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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痕:当我们爱上严嵩

2007-06-23

当我们爱上严嵩——梦痕

 

   梦痕

  

  动物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谁最强悍,谁就最强大。比如猴子,猩猩,老虎,狮子,恐龙。等等。而蚂蚁,马蜂,毒蛇,鳄鱼等辈,也几乎遵循这个原则。至于植物界,是不是也这样,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明证,就不太好说,说不定也差不多。由此看来,整个生命圈,都是弱肉强食。按照人类的观点,这是生存竞争:拥有自己的,霸占别人的。

  

  据说希特勒上小学时,地理老师指着地球仪,问道,我们伟大的德意志帝国在哪里,全班默然。只见希特勒站起来,走上讲台,抱着地球仪,说,这里。后来的事实证明,希特勒幼年,就有超智商的野心。面对这件事,我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当初,希特勒站在德意志帝国的民族立场上,哪怕是被打死一百次,也要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扩张。对此,我们今天又该怎样评价?好在历史并不是这样,希特勒在今天,只能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反证:权力与欲望的膨胀,常常导致国家民族的灾难。就像生产是女人的天职,一旦男人来进行,就很有些不可思议。但今后会不会发展到男人来生孩子,谁也说不清楚。我想说明的是,个人野心与个人欲望,不能超出自我的范围,实在忍不住要超出,也要根据自我与社会的可能性。一旦打破极限,就有可能成为永远的话柄:流芳百世,或者遗臭万年。

  

  近来,翻看历史,看到王世贞所著的《明史奸臣传》,心里很有感触,觉得严嵩简直不是一个东西,其子严世藩更不是一个东西。看过之后,很是郁闷。觉得泱泱大国,堂堂的大明朝廷,竟然任这瘦冬瓜来折腾,无论哪个方面,都是政府的失败。国家权力沦落到这样的人渣手里,国家绝对要完蛋。但我仔细读过之后,觉得大明朝廷并没有完蛋,反而越活越新鲜,宛如缺氧的鱼掉进了水里。这就更加郁闷,再读之后,发现,严嵩一生,好像没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政府的事情。严公仆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特别是嘉靖皇帝(明世宗),接近二十年,不上朝理政时,严公仆为了皇帝的嘱托,加班加点,不嫖不赌地努力工作,几乎累得吐血。个人生活方面,爱情、家庭都不错,夫妻相敬如宾。私生活也非常检点,坚决不讨二奶,更别说三奶四奶,或者小蜜了。工作时间内,也没配按摩或者佐笑女秘书,顶多配他自己的儿子,父子俩几乎义务为皇帝献身。纵观严公仆,无论哪个方面,都是典型的,朴素的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由此可知,严公仆的健康成长与健康堕落,都是善良的政府培养出来的。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老严绝对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好干部,好同志。即使是:吃喝嫖赌,也是一心为公;贪污受贿,必然迫不得已。为朝廷,赤胆忠心;为国家,鞠躬尽瘁。

  

  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居然成了大奸贼,大贪官,实在让人费解。在我把《明史》仔细翻过之后,我才觉得,历史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宛如没有信誉的小姐。其实小姐也讲信誉:只要你付的不是假钞,小姐也不会给你假的肉体,即使年龄稍长,也是真正的碳水化合物,让你感受到基本的弹性与起码的满足。仔细想想,觉得老严真有些冤枉: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任何为官的,都必须要遵守官场游戏规则。作为严公仆,当然不能例外。一个从农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知道生命的艰辛与苦难。在科举考试的残酷道路上,摔爬滚打,好不容易才熬出了头。熬出了头的严公仆,当然明白,革命不是请客送礼,革命就是请客送礼。特别是官场游戏的潜规则。任何人打破这种游戏,等到的都是凄惨的命运:不是被皇帝拿下,就是被同僚拿下,甚至被下人或者佳人拿下。这个方面的事例,比比皆是。

  

  严公仆为此,小心翼翼,为皇帝努力工作。——历来伴君如伴虎。为了伴好虎,严大人就不可能不说违心话。一说违心话,讨好了皇帝,却获罪皇帝身边,也想讨好皇帝的其他人。实质上,这都是为了争宠,进行的相互攻讦。朝廷之争,权力之争,历来你死我活,没有第二条道路。为了自己活得好,就是为了让别人活不好,只有别人活不好,才能自己活得好,这是为官的根本目的之一。这在我们今天,也是绝对真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相互勾结,共同欺骗,达到双赢互惠。但人是唯我动物,本质上是自私的。皇帝只有一个,大臣却有一大群。皇帝不用选择,大臣无法选择。宛如我们今天的企业:董事长只有一个,经理却有一大堆。一旦形成雇佣关系,经理没有选择,只能好好干;董事长可以任意选择:你不干就滚蛋。

