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直
严嵩是个“大白脸”？
大凡看过传统戏的人，都知道明代有个权臣严嵩。许多剧种的一些剧目里，直接、间接地“打严嵩”、“骂严嵩”的内容颇不少见；史书和历史小说也没有为严嵩说好话的。例如清人张廷玉等所撰《明史》就把严嵩列入“奸臣传”中。总之，数百年来，严嵩是以一个元恶大奸的大白脸形象印入人们脑际的。
但是，同一般封建大官僚相比较，严嵩并不算是一个特别的“大坏人”。翻开《明史》就知道：严嵩早年勤奋苦读，“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他的书法和文章流传至今。嘉靖年间，他做京官，也是从事一些辛苦的、没有油水的文墨之事。他也曾说过一些直话，但却让专制帝王不高兴；迫于形势，他开始学说假话，写些歌功颂德的赋、颂之类。这样一来就博得了帝王的欢悦，他也因而升了高官。高官一当，贿赂随至。但与此同时，御史们也交章劾嵩。“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可见他胆子小，不敢坚持错误。与同僚们相处，严嵩也是谨小慎微的，深怕恶化关系。嘉靖二十一年，严嵩六十岁，“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但他“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积极肯干，公而忘私，一心扑在工作上，连家都顾不上”。这样，他的同僚们当然就相形见绌了。难怪嘉靖皇帝要赐严嵩一块“忠勤敏达”的银记，以示表彰。在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倾轧中，严嵩常遭别人暗算，当然他也算计别人。在这类斗争中，严嵩借助嘉靖皇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的性格弱点，以事激怒帝而常侥幸得胜。即使这样，他仍有自知之明，不敢作非份之想。所以，嘉靖皇帝欲加嵩“上柱国”的高位，严嵩力辞。他辩说：“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国初虽设此官，左相国（徐）达，功臣第一，亦止为左柱国。乞陛下免臣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以后严嵩的行动，证明他并不是口是心非。足见严嵩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树大招风，官高必险。”严嵩后来终于成了他的政敌的主要攻击目标。造成这种局面，主要责任应该算在嘉靖皇帝身上。因为这个昏庸的皇帝笃信道教，自嘉靖十八年后，“即不视朝”；再过二年，“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皇帝不视事，重担全压在严嵩的肩上。这在客观上虽然给严嵩造成了专权的机会，但却不是他用阴谋手段攫取来的。因为在严氏执柄之前，皇帝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而且“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这就是皇帝的“统治术”。所以，严嵩必须日夜提心吊胆地撑持局面，否则随时都可能获罪。
总之，严嵩从60岁到81岁，主持朝政，“上班”和“加班”的时间多，居家时间极少，可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了。只需细读《明史》严嵩本传，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他一直对嘉靖皇帝是忠诚的、敬畏的。他循规蹈矩，从无逾制之举，更无叛逆之心。事实上，后来皇帝只用一句话，就把他削职为民，他丝毫不敢违抗。可见，严嵩即使不算循吏，也是远远不够“大奸”的。
严嵩得罪人了
在封建社会高级统治层中，残酷激烈的倾轧始终在进行着。严嵩虽然大权在握，但在其后施放暗箭者确不乏其人，告“御状”弹劾他的也是常有的事儿。就中影响较大的事件有两次。
