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中国八大方言的来龙去脉

提起中国方言，80后、90后更多的是童年记忆，日常生活中已很少使用，只是给父母打电话时、跟老乡聚会时用用。至于00后，大多已不会讲方言，有些能听懂但不会说。可以推想，用不着半个世纪，方言真的要消亡了！

 

今天，就来为大家讲讲，中国的“南腔北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汉语最初的源头，可追溯至三四千年前夏商时期的中原地区。就当时而言，中原之外的地方被称作“四夷”，“四夷”之人不说汉语，他们的语言是另外的系统，如壮侗语系、苗瑶语系、藏缅语系等。后来，这些“四夷”有的被华夏族同化，开始说不太标准的“华夏语”，这就成了最初的方言；另有一些“四夷”未被同化，他们的语言成为少数民族语言。

 

到春秋战国时，各地方言很难互相通话了。在北方，中原人听不懂胶东方言，称之为“齐东野语”；南方话就更听不懂了，连孟子都称南方人为“鴃舌之人”，把南方话视同“鸟语”。在秦汉之前，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汉人数量较少，土著较多，南方是一大片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他们大多使用当地的百越族语言。

 

从秦汉时期开始，历经西晋末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北宋末的靖康之变，再到明朝初年的“江西填湖广”，清朝初年的“湖广走四川”，清朝的太平天国事件，以及“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移民反复出现，由于移民的规模巨大，他们迁出地的语言和迁入地的土著语言融合，百十年后往往会形成新的方言。

 

了解了方言的形成原因后，下面请随小编一起来认识一下中国八大方言：吴语、湘语、粤语、闽语、赣语、客家语、晋语和北方官话。

一、吴语

 

在汉语各大方言中，吴语的历史最为久远。早在3000年前的商末、先周时期，周人首领古公亶父的儿子吴太伯（周文王的兄弟），离开陕西岐山，率众来到太湖一带，从而建立了古吴国，这是吴越地区最早的汉人，而他们使用的语言，就成了吴语最初的源头。

 

在先秦时期，浙江人不说吴语，而是说古越语。但秦汉、六朝不断往南开发，吴语逐渐同化了古越语，使浙江大部都说吴语。反而江苏本省只有苏南说吴语，苏中北说江淮官话，苏西北说中原官话。南京、镇江一带，在秦汉、魏晋时期都是说吴语的，但从永嘉之乱后的东晋开始，由于接收了大量北方移民，使吴语融合北方官话形成一种新的方言——江淮官话。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方言，尽管在历史上不断受官话侵蚀，但吴语依旧保留了大量古音，如把“不”说成“弗”，句尾不说“了”而说“哉”。方言学家发现，吴语发音很大程度上贴近《切韵》《广韵》，保留了整齐的八声调。

 

吴语也称作“吴侬软语”。如在《红楼梦》里，苏州美女林黛玉在“黛玉葬花”中唱道：“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侬”“痴”都是吴语。

老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新吴语以上海话为代表，有8%的汉族人口在使用。一般认为苏州话为最纯粹、最正宗的吴语，因为上海话是个“大杂烩”，融合了嘉兴话、苏州话、宁波话甚至苏北话。今天的吴语区包括：浙江大部、江苏南部、上海，此外还包括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和福建浦城。

 

二、湘语

 

今天湖南的方言比较复杂，不但有湘语，还有赣语、客家话、西南官话和湘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但在古代并非如此，汉代扬雄的《方言》一书中提及“南楚江湘”，当时湖南全境都讲湘语（少数民族除外）。

 

湘语是汉语方言中第二古老的，仅次于吴语，它的最初源头可追溯至古楚语。商末躲避战乱的中原移民，南迁至湖北一带，逐渐形成古楚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强势的楚国南进，把古楚语引入长江以南的湖南。今天的湖北原本是古楚语的腹地，后来因为接收了大量北方移民，最终古楚语被北方官话取代，如今武汉话完全是西南官话，与重庆话、四川话相近。

长沙、衡阳一带原本都是说老湘语的，但唐代安史之乱后，受到北方移民影响，大量涌入北方官话，大大地消弱了古楚语的特征，变成新湘语。湖南西北部的常德、张家界、湘西，则彻底变成西南官话区。到了明朝初年，“江西填湖广”，涌入大量江西移民，所以湖南话又带有明显的赣方言特征，而湖南东部则变成赣方言区。