  

  为此,董事长吃定了下属,下属却不能吃定董事长。皇帝吃定了大臣,大臣却不能吃定皇帝:这就是权力,或者暴力。企业是董事长的,董事长说谁就谁。国家是皇帝的,皇帝说谁就谁。嘉靖皇帝与老严,实质上就是雇佣关系,前者拥有绝对权力,后者拥有被动抉择。绝对权力主动,相对抉择被动。在此之下,老严开始了他的为官之路:审时度势,挖空心思。审时度势是智慧,挖空心思是心术。二者结合:为了出人头地,必须打倒同僚(能剥夺对方生命最妙)。要打倒同僚,既要认清自己,又要认清皇帝。老严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心知肚明:讨好皇帝,是革命成功的唯一出路。犹如我们今天,讨好上司,是向上爬的唯一出路。事实上的严公仆,真正做到了这点。这当然是智慧的较量。也是人性与兽性的搏斗。更是权力与欲望极度膨胀之果。作为自然人,都是有欲望的,作为社会人,更是如此。一旦掌握了权力,人的基本心态就发生本质的变化:有时几乎不是人,或者简直不是人。特别是拥有一般权力之后,总是挖空心思,不计任何代价地想拥有更大权力。拥有更大权力的人,在欲望与利益的驱使下,当然更想拥有更更大的,拥有更更大的,还想拥有超级大的。而拥有超级大的,不遗余力想拥有绝对大的。这就是权力的贪婪,也是人性的贪婪。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人的欲望必然空前膨胀。特别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那种为所欲为,那种惟我独尊:这也是中国的历史。权力绝对化,导致集权者,自然心理与社会心理的极度畸形。甚至我们今天。

  

  如前所述,老严在那个时代,难免不进入这种政治角色的追逐。在这种追逐当中,嘉靖皇帝是绝对让人恐怖的一个人,也就是说,绝对权力遭遇绝对暴力之后,就看谁的定力怎样了。嘉靖皇帝在那个时代,努力继承了祖先的强权意志:用暴力说话。拥有绝对权力下的绝对暴力。一个国家在此前提下,没有谁不胆战心惊。因为暴力不知什么时候,就降临到头上。特别是大明政府,经历了刘瑾、魏忠贤等先进公仆的太监们,宛如虐待狂一般的美丽折腾之后。皇帝对权力的集中,控制,就更加强烈,统治的手段,也更加极端。到了嘉靖帝之时,对权力的绝对拥有,是皇帝们的基本梦想。作为一般大臣,在皇帝绝对权力的感召之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基本地位,也不得不看重权力,这样,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权力网络,谁不遵守网络游戏,谁就率先淘汰。

  

  我们知道,嘉靖皇帝(明世宗)是个随心所欲的人,性情变化无常,几乎没有人能够揣摩其心思。在这样一个皇帝手下供职,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笫三分册明世宗条下有这样的评说:(世宗)刚愎自用,用法愈为深刻。世宗猜忌、多疑、嗜杀,冷漠。对自已的妻儿、侍婢、臣僚,一概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即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先生又说:盖以多疑之人,行隔绝之政;以高高在上之智为愚,以察察为明之视为暗,则臣道不得不流入脂韦,不得不熟谙世故,不得不但恐抉剔,不得不俯首鞠躬。世宗之信严嵩,此即可推知矣。由此可知,大臣们在次前提下,要想把握住自己的人文良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再看一则资料:据《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曾说: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此言的意思是,当首辅的(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后果责任,要甘于背黑锅,勇当替罪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其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可知,皇帝刚愎如此,臣下之难可想而知。

  

  在此前提下,如果没有超常的智慧,要想在皇帝身边周旋,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老严,经历复杂,综合素养也不错,最起码的,是一个标准的文人,或者知识分子。虽然,文人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不是文人,但二者有同一性。在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政府培养官员。漫长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文官制度史。在此前提下,官员之间的相互倾轧,就成为一种必然。为了战胜对手,就必须要有非常手段——想方设法取得皇帝的信任,但作为一国之君,起码的智商是健全的,真正闭目视听的皇帝是少之又少的,所以,作为大臣,伴虎的难度可想而知。从严公仆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可窥探到严公仆的自我与社会心理。老严揣摩皇帝心理,至少是成功的,这点,我们可以用如下事例为证:《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世宗宠信严嵩,有如此记载: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这段文字,我们可知,严公仆当时对皇帝的基本态度。正是如此,老严才使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对此,世宗心中有数。以至后来,世宗对严嵩多有褒奖。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等。哪怕是令老严致仕时,世宗还在谕旨里说嵩小心忠慎,甚至致仕后的待遇,也比其他首辅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此事说明,薄情寡恩的世宗,对严公仆的确不错。