一次是锦衣卫经历沈錬和兵部武选司杨继盛先后疏劾严氏。此二人先前都与严氏有些交往，后来不知何故又翻了脸。沈上呈《早正奸臣误国疏》，拼凑了严氏“十条罪状”，不外纳贿、害政之类。1结果“帝大怒，搒之数十，谪佃保安”。2杨又以《早诛奸险巧佞贼臣疏》，列出了严嵩“十罪五奸”。3虽然振振有词，但其责任多不在严嵩，而在嘉靖皇帝。且疏中又附带参劾了大学士徐阶，并把裕、景二亲王扯在其中。这样“打击一大片”，就合该杨氏倒霉，遂被“下诏狱”，“杖之百，令刑部定罪”。4隔了数年，沈、杨二人因故被分别处死。
沈、杨二人都是在严嵩极受宠幸之时攻击严氏的，而其疏文又多系拼凑而成。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内容不在少数。即如杨疏所诋“坏祖宗之成法”、“窃君上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专黜陟之大柄”等等，多为皇帝授权，外人虽然眼红，却不是严嵩的责任。且沈、杨疏讦严嵩，均逞一时之忿，未予深思熟虑，根本谈不上什么策略。即如沈氏，《明史》本传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然颇竦狂”。细读二人传，除劾严氏之事以外，再看不到他们还有何政绩与德行。可见，沈、杨不是老练的政治家，只是两个“勇敢分子”，他们被击败是必然的。不过，沈、杨劾嵩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特别是他俩因此而丢了性命，更博得了许多同情。故《明史》赞曰：“观其蒙难时，处之泰然，足使顽懦知所兴起。”
严氏遭到沉重打击是第二次被劾。那时，严嵩已经八十岁了，渐渐失去了嘉靖皇帝的信任，而大学士徐阶已经成了执柄者。御史邹应龙看准了这个时机，在权臣的暗中支持下，于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上《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5劾严嵩之子严世蕃“数其通贿赂行诸不法状，乞置于理”6。邹应龙此疏的妙处是集中攻击严世蕃，而对严嵩仅劾其“溺爱恶子，召赂市权，”7没有半点刺激嘉靖皇帝的。所以，应龙疏入，嘉靖即“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诏狱；擢应龙通政司参议”8。邹氏此举是大大的成功的。
但是，即使在此时，严氏父子仍然有相当势力，是足以自保的。他们有钱，可以“行金内侍”，为其说话；当时的大理卿万寀、刑部侍郎鄢懋卿皆附严氏，万、鄢等人凭借自己的职权，“嘱法司量坐世蕃赃银八百两”，“戍世蕃雷州卫”9，轻易就把事情搞掂。而更重要的因素是：嘉靖皇帝在严嵩去官以后，“追思嵩赞玄功，意忽忽不乐”10。当年严嵩赞玄的结果，使这位皇帝连皇帝都不想要了，只“欲遂传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11。故嘉靖手札谕徐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12可见，此时皇帝依然是严嵩的靠山。邹疏虽然提出“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13然严世蕃仅坐“赃银八百两”而戍雷州。所以，应龙之劾，虽然让严氏父子倒了大霉，却远未被置于死地。
如果不是狡诈异常的大学士徐阶落井下石，严氏的结局是不会那样惨的。徐阶是一个够阴险的人。当初徐阶入政府，“肩随嵩者且十年，几不敢讲钧礼”14；而严嵩则鉴于以往同僚之间争斗的教训，对徐氏“亦颇自恭谨”。所以，表面上嵩、阶两人的关系还是混得过去的。“惟世蕃多行无礼”，但徐阶对这些都“曲忍”了。邹应龙劾严氏，徐阶暗自高兴。但在表面上还要做点儿姿态：他为此专门去看望严嵩，说了许多宽慰的话。而世故的严嵩没有看透阴险的徐阶，却还对徐阶“顿首谢；世蕃亦尽出妻、子为托”15。徐阶深知严氏虽然失势，但仍遍布耳目。所以，阶子私下怂恿其父说：“大人受侮已极，此其时已”时，徐阶假意斥子道：“吾非严氏不至此。负心为难，人将不食吾余！”16徐阶这话，其实是说给严嵩的密探们听的。在严嵩去官以后，徐阶还“书问不绝”。这种表面文章，都是为了迷惑严氏，以便待机对严氏父子以致命的一击！
严嵩遭到致命打击
徐阶终于有了第二个打击严氏的机会。这就是御史林润为了私忿上疏而致复逮严世蕃下狱。这事儿发生在嘉靖四十三年冬十月，距邹疏约两年半的时间。此时严嵩八十二岁了。
