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言文，是初学古汉语的人提高阅读水平、锻炼文字表达能力的方法之一，也是考查古汉语程度的手段。因此，文言文翻译在古汉语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信、达、雅既是翻译的最基本要求，又是译文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信是准确，指译文忠实原文；达是通顺，指译文流畅上口；雅是优美，不仅指文字上的修饰，更主要的是译文能反映原作的风格、情貌。
对于初学者来说，在文言文翻译过程中，又常常被一些问题“卡”住了，那末，翻译时，要注意些什么？
一、译文既要顾及到原文的词序和语法关系，又要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
这是译文的一般原则。但是，如果两者发生矛盾时，应以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为主要出发点。《汉书·张释之传》：“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原文中“司马门”是补语，放在动词后边，如果翻译时仍然让它放在动词后边作补语，那就不通了，所以势必要把它提在动词前边作状语。象这样词序和语法关系的改动是允许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思。由此可以知道，在文言文中动词后边的补语，翻译时常常移在动词前边作状语。
《史记·陈丞相世家》：“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将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击，降殷王而还。”“魏王咎客在楚者”是偏正结构，“客在楚”是中心词，“魏王咎”是修饰成分，作定语，这类偏正结构通常认为具有分子分母关系，“客在楚”是分子，“魏王咎”是分母。绝对忠实原文的译法是：“魏王咎的在楚国的旧部”。这样的句子很有点儿三十年代外文翻译的味道。为了符合现代汉语习惯，不妨把原文的中心词和修饰成分的位置颠倒一下，译成“在楚国的魏王咎旧部”。类似的句子，如：“马之千里者”，“人马烧溺死者”，“贏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就可以译成“千里的马”，而不必硬译成“马中能日行千里的”……由此可以说，具有分子分母关系的偏正结构，译文应把原文的中心词与修饰语的关系颠倒一下，这样就更加通顺流畅。
二、译文当以直译为主，意译只能适当穿插。
直译是就全篇说的，个别无法直译的语句，必然要意译，有时还要添加一些词语，补出某些省略的成分，这在直译中也是允许的。《史记·信陵君列传》：“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句中的“实持两端以观望”无法直译。如果硬要直译，就会译成这样：“实际上是抓住两头观望”，这话没人能懂，甚至可以说不成话。作者是说魏国对秦赵双方都不想得罪，按这意思可译成“实际上是采取了观望的骑墻态度”。
古人的外交辞令中常常有一些非常费解的委婉语，在现代汉语中又找不到相应的词语，这类情况也只能意译。《左传·僖公四年》，楚大夫屈完与齐侯的对话：齐侯说：“岂不谷是为？先王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屈完回答：“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不谷”意思是“不善”，诸侯的谦称，这里不能译成“不善”，只能按意思译成“我”；“寡君”意思是寡德之君，臣子对别国人谦称自己的国君为寡君，所以寡君也只能按意思译成“我们的国君”。这句话中最难懂的是“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惠”是给予恩惠，“徼福”是求福，“社稷”是土神和谷神，代表国家，“收寡君”指齐国同意与楚国停战，并建立友好关系。“辱”，指停战、建立友好关系这件事使齐国国君蒙受耻辱。这句话直译根本做不到的，只能按意思译成“感谢您为敝国求福，承蒙您同意敝国君主的和平建议。”这种译法尽管离开了原文，但可以让人看懂，并且符合文义。这类情况并不多见，但却是翻译中的难点，希望初学者能细心体会文义，使译文更加合情合理。
文言文由于行文简洁，语言精炼，常常省略一些成分。在某些情况下，只有补出省略的成分，才能使译文通顺，文义连贯。《左传·僖公元年》“九月，公败邾师于偃，虚丘之戍将归者也。”单独看前后两句话并不难懂，但把两句话连起来，就不容易看出二者的关系了。事实是这样：邾国军队戍守在虚丘，在将要撤离这个地方的时候，鲁国在偃打败了它，由此可知“虚丘之戍将归者也”是判断句的谓语部分，主语承前省了，是“邾师”，而这种省略与现代汉语的省略习惯不同，“邾师”不跟“虚丘之戌”紧相连，中间被“于偃”隔开，主谓关系隐没了。所以翻译时不能不在第二句的前面加上主语“被打败的邾国军队”。
三、可以不译的几类词语。
1．人名、地名、年号、干支、官名、封爵、谥号等，都不译。这里说的人名不译，是指译文中不能把古人的名和字划一。《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赐也何如？’”有些初学者以为，子贡与赐指的是一个人，译文或用子贡，或用赐，只用一个就可以了。其实这是不允许的。因为古人称名、称字大有讲究。卑对尊、下对上、幼对长，自称名，称对方字。一旦划一，原文所表达的这种关系、礼节全乱了。《论语》是曾子的门人整理的，所以叙述语言称端木赐的字——子贡，用尊称；“赐也何如”是端木赐对孔子的问话，所以自称名一一赐，用谦称。文言文中这类情况很多，初学者一定要注意。
《资治通鉴》卷一〇五：“太元七年，冬，十月，秦王坚会群臣于太极殿。”太元是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年号，七年是公元382年。“太元七年”不能译成“公元382年”，因为这不合情理，《通鉴》作者还没有公元的概念。译文为使读者更加明确，可加上朝代，译成“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如一定要表示公元，可以在“七年”后加括号，标出“382”的字样，表明这不是正文。
《旧唐书·太宗本纪》：“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讳世民，高祖第二子也。”“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死后的尊号，这类尊号通常叫“谥”。谥号根本无法翻译。再比如，各个朝代的官名有名同实异的，也有名异实同的。尚书官名从汉代到清代都用，但在各个朝代的地位、权限很不一样，不能一律译作“宰相”。反之，真正行使宰相权力的最高长官，各个朝代的名称并不相同，比如汉代叫丞相，唐代叫仆射，宋代叫枢密使，明代叫殿阁大学士等，这些不同名称也不能一律译作“宰相”。象这类官名都不能翻译。
2．某些阶级色彩浓厚的词不能翻译。《论语·学而》：“入则孝，出则悌。”“天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礼之用，和为贵。”“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仁”“义”“礼”“信”、以及“温、良、恭、俭、让”等，是表示封建道德观念的词。这些词在封建社会中常用，现在多已不用，且没有相应的词，所以这类词可不翻译。
3．某些词古今书写形式相同，意义有一定渊源关系，但具体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类词不能翻译。《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坐章台见相如。”古人的“坐”是臀部放在自己的两只脚上，与今天人的“坐”大不一样。又，“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古人的“跪”是在古人“坐”的姿势上，把上身挺起，也是一种坐的姿势，今天的跪是一种礼节。象“坐”、“跪”这类词都不能翻译。《左传·成公二年》：“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拜”和“稽首”两种礼节今天不用了，也没有与之相应的词。所以“拜”“稽首”也就无法翻译。
4．古人的某些习惯用语不宜翻译。《史记》有侯生、郦生、贾生等称呼，诸如此类的古人习惯用语，不必翻译。
5．古今相沿的联绵词不必译。《韩非子·八经》：“不公会则犹豫而不断，不断则事留。”句中“犹豫”是古今沿用的联绵词，意义也没有什么变化，就不必翻译了。类似的联绵词可以举出很多，如逍遥、参差、匍匐、萧瑟、憔悴、踌躇、倜傥、逶迤、彷徨、披靡、崔嵬、滂沱、忸怩、造次、抑郁、徘徊、逡巡、踊跃、仓卒、蹉跎、绸缪、辗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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