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的“食盐战”

(图文无关)

出处：《文史春秋》2013年第3期

作者：赖晨

有道是：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盐是生活必需品，盐关系国计民生，具有不可替代性，是历朝历代的战略物资，一直被官方垄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由于地处边远山区，大多不产盐，加上敌人的严密封锁，广大军民备受缺盐之苦。为此，苏区广大军民，围绕食盐演绎了一幕幕艰辛的战斗……

食盐封锁

1930年，国民党当局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开始实行经济封锁。敌人在南昌市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颁布《封锁匪区办法》，叫嚣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共产党手里”。封锁中央苏区的管理机构遍设于赣南各县交通要道。1931年，国民党对私运食盐、布匹、火油（煤油、汽油、柴油）、西药到苏区的人，轻则没收财物、剃光眉毛、罚做苦役；重则以通“匪”罪论处，并明令偷运食盐济“匪”者，格杀勿论。国民党实行“计口授盐”，限定每人每月食盐供给量4-5钱（约14克），代用品酱油、咸菜、罐头等3钱（约9克）抵充1钱（约3.1克）盐，加紧对食盐进行封锁。

敌人的这一招果然毒辣，不产盐的苏区军民备受缺盐之苦。435万中央苏区军民，每月至少需耗盐15万公斤以上，一时间导致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1块大洋在白区可买7斤盐，但在苏区只能买到7.3钱盐，所谓“盐顶七钱三”，还常常有价无市。按当时稻谷价格两元1石（100斤）计算，买1斤盐就需要至少两石稻谷（200斤）。群众有“盐用小纸包，谷用大箩挑”的传言，真可谓是“石谷两盐”。

即使如此，盐也还是供不应求。食盐的代用品，如咸菜、咸肉之类，早就煮水吃完了，百姓三四天、甚至一个星期都吃不到一次盐。没有盐，只能用酸菜汁、醋、辣椒水调味。许多百姓因为长期缺盐，头发变白，四肢无力，身体浮肿，患上各种疑难杂症，甚至丧生。红军战士也因为得不到食盐补充，体质明显下降，严重削弱了战斗力。

到第五次反“围剿”初期，随着“围剿”的进行，国民党封锁日益严密，根据地物资供应更加匮乏，以致达到“米每元五斤，盐每元一两五钱，柴每斤二角”的地步，许多人长期吃不上盐。

虎口夺盐

为了解决食盐紧缺问题，保证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所需，各革命根据地采取一切办法，通过各种渠道，竭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千方百计开展红、白区贸易，从白区采购食盐。

闽浙赣苏区早在1930年10月中下旬就创办了消费合作社，翌年下半年，又在边境设立了19个外贸处，省级各单位、各县建立贩卖部，各区、各乡镇设合作商店，与白区做生意，互通有无。他们还分别开辟了江西德兴县、玉山县至浙江开化县、华埠镇的两条盐道，拥有一支二三百人的专职采办人员队伍。闽浙赣苏区德兴县第十区消费合作社干部在红白交界的灰色地带——鹅公岭收购食盐。对送盐来卖的商民，一律热情招待，每人免费供应半斤猪肉、半把粉丝。结果送盐来卖的人越来越多，地区越来越广，方圆几百里的大小村庄，都动起来了，日收购量猛增到千多斤，来卖盐的不但有大人，也有小孩。对于小孩，消费合作社干部除了照给猪肉、粉丝外，每人还发2块寿饼。合作社在鹅公岭工作了3个多月，收购了20多万斤食盐。每天从苏区来运盐的人，不绝于途。

1933年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国民经济部下设对外贸易局，并相继设立了6个直属对外贸易分局和10个采办处，随后又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员会和转运局，打造了300多艘货船，从水陆两路开展外贸。10月16日，对外贸易局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与陈济棠签订了一份秘密协定，以赣南的钨砂换取食盐等紧缺物资。赣县江口外贸分局独当一面，为中央苏区解决了70%的食盐，被誉为“苏区第一海关”。

同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消费合作总社成立，下设福建、江西2个省、17个县消费合作社。到1934年2月，中央苏区境内消费合作社总数达到1140个，广泛吸纳民间闲散资金，贩运食盐等日常生活品。福建上杭县上、下才溪乡还成立了食盐消费合作社，自筹资金收购当地农产品，专门从白区换取食盐，然后按成本价卖给社员。1932年8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人民委员会令第20号》中明确规定，对食盐等苏区紧缺物资进口实行减收半税，鼓励从白区进口。当时苏区派人去白区收购食盐，用的既非苏区的“苏币”，也非国民党的钞票，一律是现大洋，所以白区商民十分高兴。

正确的政策，调动了商人的积极性。红、白区商人为了赚钱，采用各种方式从事食盐生意。他们各自约定在某个山头，双方把货物运到那里进行交易，如遇到意外事故，便把货物放在山头，各自挑回家，以后再约定时间、地点结算款项。有的商人乔装成樵夫，把食盐运到约定山头，有的商人与民团合伙，民团头目为了钱，只装模作样地检查，事实上掩护商人把大批食盐运到根据地。