  

  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明白,严公仆之所以如此,与他一心一意忠于皇帝有关,一心一意跟定主子,是做大臣的基本功。这在我们今天,仍然实用。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被说成是奸臣,实在有些勉强。当然,我们不否认,严公仆这样做,肯定有他的基本动机,但看完老严的传记,都没有发现,老严有背叛皇帝的任何动机,或者任何言行。这样的人在我们今天,肯定是全民学习的榜样:一心一意跟党走,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政府,最起码也得评为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但老严对名誉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在老严看来,只有皇帝,才是生命中的唯一,只有对皇帝忠心,才是生命中唯一的价值。抱着这样的理念,老严在政治腐败不堪的时代,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实在是明智非常的。

  

  这其中,我们不否认,当然有对权力的渴望。但纵观老严的传记,都没有发现,严公仆有什么过分之举,甚至为其亲家在皇帝老倌面前求一个基本官职,还被皇帝老倌痛斥。由此可见,老严的弄权是不成立的。更不用说残害忠良。国人的价值观念,由于根深蒂固受到价值二元论的影响。面对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常常采取非善即恶、非正即邪、非白即黑,冰炭不同炉,水火不同器的价值取向,因而往往扭曲事实。不自觉地颠倒是非曲直。由于这种价值观,我们在看待基本事物时,也总是采取非此即彼,或者非彼即此的态度。严公仆在那个位置上,弹劾他的大臣很多。有御史王宗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巡按御史赵锦、锦衣卫经历沈炼、给事中厉汝进、南京给事中王烨、御史陈绍、给事中童汉臣、伊敏生、喻时、刑部郎中徐诗学、巡按四川御史谢瑜、巡按山东御史叶经。等等。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而这些大臣,说实在的,也是为了相互争宠而已。

 

  据史料记载,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传记中并未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之偏狭。嘉靖二十九年北虏逼近京师,致书乞贡。世宗令廷臣议,沈炼附议,司业赵贞吉坚决反对。事后严公仆劝其子,不要与沈炼往来,说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沈怕前途无着,于嘉靖三十年正月,上奏章弹劾严公仆。疏中历数严公仆十大罪状。世宗阅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严公仆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像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这种游戏怎么看都不像君子所为。当时,沈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借口杀之,时年三十六岁。反对严公仆的人,称是严授意杀害沈的,实际上,这于史无据,而杨亦非嵩党。

  

  其实,沈之死完全是自己的狂傲、不安份、意气用事。是性格缺陷所致,与严公仆无涉。后人多把这事算在老严头上,实在冤枉。至于杨继盛与夏言,也完全自己的行为所致。基本上与老严无关,本文不讨论。如上所述,老严获之名,多少有些名不副实。多少都是背着黑锅的。历史在不明真相里,反复煎煮,就越来越不明真相。再说,历史本来就是统治者的基本工具,作为一般人,是没有资格,也是不可能篡改历史的。说穿了,历史是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的玩物。作为一般百姓,是不可能颠倒的。因此,后人不明就里,一狗吠影,百狗吠声。再加之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大肆宣扬,比如写严公仆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老严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这些东西,在民间反复播演,取得了根深蒂固的广告效应,老百姓一提起老严,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个恶人,更是一个奸人。使得老严的形象,在老百姓心中,犹如黑暗中的鬼魅。其实,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内幕,是不可能知道的,犹如我们今天,社会下层,永远不知道社会上层,除非是社会上层相互泼污水:泄密。

  