 

老湘语以湘乡话（如双峰话）为代表，新湘语以长沙话为代表，有5%的汉族人口在使用。除了湖南本省外，广西东北部也有4个县说湘语。有方言学者指出，长沙话由于受到官话影响较大，接近普通话，比较好懂，老湘语才是最纯粹、最正宗的湘语，曾国藩就说老湘语，他说话咸丰皇帝无论如何都听不懂。

 

三、粤语

 

作为今日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方言，粤语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最初的源头，一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和岭南人的交流；另一个可追溯至秦朝，秦始皇征服岭南原住民——百越民族，在那里驻扎了50万大军，并且安排了提供物资配套的北方移民（移民多为罪犯，造成后来岭南民风彪悍）。他们把战国、秦朝时期的北方话带到了岭南，长期与百越土著语言融合，形成新的方言——粤语。

古越族人没有文字，楚人记载了一首《越人歌》：“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由于这是记音文字，意义至今无人能懂。且不说先秦时期，即使到了南越国（相当于秦末汉初时期），当地土著人的数量仍超过北方移民，甚至南越王赵佗也入乡随俗——断发文身，早期粤语融入了大量古越语。

 

但为什么今天的粤语可以文白对应？这和历代涌入的北方移民有关，尤其是两宋末年的移民，中原人、江淮人为躲避战乱，大量逃至遥远的岭南。这样，粤语融入了不少宋朝的官话。方言学家发现，粤语和宋朝韵书《广韵》中的语音高度吻合。也就是说，宋朝之后的粤语，减少了古越语的成分，增加了宋朝官话的成分。

 

老粤语以广州话为代表，新粤语以香港话为代表（香港粤语实际更接近宋朝古音），有5%的汉族人口在使用。除了广东大部（东部的潮汕、陆丰说闽南语、东北部的梅州、韶关等地说客家话），广西东南部也使用粤语，甚至以前不讲粤语的南宁，也变得以说粤语为主了。

 

四、闽语

 

“闽语”是一个非严谨概念，因为它是福建方言的统称（不含闽西客家话），但实际上闽南语和福州话互相之间无法沟通。不仅如此，福建境内还有莆仙方言，与前两种方言差异都很大，与温州话一道，堪称中国最难懂的两种方言，它们和普通话相比，声母韵母全变了，不知所云。

 

在八大方言中，闽语是内部分歧最大的一种方言。外地人完全听不懂，不过，它依旧是汉语方言之一，而非少数民族语言。福建也是古代百越民族的主要聚集区之一，古代叫作“闽越”，有别于广东的“南越”和浙江的“瓯越”。

在南方诸省中，福建开化的时间较晚，一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大量说吴语的苏南、浙北移民从陆路海路涌进福建。后来历经三国、两晋时期，古吴语与土著闽越语融合，形成了闽语。古吴语只是闽语最初的来源，在历次北方人南迁大移民中，又为福建话融入大量新的语言基因。

 

由于移民出发地不一致，迁入地也分山区和沿海，所以造成闽语内部差异极大。如厦门和福州相距才300公里，两地人如果不说普通话简直无法交流。福州话主要源于三国以后的江淮移民；泉州话主要源于隋唐之际的中原移民；莆仙话尽管源自唐代泉州话，但由于近千年的独立发展，和闽南语之间已很难通话了。

 

闽东片的闽语，以福州话为代表；闽南片的闽语，以泉州话为代表。福建有4/5的闽语人口，在使用闽东片、闽南片的闽语。全国有4%的汉族人口在使用闽语。福建省除了闽西使用客家话外，全省大部都使用闽语。此外，广东的潮汕、陆丰和湛江局部，浙江南部，海南局部，台湾局部，东南亚局部，也都在使用闽语。

 

五、赣语

 

和其他方言动辄追溯至先秦不同，赣方言没有那么悠久的历史，也不存在“古赣语”一说。在西汉之前，江西几乎没有汉人，当地土著是扬越族。汉代扬雄的《方言》一书中，其他方言都有提及，唯独对赣方言没有提及（客家方言源于赣方言，有方言学家将二者并称为“客赣方言”），说明当时尚未出现赣方言。

 

