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二年（前155年），汉景帝的宠臣晁错上疏《削藩策》，汉景帝最终决定削藩，结果却因此引发“七国之乱”，后在袁盎的献策下，建议削藩的晁错最终被腰斩。
关于晁错被杀，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晁错列传》中写道，“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司马迁之所以说晁错因“欲报私仇”而死，其实不仅指晁错与袁盎的私怨，其实还涉及到了文景时期，文官智囊与武将功勋之间的矛盾。
西汉初期，西汉开国功臣不仅获得了高爵厚禄，而且不少人都得以进入朝廷担任要职，以至于不论是中央朝廷的高级官员，还是地方诸侯的重要官员，几乎皆被功勋集团牢牢把控。直到汉文帝时期，这一情形才开始扭转，而这还要从“诸吕之乱”说起。
汉高后吕雉掌权时期，吕氏族人借机掌控军政大权，一时间风光无两。吕雉去世以后，周勃、陈平等人发动“诸吕之乱”，将吕氏集团彻底诛除，又废了吕后所立的西汉后少帝刘弘，转而迎立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
刘恒当时远在代国，根本无法得知长安城中“诸吕之乱”的真相，以至于在得知大臣要迎立自己时，竟然不敢前往，虽然最终在中尉宋昌等人建议下决定入京，但一路走来却也是步步为营、极为谨慎，甚至先后派舅舅薄昭和宋昌前往长安探查情况。
虽然后来刘恒入京一路顺利，但在进入皇宫之前，不仅派刘兴居彻底清理了宫掖，又派心腹宋昌、张武掌控了皇宫护卫，这才稍感安心。更为要命的是，汉文帝为了这个皇位，甚至不得不杀死了自己与吕氏所生的四个儿子，这才安了陈平、周勃等人之心。
虽然汉文帝刘恒因“诸吕之乱”而坐上皇位，但也正因这次长安之乱，让刘恒对周勃、陈平等功勋集团极为忌惮，这也是周勃、陈平等人此后并未获得重用的重要原因。也正因如此，即位后的汉文帝开始有意打压功勋集团，转而大肆分封其他异姓王和侯爵，并重用寒门士子，用以平衡朝中势力。
正是在此大背景下，贾谊等一众寒门人才被大力提拔，到了汉文帝二年（前178年），更是在贾谊的建议下，下令让列侯全部离开长安，返回自己的封邑，并借机罢免了周勃的丞相之位。贾谊这个提议，固然正中文帝下怀，却也导致自己与功勋集团矛盾激化。
汉文帝四年（前176年），就在汉文帝准备进一步重用贾谊，提拔其担任公卿之侄时，双方矛盾彻底爆发，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等人联手逼宫，最终导致贾谊被贬长沙，直到三年之后，随着灌婴去世，周勃不问政事之后，才得以返回长安。
正如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孝景本纪》中所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在汉文帝的持续打压下，汉初功勋集团权势急剧萎缩，虽然仍享受高爵厚禄，但已经很难像汉初那样左右朝政。
晁错出生于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文帝时因才能担任太常掌故，后奉命跟随伏生接受儒家思想，学成归来后先后担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博士、太子家令等职，因能言善辩，善于分析问题，而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
汉景帝即位之后，晁错迅速被任命为内史，仍然深受重用，经常单独觐见汉景帝，共同商议国家大事，而汉景帝对其也是言听计从，宠信程度甚至超过了九卿。如此情形，再度引发了文官集团与功勋集团的矛盾，司马迁便在《史记·晁错列传》中记载道，“袁盎诸功大臣多不好（晁）错”。
时任丞相的申屠嘉对于晁错便极为不满，申屠嘉自高祖时期便已经投身军旅，从武卒做起的他虽然在汉初未获封爵，但在汉文帝时却得以获封故安侯，并先后出任御史大夫和丞相，因而其与功勋一系关系极为紧密。后来，申屠嘉掌握了晁错凿穿太上皇庙壖垣的罪证，但在上奏景帝后，却因晁错提前做了准备，反而被迫认罪，结果回府后便气急攻心而死。
申屠嘉死后，晁错却得以被提拔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愈加显赫，这直接引发了功勋集团的强烈不满。
汉景帝二年（前155年），鉴于地方诸侯王与朝廷离心离德，且多有不法之事，于是晁错上疏《削藩策》，建议削减诸侯王封地、收回旁郡，并表示不论削藩与否，诸侯王都必然谋反，如果等到将来诸侯王做大，那么麻烦将更大，于是汉景帝同意削藩。
