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大军阀，是北洋军阀的鼻祖人物，他曾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时在中国境内，连最高价的货币银元都印着他的头像。
但在他一度“显赫”的地位外，民间则更愿意厌恶地叫他——袁大头。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为众人所憎恨，最终也被从最高位置上推翻。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死后依然引起了轰动，关于袁世凯墓该不该叫“袁陵”这个问题曾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们不的绝争论。
而在关键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仅仅改了一个字，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皆大欢喜。
虽然当时还没有制定国葬的具体标准到底是什么，但就规格而言，袁世凯的葬礼在那个时代，无疑就是一场最为盛大、奢靡的“国葬”。
陵园的所在地“安阳”，对于袁世凯而言，意义非凡。
在袁世凯儿童时，他就知道家乡河南的安阳有个洹上村，让袁世凯念念不忘多年的原因是，传闻商朝名相伊尹曾经在这里隐居过三年，同时，安阳也是袁世凯的远祖东汉军阀袁绍的发祥地。
于是，在野心勃勃的袁世凯眼里，洹上村就成为了他称雄称霸的一块吉祥宝地，在袁世凯发迹之初，袁世凯还在小站负责练兵的时候，他就一掷千金，利用自己的权势买下了这里的二百多亩地，而且它很快就发挥出了自己的功效。
安阳洹上村位于河南与直隶交界处，交通方便，距离京城路程短，只要是有心人，即使是隐居于此处，整天模仿姜太公垂钓洹水，也可以依托洹上村的便利掌握天下动态。
洹上村就是这样一块寄托了袁世凯儿时梦想以及他练兵回忆的地方，以至于袁世凯在遗愿中明确地写下了“葬吾洹上”，他要求一定要把自己葬在洹上村。
这样一个“窃国窃贼”、“八十六天被赶下来”的千古罪人，名声恶臭的失败之人，为何还能享有这样一场规模如此豪华的葬礼？
原因是在袁世凯逝世后，当时主政的依然是北洋政府，新上任的大总统黎元洪要求属下要按照高规格的标准为袁世凯举行葬礼，钱款从国库拨出。
而作为昔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葬礼不仅豪华得堪称“国葬”，他的陵园还实现了中国殡葬文化首次的“中西结合”。
先是在北京停灵二十一天，然后运往河南安阳洹上村下葬。
北京西车站外，在预先搭建的祭棚里，由国务总理段祺瑞带领文武百官陪祭袁世凯的灵柩在北京的最后一程。
专列到达河南彰德，袁世凯灵柩被放入提前搭建好的祭棚内，还要再次接受当地官员的祭拜，之后，再由80人抬杠送至位于洹上村的袁府。
袁府内，一边袁世凯的葬礼在按照着最奢华的标准稳步进行着，另一边，关于修建陵园的的修建工作却令负责人时刻紧张不已。
一般达官显贵的陵墓都是提早修筑好的，而袁世凯因为病情来得匆忙，他早早选中了自己下葬之地，却没有提前为自己准备好墓地；北洋政府则按其遗愿，选择了在河南洹上村修建陵园，负责主持陵园选地的和修建工程的是时任河南巡按使的田文列。
袁世凯的陵园修建是个大工程，而且陵园的设计还要求不仅要融合中西方文化的精髓，还要设计得精心、与众不同，田文列为了解决此事特地从德国聘请了专业的工程师为陵园编绘。
陵园在规格上参考的是明清皇陵，虽然规模略小于明陵，但其豪华程度却丝毫不逊色；在设计风格上它杂糅了西式建筑的特色，其中还少量借鉴了美国总统格兰特的陵墓风格，可见袁世凯陵园的筹建有多庞大和独特。
最终定稿的是一座中西合璧、无比奢华的独特陵园。
在正式修建之前，这项大工程采用的是招标的形式，工程量之浩大，引起了共十七家企共同参与竞标，而最终中标的是兴隆木厂。
8月23日，在袁世凯灵柩举行安葬仪式的同时，此时快马加鞭修建的陵园已经初具规模了。
在洹上村东北面有个太平庄，这里便是袁世凯的陵园了，袁世凯曾在这里购置了两百亩的地，如今一百四十亩都用于他陵园的建设。
南面是洹水，北边是寿安山，这在风水学上显然是达官显贵们最为追逐的宝地。
袁世凯陵园因为内包水泥，外砌石墙，形成了国内陵园中一股独特欧式风貌，但其同时也保留了中式传统，设置了照壁、牌楼、碑亭、东西配殿、景仁堂、墓台等建筑。
袁林以神道为中轴，分布其间，设计严谨，以我国古典建筑的规制为体，以西洋建筑风貌为用，成为了我国陵墓建筑史上的一个创例，因此袁陵的建造，也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整个袁林的最南端是硕大的照壁，照壁内侧刻满了技艺精湛的砖雕图案，袁林照壁也是全国现存照壁中规模最大、纹饰最精美的一个。
绕过照壁，则是袁林的另一座大型建筑——牌楼。
