》
2、性质和用途不同。
庙号是中国（包括中国的臣属国）古代皇帝去世后在宗庙里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名号。
因为中国人敬祖宗，所以帝王死后也需要建庙以供后人祭祀。不过按照礼制（似乎也是为了避免麻烦）几代之后便要将其奉入太庙合祭，称之为“祧”（只有本宗之祖不迁，称“不祧之祖”）。为了特别纪念有功的先王，才会为其追加庙号。
商朝重祭祀，司母戊大方就是鼎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
所以庙号之称非“祖”即“宗”，而且很严肃，只有单字。
谥号是古代大中华文化圈中对逝者给予评价的文字，是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盖棺定论。谥号的对象不仅限于皇帝，像皇帝的后妃、大臣、名士等地位高的人通常也可以授予谥号；而谥号的授予者也不仅限于官方，民间对德高望重、才华出众但官位不显者也有“私谥”，虽不被官方承认，但通常也不予制止。
刘伯温的九世孙刘瑜之墓，“文成”就是刘瑜的谥号
年号是中国古代用以纪年的一种名号。年号这玩意基本是由皇帝来决定的，因为皇帝通常比较任性，所以年号也很任性——遇到好事为表庆祝可以换一个，碰到坏事为了转运也可以换一个，心情好或是不好更可以换一个。所以年号这东西，一个皇帝一生少则一个，多则不限，像唐高宗李治和大圣皇帝武则天这两口子就一共用了28个年号。
李治两口子什么事都没少折腾，连年号都不放过
年号虽然带个“年”字，可不是非得用一年以上不可，像李治使用过的“弘道”这个年号，用了一个月就改元了。
3、发展变化的差异。
前边说过，只有生前有重大功绩的先王，即“祖有功而宗有德”才会被追加庙号，《孔子家语·庙制》有云：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谓之祖宗者，其庙皆不毁。”
所以在重庙号的商朝31位王中，享有庙号者只有6位：高祖商汤、太宗太甲、中宗太戊、世祖盘庚、高宗武丁、世宗祖甲；到了汉朝同样如此，两汉29帝中，享有庙号者只有7位：太祖刘邦、太宗刘恒、世宗刘彻、宣宗刘询、世祖刘秀、显宗刘庄、肃宗刘炟。另有汉元帝刘奭、汉和帝刘肇等7位皇帝虽然曾被上庙号，但因功绩不足而先后被刘秀、刘协二人毫不留情的予以削除。
刘秀不光削去了3个西汉皇帝的庙号，王莽追尊的更没放过，包括黄帝和舜
就连与太宗刘恒共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刘启都没混上个庙号，可见两汉时期对待庙号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
不过汉末之后庙号开始泛滥，“功德”之说渐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到了唐朝以后，只要不是被干翻了的亡国之君，通常都能混上个庙号。不过相比马屁颂词堆砌的谥号，庙号相对来说仍存褒贬之意，比如说高祖、太宗什么的一听就是狠人，哀宗、思宗则顾名思义必是倒霉蛋无疑，而像神宗、武宗也经常是明褒实贬。
旧党给赵顼整了“神宗”的庙号，所以哲宗赵煦亲政后，替爹报仇把罪魁苏轼兄弟远窜岭南
谥号最开始的时候只有“美谥”和“平谥”。后来出了个暴君姬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是这位老兄的光辉事迹），把大家都惹火了，便给了他一个“厉”的谥号（周厉王），于是又有了“恶谥”。
因为谥号是对逝者功过是非的盖棺定论，所以自周朝以后的帝王基本都有谥号。最开始的时候，谥号只用一到两字，对于帝王的功过评价也是比较公正、中肯的。比如文、武、睿、宣等美谥用得就比较吝啬，但大多恰如其分；像怀、悼、哀、愍等平谥就用得更多，毕竟平庸无为的君主占大多数；而像厉、灵、炀、缪等恶谥用起来也毫不客气。可又是到了唐宋以后，（除了亡国之君以外）恶谥逐渐消失，就剩下了美谥和平谥，明清之后干脆连平谥也没了，就剩下了美谥。
自此谥号不但取消了平、恶，字数也从一两字增加到三四字、十几字、二十多字。巅峰就是那位“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努尔哈赤），足足25字之多！