“吴头楚尾”的江西，左有湘语、右有吴语，但自己的方言迟至西晋末年永嘉南渡后才有苗头。一直到唐代安史之乱后，由于北方来的移民数量远超当地土著，在江西中北部才渐渐形成赣方言。

唐代之前，北方人去中原，要经过湘江、灵渠、漓江、珠江，路程较远、耗时较久。由于唐代中后期，北方来的移民数量巨大，再加上唐代中期在赣粤交界处打通了前往岭南的驿道，使赣江成为中原人前往岭南的必经之路。人口优势加交通优势，使得江西在宋元明时期变得异常繁荣，变成人口输出大省。明朝初年出现“江西填湖广”大移民，湖北、湖南、安徽的赣方言区，就是江西移民带过去的。至今仍有很多人到江西鄱阳的瓦屑坝、南昌的筷子巷寻根问祖。

赣方言以南昌话为代表，有2%的汉族人口在使用。除了江西中北部外，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安徽西南部、福建西北部也有人使用赣方言。不过和闽语不同，赣方言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各片区之间互通程度比较高。

 

六、客家语

 

在八大方言中，客家话是唯一一种不以地名命名的方言，同时也是出现时间最晚的方言。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原和江淮一带的移民，逃难来到江西中北部，后来形成赣方言。唐末黄巢起义时，他们中的一部分继续南迁到赣、闽、粤三省交界处，和当地土著（包括百越后裔、畲族人和唐代之前南迁的汉人）交融，开始形成早期的客家话。由于最初的客家话源于赣方言，所以客家话中保留大量赣方言的特征。

 

两宋末年，规模更大的北来移民来到客家大本营，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客家话，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稳定的、富有特色的汉语方言。赣州是客家人摇篮（最初的客家先民说赣方言），闽西人是客家人祖地，梅州是客家人首府/世界客都，这三处成为客家大本营。赣州现有1000万客家人，为世界客家人之最。

老客家话，以赣南话为代表（赣州城区非客家话，而是西南官话）；新客家话，以梅州话为代表。有4%的汉族人口在使用。除了客家大本营的赣南、闽西、粤东北之外，湖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四川局部，浙江南部，大部分畲族地区，还有台湾的新竹、苗栗，以及新马泰等国的华人社区也都在使用客家方言。客家大本营之外的客家话，主要是粤东、闽西迁过去的，如江西修水的客家人陈寅恪，祖先来自闽西。

 

古代有“客家四州”的说法，即赣州、汀州（长汀）、梅州、惠州，深圳的土著方言其实也是客家话，只是如今并不流行而已。客家话保留了大量唐宋时期的古音，有些诗词用普通话不押韵，但用客家话却非常合韵，如“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斜”和“家”普通话不押韵，但客家话“斜”发音qia，就押韵了。

 

梅州的新客家话，由于融入宋朝官话的元素，可以实现文白对应。所以有些客家话的电视广播节目，可以使用梅州话畅通无阻。但使用赣南的宁都话、赣县话这些老客家话，无法文白对应，如果硬生生地用方言读书面文章，会特别别扭。由于客家人最终成熟于梅州，广东其他地区的客家人，湖南、广西、四川、台湾以及海外的客家人，大多出自梅州，所以梅州被视作“最正宗”的客家人……

 

七、晋语

 

古代官方语言，都是有入声词的，如今客家话、粤语、闽语也保持了入声。但在北方官话中，已经完全没有入声，北方只有晋语还有入声。所以你打开《中国汉语方言地图》，会发现北方一整片都是官话区，唯独晋语例外，这是什么原因呢？

 

晋语在北方大地，自成一种方言，最主要的原因和闭塞的地貌有关。左有黄河、右有太行山、南有黄河，只有往北可以通往塞外。其实早在史前时期，山西南部出现规模大、历时长的陶寺文明，由于地形闭塞交通不便，它没有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而更晚出现、位于洛阳附近的二里头文明，由于地形开阔，方便接纳东西南北的不同文化，因而成为华夏文明之祖。

 

我们都知道，在平原地带容易爆发大规模战争，而普通百姓在平原根本无处可躲，所以他们只能选择逃亡。随着人口大量流失，征服民族的人口大量涌入，会使当地的文化出现割裂。而山西却因为山水护佑阻隔，使晋文化没有断层。这导致晋语没有像其他北方语言一样进化，而是保留了较多古音。