引人注意的是，袁林中的牌楼与传统木、石结构不同，它是用铁筋洋灰石子筑就，当时的整个中式陵墓建筑史还鲜少利用到这种材料，而且它在国内的数量也非常少，明显不足以满足陵园迅速修建的要求。
而北洋政府为了修筑好陵园，还专门从日本大动干戈的进口了大量的水泥，也才修筑好了如今我们眼前六柱五楼冲天式的高大牌楼。
有人评价，神道两旁的文武翁仲是整个袁林中最能体现其时代特色的一项，他们被设计为真人大小，体型略矮胖，装扮完全是袁世凯执政时期的装束。
文官头顶平天冠，身着祭天大礼服，武官身着北洋军服，腰扎皮带，寓意着文武官在共同守卫着袁林。
同时这一文一武，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出北洋军阀时期人们的审美，也体现出袁世凯时期的礼仪和风俗。
在碑亭中高达5.5米的墓碑上、正面镌刻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端楷大字，这则是出自于袁世凯好友徐世昌的手笔。
在送葬人举行完最后的送别仪式之后，墓穴的石门关闭，大量的冥器按照丧葬习俗都在墓前被焚烧殆尽。
在安葬仪式彻底结束后，陵园才又开始了施工，工程量之大，一共修建了整整两年，直至1918年6月，才全部完工。
如此浩大的袁林一共花了多少钱？
在那个百姓吃不饱穿不暖、饥寒灾害不断，国家被列强不断吞占的年代，北洋政府却大方的拿出了近50万银元来用于袁林的初期修建费用，不过随着工程一步步推进，北洋政府逐渐式微，国库不再承担得起这笔巨款。
最后徐世昌、段祺瑞等几位大军阀相继出面，联名发出了公告，号召各地官员为袁林捐赠后续资金，在他们的影响力下，后来一共募集到了25万银元，才彻底完成了陵园的修建。
命名风波，到底能不能叫作“陵”
曾经，不仅是各地的专家学者、爱国志士，就连各党派的高级官员也都纷纷为这个问题而争论不休，那就是——袁世凯的陵园能不能称作“陵”。
“袁陵”首当其冲的支持派便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
在他眼里，既然北洋政府是按照最高的规格为其举办的殡葬，袁世凯死后穿着的寿衣也是冕服，那么，陵园的名称自然而然也可以效仿最高等级陵园的命名方式，称呼为“陵”。
袁克定一度坚定地认为，既然规格和寿衣都可以，那么一个小小的“陵”字又有何不可？
然而，在民间，争论爆发的原因正是在于袁世凯当初的复辟行为，它只是袁世凯的一厢情愿，于思想上，当时民智已经开化，即使袁世凯仗着兵权试图称王称霸，思想已经改变的平头老百姓也不可能认可他。
而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袁世凯的行为 也没有得到政府彻底的支持和许可，因此，袁世凯陵园命名一事，多争论，而少支持“陵”字的支持者。
为了争取到陵园的命名权，袁克定特意向袁世凯生前的挚交好友徐世昌请教。
而徐世昌此时正在竞选大总统一职，深谙政治风险的他建议道，袁世凯生前并未成功，又没有居住过大雄宝殿，再者，洪元年号也被他取消了，如果坚持采用意义非凡的陵字，那就很可能会招来不必要的口舌是非。
但虽然“陵”不可以，精明的徐世昌还提出，可以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林”字。
他对袁克定说，“林”与“陵”发音相近，根据古籍上的解释，意思也差不多，不如就选“林”字好了。
袁克定真的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去决定“袁陵”的命名权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于是，他只能选择接受了徐世昌的建议，而这样的决定，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1952年，毛主席在河南省委书记等人的陪同下，在河南参观了袁林，毛主席当场锐评了袁世凯这个反面人物的一生。
当时，有人提出，既然袁世凯是个大坏蛋，那么他的坟墓就应该被铲除！
但毛主席却不这样认为，他还当场下了指示——袁林不能平，相反还要完整地留下来作为反面教材，袁林在，才能更好的教育好子孙后代。
正是因为毛主席当年的一席话，袁林才能保存至今。
1958年，安阳市还建成了博物馆，专门负责管理袁林的建筑文物。
百年过去，至今袁林依然完好的保存着其主体结构的完整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袁林的文物价值和旅游价值凸显，2013年，袁林还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相关部门认定，袁林是全国各省为数不多、保存完整的官邸式建筑，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实物标本，在2018年，经过申请，袁林正式被列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曾有学者提出，关于坟墓的称谓，我国古代的相关规定其实十分严格，不同等级之间差别巨大，如王侯的墓称“家”，平民百姓的墓则只能称“坟”，而只有圣人的墓才能称“林”。