努尔哈赤满语意为“野猪皮”，可比他的谥号给人印象深刻多了
要想从这种由无数马屁堆砌起来的词汇中，寻找出皇帝的功过是非，那纯属是做梦。
年号嘛，那可是皇帝活着的时候起的——这是其与庙号和谥号最大的不同，所以没什么美、恶之分。自汉武帝以后的皇帝最少也有一个年号，多则像李治两口子那样可以搞出十几个。不过自明清之后，皇帝大多一生只用一个年号。
（因为“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两次登位，所以用了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清穆宗载淳因为“辛酉政变”也用了两个年号“祺祥”和“同治”，这是明清两朝仅有的两个例外）
明清两朝28帝，唯有明英宗和清穆宗有俩年号
因为年号是汉武帝刘彻搞出来的新鲜玩意，所以崇尚复古的儒家对年号总是看不顺眼——毕竟只要不是《周礼》和孔圣人搞出来的东西，在老古董眼里都是异端，所以没少说三道四。不过年号确实是个很有用的东西。毕竟在此之前，主要使用王公即位年次纪年法和岁星纪年法——前者主要用于史书，比如齐桓公十年、汉文帝三年等。不过不管是“桓公”还是“文帝”都是谥号、是正主儿挂了以后才有的，他们活着的时候都叫“齐公”、“皇帝”，时人怎么区分纪年？而后者则实在是太烧脑，一般人搞不懂。所以年号的出现还是有非常大的积极和进步意义的。
了解了上面的几个小知识点，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1、在唐朝之前的皇帝，人们习惯性的称呼其谥号，使用朝代+谥号+帝（王、公、侯等）的的叫法，如周幽王、晋文公、汉武帝、晋惠帝、隋文帝等。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庙号，而年号因为出现的时间还不长，不太被认可，那时的皇帝还喜欢没事乱改年号，改得乱七八糟，拿年号称呼根本搞不清谁是谁。
庙号和年号都没法用，只好用谥号。而且这时候的谥号，不但字数少而且对于帝王的评价也比较客观、公正，用起来也不容易引起非议。
隋炀帝杨广是“谥号年代”最后一位皇帝，可惜名声不好
2、从唐朝开始到明朝前期，人们习惯性的称呼皇帝庙号，采用朝代+庙号+祖或宗的叫法——毕竟这时候但凡是个皇帝，管他千古一帝还是昏暴之君统统都能混上个庙号了，比如唐僖宗、宋神宗、元太宗、明太祖等等。而此时皇帝的谥号不但马屁连天而且又臭又长，记性不太好的一旦说错了轻则屁股遭殃重则脑袋搬家，所以被大家有志一同的无视掉了。至于年号，因为皇帝还是没改掉没事就瞎改的臭毛病，所以也没法用。
元惠宗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另一个更有名的谥号是“元顺帝”——朱元璋起的
3、到了明朝中期之后，皇帝终于消停了，不再瞎改年号了，基本能做到“一世一元”。而且之前的历朝历代把好听的词儿用得太频，像“太祖”已经有38个、“太宗”16个，连“世宗”都有16个、“高宗”7个，太容易混淆。所以基本就采用年号+皇帝的习惯叫法，比如正德皇帝、崇祯皇帝、康熙皇帝、嘉庆皇帝等等。
4、还有一种比较常用的叫法是庙号+谥号+帝。为了绕开又臭又长的谥号，所以通常只取谥号中的最后一字，比如说朱元璋，庙号太祖，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也可以叫做太祖高皇帝。
1、几个比较特殊的朝代。
商朝只有庙号而无谥号（谥号还没出现），而且庙号只有“太”、“高”“世”、“中”4种，所以有幸享有庙号的6位商王只好在这4个字后边缀上“祖”和“宗”轮换着用。
周朝灭商建国，自然破旧立新，所以周朝的37位王只有谥号而无庙号。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自称始皇帝，其子孙后代以二世、三世皇帝称之。而且他认为庙号和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冒犯君权，所以统统取消。所以嬴政和胡亥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既没有庙号也没有谥号的皇帝（似乎还有一个刘劭（南北朝刘宋第四帝），因为弑父夺位不被正统观点承认为皇帝）。