林疏略言：“备访江洋大盗，多入逃军罗龙文之家。龙文……有负险不臣之志。推严世蕃为主”。“世蕃罪恶，积非一日”。接着罗列了耸人听闻的罪状。17林疏虽不啻在严氏创口上又剜了一刀，却正如严世蕃所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18特别是听说林润等人准备为沈錬、杨继盛鸣冤，更使严世蕃喜不自已。严世蕃清醒地分析道：“‘贿’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恶；‘聚众以通倭’之说，得讽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杨、沈下狱为词，则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脱也。”19
可见，林疏虽然厉害，世蕃却也精明。严世蕃知道那位嘉靖皇帝并不深恶“贿”字，既然瞒不住，也不必尽瞒；“聚众通倭”，因无确据，只要花钱买通言官，事情就可摆平；至于沈、杨之狱，那是皇帝亲自铁定了的，谁敢翻案，谁就倒霉！然而，狡猾的徐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层，便对他的同谋者分析：“夫杨、沈之狱，嵩皆巧取上旨。今显及之，是彰上过也。必如是，诸君且不测；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20于是，徐阶亲自动手，修改了林润原疏，强加了严世蕃“通倭谋叛”的罪状。这段文字是这样说的：
“逆贼汪（王）直，徽州人。与罗龙文姻旧。遂投金十万于世蕃，拟为授官。凶藩典渶，阴冀非常，世蕃纳其贿为护持。向非圣神威断，或徙或诛，则贻宗社矣。世蕃罪擢发难数。陛下曲赦其死，谪戍边卫；不思引咎，辄自逃归。罗龙文招集汪（王）直余党，谋与世蕃外投***。世蕃班头牛信者，径自山海弃伍北走，拟诱至北寇，相为响应。臣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觖望诽上，尤为不道，罪死不赦！”21
经徐阶修改了的疏状，突出了严世蕃谋反、谋叛的罪行，这类“十恶”之首的大罪是足以要严世蕃命的。但是如果允许调查对证，严世蕃并非绝无对策。连嘉靖皇帝看了疏状也说：“此逆情非常。尔等第述（林）润疏一过，何以示天下？其会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鞫讯，具实以闻。”22
徐阶知道：如果会讯，抓不到确证，严世蕃仍可望不死，他们的计划就将落空。那就不好收场了！于是他采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卑劣手段，根本不予会讯，对法司官仅“略问数语，速至私第，具疏以闻。”23疏中极言“事已勘实，其交通倭寇，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忿！”24嘉靖皇帝再未追查，提笔批道：“这逆情，你每（们）既会问的确，严世蕃、罗龙文即便会官决了！”25
可见，严世蕃的处死，是被徐阶强加了“交通倭寇，潜谋叛逆”的罪名，并非因世蕃确实犯有的、众所周知的纳贿、聚敛等实罪。徐阶心肠之歹毒，手段之卑污，行为之诡诈，使得人们长期以来不易看出此案的乖谬。一般评论都说：“世蕃之诛，发于邹应龙，成于林润”。其实不然。故《明史》肯定说：“其坐世蕃大逆，则徐阶意也。”这才道出了此案因果的真谛。
当然，严世蕃等人作恶多端，死有余辜，无人怜悯；其死不当罪，也只是明统治阶级上层斗争的一幕闹剧而已，本无足道。但是严案还有另一舛误，这就是所谓“交通倭寇”。
嘉靖年间，东南沿海一带的所谓“倭患”，其实是沿海的中国商民争取海上贸易自由的抗禁斗争，并不是什么***人的侵掠活动。嘉靖“倭患”，完全是一个内政问题。26有些学者虽然尊重这个历史事实，但是他们从严世蕃狱案上引出了一个不够郑重的结论，即：这些沿海商民的武装抗禁斗争是同明中叶一个最保守、最反动的官僚集团（即严嵩集团）相勾结的，并得到了后者的支持。