此后，汉景帝借各地诸侯不法之事，先后下令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由于汉景帝与吴王刘濞本就有杀子之仇，如今又因削藩得罪大量诸侯王，吴王刘濞于是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叛，史称“七国之乱”。
汉高祖刘邦曾与开国功臣订立“白马之盟”，其中一条便是“国以永存，施及苗裔”，无论是诸侯王的食邑，还是开国功臣的封地，都是得到高祖皇帝首肯的，如今的削藩虽然只涉及诸侯王，可谁知道将来会不会针对他们功勋集团，更何况一旦削藩成功，文官集团必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对功勋集团同样极为不利。
因此，功勋集团对于削藩本就持反对态度，因此在“七国之乱”爆发之后，这些功勋集团将领反而持一种看热闹的态度，以至于朝廷一时间竟然无将可用。
外有诸侯王叛乱，内有功勋集团反对，一时间朝廷陷入了困局之中。如此情形下，汉景帝与晁错商议出兵平叛之事，晁错无奈之下，只得建议皇帝御驾亲征，自己则留下镇守后方，确保前线供给。
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平叛成功，在皇帝御驾亲征的情况下，就必须保证朝廷的稳定。因此，晁错便决定在皇帝出征之前，先行铲除掉朝廷内部的反对势力，而袁盎便是首要目标。
袁盎虽不是功勋集团，但却与申屠嘉关系密切，且对削藩事宜极度反对，因此与晁错关系极为紧张，两人甚至闹到了无法同处一室的地步。更何况，袁盎曾经担任过吴相，期间收取了吴王刘濞不少钱财，晁错正好借此将其除掉。
为此，晁错与丞史（即御史大夫的助力官）商议，丞史却表示，吴王刘濞策划谋反已经几十年，朝中收取其贿赂的又何止袁盎一人，如果吴王不反，你杀袁盎尚可震慑那些官员；如今吴王已反，你再诛杀袁盎，岂不是将那些大臣全部推向了吴王一方？
袁盎得知晁错准备诛杀自己的消息后大吃一惊，连忙跑去与同样担任过吴相的窦婴商议。窦婴乃是太后窦漪房的侄子，妥妥的外戚，且早在晁错上《削藩策》时便曾当面反对，“七国之乱”后景帝曾意图让其领兵平叛，但窦婴却一直以患病为借口推辞，以至于汉景帝愤然道，“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
听了袁盎的话，窦婴连忙带着他入宫拜见汉景帝，当时晁错恰好也在场。袁盎见了皇帝，先是表示吴王叛乱必败，以表明自己是站在朝廷一边的，汉景帝便向其问策，袁盎便让皇帝屏退旁人，待晁错离开后，袁盎这才说道，“吴楚之所以叛乱，就是晁错建议削藩，只要皇上斩杀了晁错，赦免了吴楚七国诸侯王的罪行，并恢复他们的封地，叛乱自会消除”。
其实汉景帝、袁盎他们都很清楚，吴王刘濞等诸侯王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不过是个谋反的借口罢了，就算诛杀了晁错，他们岂会罢兵。因此，袁盎和窦婴等人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迫使汉景帝在他们与晁错等文官智囊之间做出选择，这实际上又是一次逼宫行为。
袁盎的建议的确让汉景帝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他选择妥协诛杀晁错，那么功勋集团势必会领命出兵平叛，但如此一来功勋集团势力必然再度高涨；可如果继续重用晁错等人，那么自己也只能像晁错建议的那样，被迫御驾亲征。
汉景帝最终还是被迫向现实妥协，感叹道，“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见此情形，袁盎、窦婴这才松了口气，之后袁盎便以太常身份出使吴国，窦婴也领受了大将军职位，决定领兵出征，而绛侯周勃之子周亚夫也随之被起用。
然而，汉景帝虽然选择了妥协，但却仍然难以下令诛除晁错，因而一连拖了十多天。眼看皇帝难以最终下定决心，丞相陶青（开国功臣、开封侯陶舍之子）、中尉陈嘉、廷尉张鸥（开国功臣、安丘侯张说之子）等人便联名上书，弹劾晁错，建议将其满门抄斩。眼看功勋集团步步紧逼，汉景帝只得批准了这道奏章。
最终，在汉景帝的示意下，中尉陈嘉前往晁错家中，下诏骗其上朝议事，等车马经过长安东市时，陈嘉下令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然后将其腰斩。
当然，汉景帝虽然迫于形势诛杀了晁错，但对于在关键时刻逼宫的袁盎等功勋集团，却也是恨之入骨。因此，袁盎出使吴国返回后，再也没有获得重用；窦婴虽然领兵参与平叛立功，但也就此与丞相之位无缘；周亚夫虽然最终因功得以担任丞相，但最终的下场却同样极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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