这位末代皇帝有年号“宣统”，但是肯定没庙号也没谥号
汉武帝之前是没有年号的，一般史书使用王公即位年次纪年法。比如晋文公七年，并非是年号。
元朝因为蒙古人统治的缘故，所以皇帝除了庙号、谥号之外还有蒙古汗号。比如忽必烈，庙号世祖，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蒙古汗号薛禅汗；比如爱育黎拔力八达，庙号仁宗，谥号圣文钦孝皇帝，蒙古汗号普颜笃汗等等。
明光宗朱常洛是我查到的、汉武帝之后唯一没混上年号的皇帝。朱常洛继位时是万历四十八年，虽然他宣布次年改元“泰昌”，不过一个月后他就因为“红丸案”一命呜呼了。所以本该是泰昌元年的公元1620年，就成了天启元年。
朱常洛的“泰昌”年号被他儿子朱由校的“天启”给占了
2、除了庙号、谥号、年号之外，还有个“尊号”。
尊号，又称徽号，是指古代皇帝、皇后在世时的称号。尊号在杰出的马屁精辈出的唐朝开始普及，比如武则天活着的时候就被尊为圣母神皇帝、唐玄宗李隆基被尊为开元神武皇帝等等——谥号是给死人用得、尊号是给活人用的，拍活人马屁当然比拍死人的效果好。
不过尊号也因此名声不佳，后世皇帝也有脸皮不够厚的，所以尊号这玩意时用时废，反正不怎么招人待见，这里就不多说了。
3、关于非皇帝的谥号问题。
庙号是皇帝专享的，屁股没沾过龙椅的哪位要是想给自己立个庙号，那纯粹是嫌自己命长，年号也是同理。
而谥号就不同了。除了皇帝，皇后、诸侯、贵族、高官、名士什么的，只要有功劳、有资历或是招皇帝喜欢，都可以享受身后被追加谥号的待遇。因此古有“生晋太傅，死谥文正”之说。
长孙皇后初谥文德皇后，后被加谥文德顺圣皇后
就算功劳不够、名气不响、官方不喜欢也没关系，因为还可以“私谥”，就是由其亲戚、门生、故吏为之议定的谥号。私谥起于周朝，兴于两汉，而且官府不怎么管，有点名望、权势和财富的人士都可以随便玩。
4、再说说跟谥法败坏有关的一个皇帝——唐高宗李治。
前文中无论说到庙号和谥号，转折处都少不了一个唐朝，而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唐高宗李治。
李治后世名声不大好，主要是因为干不过老婆
李治他爹李世民活着的时候干了一件很坏的事，那就是首开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恶例，使得唐朝之后的史书只能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捏着鼻子看。李治也不是什么好鸟，而且再接再厉干了两件坏事——一是败坏谥法，二是扩大避讳。
李世民死后，尊庙号太宗，并按照传统谥法追谥“文皇帝”。不过李治继位后，于上元元年给自己老爹加谥“文武圣皇帝”，打破了一或二字谥号的传统。传统一旦被打破，就像洪水冲破了堤坝——天宝八年，唐玄宗李隆基又加谥为文武大圣皇帝，天宝十三年再次加谥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从此谥法败坏，成了马屁精专享的用武之地。
所谓避讳，是指为了维护等级尊卑，古人在书写和语言中，不能直接写出或是说出皇帝及尊亲的名字以表尊重，其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
不过在避讳的禁忌中还有一条“双名不偏讳”的原则，比如说“世民”这个名字，只要这两个字不连在一块就不需要避讳。可李治偏偏改了这个规矩，双名也需要避讳，所以三省六部中的“民部”就是在这个时候改成了“户部”，而初唐名将李世勣也不得不改名叫李勣。
李勣本叫徐世勣，被赐李姓，成了李世勣，又因李治抽疯成了李勣
因为李治抽疯，后世的皇帝为了不给臣民添麻烦，同时也为了让自己不至于不明不白的被冒犯，所以除了开国皇帝之外，大多都用生僻字为名。宋太宗赵光义就改名叫赵炅，宋朝的基本都用单名生僻字，比如赵顼、赵佶、赵昚等；明朝的皇帝多用双名，但也多用难以相连的生僻字，比如朱允炆、朱祐樘、朱载垕等。
都是李治造的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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