  我们都知道,权力总是与欲望连在一起的,有了权力,就有了欲望,有了欲望,就有了贪婪,这几乎是一条规律。在严公仆的传记中,有一条关键的记载,是说严公仆先生的。而且这贪,使我们的公仆大人名声狼藉。据王宗茂《皇明经世文编纠劾误国辅臣疏》记载: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又云: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论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属回籍,其他财物玩好,不暇殚述,但闻治装之时,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前列数十桌,嵩坐于后,愈出愈奇,惟见桌之前增,椅之后退,尚无置处,盖不知其数目。有一门官窥见其间发蓝金银美人高二尺五寸者,并金银溺器,狼籍桌下,皆云南之物,而远集于此。邹应龙《皇明经世文编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二十年秋七月,交城王绝,辅国将军袁柚[木田]谋袭之,遣校尉任得贵至京,以黄白金三千两赂严嵩。┅┅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赵善政《宾退录》:严世蕃之籍,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舒卷无异细[糸由]绢,又有金溺器等物,执政者以为不可闻,令销之以金数报。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到我们的严公仆没籍时,其贪在史料中有记载。据《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巡按江西御史成守节上籍没逆犯严世蕃江西家产数: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陈弘谟《继世余闻》记载说: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而实际上,当世宗令将严公仆籍没财产的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时。根据资料,世宗当时仅要十万两入库。严公仆却怎么也拿不出来。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519)由此可知,我们严公仆的贪,实际上徒有虚名。据史料,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而徐在史书中被称为是廉吏,而且是有名的廉吏。据说,当年徐扳倒严公仆时,举国欢庆。认为徐给国家立了一大功。作为廉吏,徐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仅在他的家乡苏、松地区就多达二十四万亩。这些田产多是以投献为名巧取豪夺,强占周围农民的。在华亭一地,他每年收租谷就达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百两;同时,他还拥有众多织妇。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四记载颇详,称徐纺绩求利与市为贾。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根本就无法统计,就连当时担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海瑞当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其时徐阶当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已,退还农民部分田产。但在暗中,却又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指使戴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才保住他的庞大田产。

  

  由此可知,严公仆的,真正可怜可叹;而徐阶的,却实在让人齿冷。历史就是这样,让人琢磨不透。《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担任十五年首辅,才有如此财产。而徐阶仅仅担任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公仆的十五倍。由此可知,对贪与廉的问题,讨论已经毫无意义。

  

  但历史,却把严公仆钉在耻辱柱上,不知为何。我们不否认,权力的力量。如前所述,严公仆好像也没有专门为自己弄权,而且是专门选拔人才为国用。《列朝诗集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小则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诘。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间,转战淮海,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矣!同书《尹耕传》:(尹耕)字子莘,嘉靖壬辰进士。尝谓汉之患在外戚,唐之患在藩镇,而本朝则以备虏为急;当以有宋为殷鉴,盖痛乎其言之也。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徐华亭(阶)语张襄惠(岳)儿曰:严氏当国二十年,制阃不入一钱,没,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犹使贤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就很值得玩味了。我们再看如下资料,《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三十二记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严公仆的这类事,居然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实在费解。我们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事实,说明严公仆并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的确高尚许多。

  

  我们再看一则史料,《皇明大事记严嵩》中,记载严公仆一些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比权势愈盛,谓嵩曰:不记钤山堂十二年清寂乎?一介书生得此已过,过而不挹必倾。嵩甚愧之,世蕃亦畏惮。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条中亦有相似记载: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公仆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由此可知,内助如此,公仆何恶。

  

  让人不明白的是,这样一个公仆大人,竟然落入了奸贼的黑名单。仔细想起来,这要归功于王世桢的个人欲望:泄私愤。文人的泄私愤是非常可怕的。孔子说,天下唯女人与小人难以养也。其实,还应该再加一条:天下唯文人难以养也。文人颠倒黑白的手段,绝对不亚于统治者的暴力。文人的卑鄙让统治者的刺刀也相形见绌。王世桢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利益纠纷。关于这件事,史书上也有记载。王世贞的父亲就是当年,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机缘,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后来被严公仆父子得知,公仆父子向王索要。王迫于公仆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公仆。后来此事败露,严公仆对其衔恨。后王忬戍边不力,被下狱,严公仆上奏章,王于是死罪。因此积怨,王世贞在其所著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严嵩传》,及其他史著中,都对严公仆大加诋毁。公仆声名,一落千丈。而社会,在此误导之下,纷纷嚷嚷,猩猩吠吠,满城风雨之中,走到了今天。由此可知,历史的可怕不是暴力,而是暴力背后的胸狭气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基本走向,当然与皇帝有关。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绝对权力的拥有者,一旦随心所欲,作为下属,就实在难为。集权下无忠臣,也许是对的;集权下显忠臣,也许也是对的。严公仆作为一个故事,虽然远去了,但是,历史总是在反复中。今天,就是昨天的集合,正如明天,就是今天的集合。当我们翻开一本历史,我们不得不思索:历史的鲜血,或者黑暗,一旦蒙住我们的眼睛,我们还能看见遥远的灯火吗?

  

  

   200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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