红、白区商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谋取食盐：有的群众伪装成敌人的官吏，把食盐藏在轿子里抬过封锁线；有的是把纸张或棉衣用盐水浸过晒干，然后带入苏区，又用沸水将其所含盐质煮出来；有些农民群众进城买人粪尿肥料，便将盐包或盐盒藏在粪尿笼子或马桶的夹层里，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搜查；还有的用夹箩底装盐，或假扮丧事，用棺木运盐；有的将盐藏在送亲友的猪肉、粽子、月饼里，以走亲戚为名，通过关卡；有的将盐装入布袋，捆在肚子上，伪装孕妇，以瞒过岗哨检查；有的将盐藏在棉夹衣服的夹缝里或藏在穿着的袜子里，瞒过岗哨；有的将毛竹打通竹节，将盐塞入竹子里，用木塞、泥巴封口，扎成竹排，顺流而下至苏区……办法之多、行动之隐秘，常常令敌人防不胜防，叫苦不迭。

在情况紧急的时候，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还直接派红军打到白区采购，或组织武装力量护送工农群众采办食盐，坚决消灭白区盐卡，或组织短小精悍的游击队消灭拦截群众的反动民团，掩护群众运盐。

1933年春夏之交，中央苏区的经济严重恶化，进一步加剧了盐荒，解决食盐问题成了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6月，红一方面军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外线出击入闽作战，几天时间内连克福建顺昌洋口、延平峡阳二港和南平夏道码头，缴获食盐24万多斤。10月26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驻闽绥署、十九路军跟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媾和，开始解除经济封锁，先对苏区敞开供应食盐、药材等商品。同年8月，红四方面军也发动了一场“夺盐战役”，夺取了四川仪陇、南部等大片产盐区，恢复了食盐生产。

1934年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抗日先遣队，在红九军团的配合下再次入闽，攻克大田县城、古田水口，缴获食盐20多万斤。8月，红九军团在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渡过闽江，完成战斗任务后，回师占领尤溪口，夺得食盐5万多斤。红九军团响亮喊出了“背盐就是背黄金”的口号，全体官兵背负食盐，翻山越岭，昼夜兼程，历时半个多月，行程数百里，从尤溪口一两不丢地送到闽西连城姑田圩，再肩挑背驮接运回赣南，为中央红军主力抵御强敌、实施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及时地提供了物质支撑，赢得了一线生机。

熬盐运动

面对严酷的现实，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还因事制宜，积极开展全民自救生产运动，发动群众熬制硝盐。

硝盐是用厕所、厨房的墙土熬制而成的，分三步。第一步是过滤：先把土打碎，泡在水里，数天后将泡土的卤水用布滤出；第二步是熬卤：放到锅里去熬，水熬干后，锅里剩下的便是硝盐；第三步是分解：将盐和硝分离开来，分解的技术要求比较高。硝盐吃起来有些苦涩味，但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却起到了应急的作用。

于都岭背区的熬硝盐技术最为老道，其经验主要有三点。第一，选好熬盐土。凡是含有毒素的泥土，如坟墓里的泥土不能熬盐，因为熬出的盐吃了会生病。放过盐的盐栈的泥土、年代久远的泥土，或者靠近地面的墙壁上的泥土等最好。收集来的泥土，要进行口尝辨别咸、酸、苦、硝等味道，然后把有咸味的与酸味的或苦味的泥土配合起来，这样熬出的盐比只用一种味道的土熬出的盐质量要好。第二，控制熬盐的火候。火力大小会影响盐的质量，火力大，盐的颗粒比较细小；火力小，盐的颗粒就比较粗大，一般以八成火候为宜。第三，注意熬盐的三个操作程序（过滤、熬卤、分解）的精细化管理。

苏区各地纷纷支锅开炉，大办熬盐厂，其中闽浙赣苏区建造的熬盐厂数量最多，达到1335个。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江西7个县有熬盐厂581个，有些区、乡已经完全做到食盐自给，并且还能出售一部分。瑞金县在1934年7月，有28个公立熬盐厂，每天能熬出220斤盐。兴国县办起熬盐厂312个，拆旧灶台、旧墙，扫取老墙屋脚灰，熬制硝盐，每日产量可达300多公斤，而且盐色、盐味都很好，没有杂质、硝质，洁白可口。这是江西省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食盐生产。

熬盐运动取得了一定成绩，部分解决了群众的食盐问题，它不但减轻了食盐困难，而且食盐价格很快降了下来。据《红色中华》1934年9月26日报道：“过去市面的盐每个大洋只能买到一两多，现在我们合作社熬的盐则每个大洋可以买到五两多，私熬的盐每个大洋也可以买到三四两，比过去的价格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