人们要考察王直通过罗龙文这个“姻旧”关系，“投金十万于世蕃”的事，因为并无确证，难下结论。另据《胜朝遗事》：查抄严氏“其籍中龙卵猫睛，诸奇货皆得之仇鸾、海上将领并贼王直求和易者”。但其中究竟哪一些属王直所献，也不清楚。不过根据王直集团只求海贸自由而并不存心反叛朝廷这一点来分析，他们以金钱宝物拉拢权臣，以求日后赦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不能据此就断定严氏集团是支持王直集团争取海贸自由的武装抗禁斗争的。至于参与镇压王直集团的明朝将帅，如张经、李天宠、王忬等人先后被杀，那完全是出于统治阶级内部争功或者恩怨斗争，根本不能算是严氏父子支持王直集团的证据。而历史的事实，恰恰告诉人们：正是处心积虑企图投靠严氏的胡宗宪在剿灭东南沿海商民的武装抗禁中，起了关键作用。是他“贿斩徐海，诱擒王直”，而使轰轰烈烈的东南沿海商民的武装抗禁斗争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自是一蹶不振。胡宗宪因斩徐海而擢升为右都御史，因擒王直而加太子太保。照理说，他才是“抗倭”的“第一功臣”。就中，严嵩的义子右副都御史赵文华和那位后来与严世蕃一同被处死的中书舍人罗龙文都是参与密谋剿灭海商武装主力徐海、陈东、叶明（即麻叶）诸部的核心人物。而且因为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他以右副都御史出任总督，事实上成了这类谋划的主持者。但是，这些立了“大功”的人是什么结局呢？赵因系严党，遭人们忌恨，后事败革职病死。胡更因“涉嫌”依附严党而下狱死。可见，“交通倭寇”只是打人的棍子，派系间的争斗倾轧才是实质。因此，人们不应该轻信徐阶诬奏的关于严氏与王直勾结的谎状。
严嵩成了“奸臣”
此案影响最深远的，要算严嵩的声誉了。《明史·严嵩传》说：“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看来严嵩的大错要算“溺信恶子”了，而“窃政”一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嵩子世蕃，“剽悍阴贼，席父宠，招权利无厌。然颇通国典，晓畅时务。”27“嵩虽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招，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28嘉靖皇帝其所以看中严嵩，多因世蕃为其父作了许多遮掩。因此严嵩十分喜爱并放纵这个机灵的儿子。年逾古稀的严嵩，“旦夕直西内”，朝事且不能顾，家事更难与闻。这便使世蕃可以恣意妄为，敲剥责贿，聚党谋私，纵倡淫乐；即其家奴，也都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这就预伏了严门的大祸。细察世蕃所为，虽因严嵩溺而纵之，却未尝与谋。故严嵩直接为恶的例子至今鲜见。直至最后严嵩听说世蕃、龙文准备取应龙、徐阶首级以洩恨时，严嵩无奈，只有哀叹道：“儿误我多矣！幸圣恩善归。汝虽行戍，犹在枕席上，久可望赦。若作此举，止如武元衡故事，横尸都门！上方眷徐（阶）厚，升应龙官，一震全族沈矣！”29可以想见，嵩言未尽，早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了！
最后，世蕃伏诛，嵩及诸孙皆黜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30一代权臣，其晚景凄凉如此，令人慨叹！
严嵩为官一世，恭谨事君，忠勤敏达，诚惶诚恐。然最终落得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妇孺唾骂，遗臭四百余年，盖因溺子之过。“子不教，父之过。”严嵩之败，咎由自取。但历代高官大吏，因骄子犯法而遭大祸者，岂特严嵩一人而已哉？嗟夫，嵩因纵子而致声名狼藉及于今，吾侪得无戒乎！
后记：本文写成于1982年，它是笔者研究明中叶闽、浙沿海中国海商武装反抗明朝海禁政策系列论文的一篇。当年我国发生了个别高官的子女目无国法，胡作非为，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事情，尤以“浙江二熊”案件影响最大。以故在本文后面特别增加了一段评论性文字。由于种种原因，本文迄未公开发表过。（2005-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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