 

此外，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集区，匈奴人、鲜卑人、党项人，与土著汉人早已融合在一起了。这样，致使古代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成为现代晋语的底层成分之一。

 

到了明末清初，改朝换代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损失，而山西由于地理原因，大多数百姓在乱世中免于死亡。所以山西在明朝初年成为重要的人口输出地，于是有了“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那场规模浩大的移民运动。

 

从明朝中期到近代，旷日持久的“走西口”移民运动，让晋语的地盘变得更大，除了山西本部外，内蒙古中西部、陕西北部、河南的黄河以北、河北西部也都使用晋语。当然，最正宗的晋语，一般认为是太原话和吕梁话。

 

八、北方官话

 

《中国汉语方言地图》中，除了东南一带、山西及其周边地区外，中国大部都在使用北方官话。官话最明显的特征，是距普通话较近，很容易就能听懂。比如从哈尔滨到昆明，相隔的距离如此之远，但他们使用方言是可以通话的。

 

官话，可理解为古代普通话，在周朝时称作“雅言”“雅音”，到明清时称作“官话”。官话一般是王朝都城使用的语言，各地官员到朝廷汇报工作，或者中央派官员到地方任职，都使用官话，也就是当时的通语。没有这个通语，异地之人无法沟通。

 

周朝开始，洛阳雅音一直是官话。东晋开始，洛阳话和古吴语融合成金陵雅音，成为新的官话。到了唐朝，长安地区融入金陵话的洛阳雅音，重新成为官话。到明朝，南京话又回归为全国通语。到了清朝，北京使用的方言，杂糅了燕赵古音、元大都话、南京话和满语等历史层次，形成清朝的官话，也称“国语”。大清皇室最初是说满语的（双语制，满人内部说满语，遇汉人说汉语），但到雍正年间满语开始不敌汉语，从咸丰开始大清皇帝也说不了几句满语了，而溥仪只会用满语说“你好”。

时至今日，中国70%以上的汉族人口使用官话。虽然习惯上称“北方官话”，但实际上西南地区大部、东南地区局部也在使用官话。官话包括八种：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

 

北京官话，以北京话为代表。名曰“北京官话”，但从使用区域来看，实际是“热河官话”，除北京外，原属热河的河北承德、廊坊、涿州，内蒙古赤峰，辽宁朝阳、葫芦岛、阜新，都在使用北京官话。这也是公认普通话最标准的地方，尤其是河北承德的滦平县，更是普通话的采集地。

 

中原官话，以河南话为代表。由于古代洛阳雅音就在河南，尽管历经改朝换代，但依旧保留了语言基因。广义上的中原地区，都在使用中原官话，除了河南省外，还包括冀南、晋南、苏北、淮北、鲁西南、关中，以及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的部分地区。

 

西南官话也叫“上江官话”，以四川话为代表，是中国各大方言中使用人口最多的。西南官话分布区域十分广，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大部，还有湖北广西、湖南、陕西、江西局部等。

 

江淮官话也叫“下江官话”，以南京话为代表。除了江苏的长江以北地区、南京镇江一带外，安徽的淮河以南地区、江西北部也在使用江淮官话。上文已述，江淮官话是吴语融入西晋时的北方官话形成的。在六朝时期、明朝时期，江淮官话两次成为全国通语。

 

东北官话，以东北话为代表。除了东三省外，还有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在使用。东北官话和“闯关东”有关，清朝中后期，山东、河北人突破朝廷禁令，大举移民东北，他们和当地方言融合成东北话。东北话，越靠南越有“东北味”“胶东味”，越靠北越接近普通话，到哈尔滨已是标准的普通话。

 

冀鲁官话，以天津话为代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爱说“嘛时候”。除了河北、天津、山东（不包括胶东地区）外，北京平谷、山西广灵、内蒙古宁城也在使用冀鲁官话。

 

胶辽官话，以山东青岛话为代表。胶辽官话最初源于山东的胶东半岛，那里的方言自古就有别于山东西部，前文也提及“齐东野语”。后来由于“闯关东”移民，当地方言流传到辽东半岛、吉林东南部一带。

 

兰银官话，以兰州话为代表。除了甘肃、宁夏外，新疆北部和内蒙阿拉善地区也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