中国历史上普遍认同的“圣人”只有两位，一位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他桃李满天下，创立的儒家思想更是被沿用至今，因此被尊为“文圣人”；另一位就是三国时期的蜀国的名将关羽，他因为义勇，而被称为“武圣人”。
学者认为只有这两位历史人物 ，他们的所作所为为后人所仰慕，他们的墓才配被称为“孔林”和“关林”。
但也有人表示，就当时中国的局势而言，毕竟“林”、“陵”两字虽同音，但在意义上，依旧是天差地别，在那时各方角斗的情况下，能将袁陵改为袁林，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为了感谢医护人员在疫情中奋不顾身、对抗疫所作出的贡献，河南省政府还开放了多项措施，对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施行了为期一年的免费政策，欢迎白衣天使们免票参观袁林；在春暖花开之际，袁林也在新时代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
2022年，袁林作为河南十大旅游景点之一，还成为了诸多外地游客的热门打卡地点。
袁世凯曾试图扭转历史的必然，最终失败，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他的后人却有所不同。
袁家骝出生在1912年，这一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非凡，不但是中华民国成立的元年，在这一年内，他的爷爷袁世凯还就任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许多人以为，这样的一个大家族，家族内都会默认其要从事相关的行业，袁家骝必然是将走上同爷爷一样、或是从政或是从军的道路。
但相反的是，受父亲袁克文被爷爷软禁的经历影响，从小袁家骝就随母亲回到了老家，脱离了袁氏家族的束缚，袁家骝很小的是时候便蒙生了他对科学的兴趣。
袁家骝作为袁世凯的孙子，他既没有选择从政，也没有追随家族的财富，相反，他用自己全部的时间都用于了实验室的研究，专心研究科学，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也使他在这个领域，最终获得了傲人的成绩。
袁家骝的科学成就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特别是在高能物理领域，袁家骝是该领域的专家伟人。
袁家骝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但在他心里，始终还有一件同科学一样重要的事——回到祖国，为祖国作出一份贡献。
1972年，当时的中国科学代表团正在瑞士参观瑞士的核设施，恰巧，袁家骝也在当地，在得知有中国人在瑞士后，他非常兴奋，并主动申请要陪同中国代表团参观。
在获得代表团邀请后，袁家骝激动得踏上了他的归国之旅，不仅如此，他不止想要自己回归故土，还渴望利用自己现在的学识，帮助到自己的国家。
利用在中国的这段时间，袁家骝全面考察了中国的核物理研究情况，在认真思考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在启程回到美国后，袁家骝还动用自己的私交，说动了当时西欧核子研究所副所长，让其允许向中国出售实验设备。
正是在袁家骝的帮助下，中国从西欧获得了一大批先进的核物理实验设备，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核物理研究来说意义非凡，直接促进的中国核物理研究的一大步。
不仅如此，袁家骝的夫人吴健雄也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物理学家之一，夫妻二人同样的爱国，在他们的指导下，中国成功建造了正负电子对撞机。
袁家骝于1979年退休，在这之后，他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前往中国，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国内的多所大学授课讲学，培养了大量的学生，为中国高能物理埋下了腾飞的种子。
再过了几年后，袁家骝便一直留在国内，参与中国的高能物理的研究工作。
在2001年的时候，袁家骝突发心脏病，虽然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但在两年之后，2003年，袁家骝因为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但他为祖国作出的贡献，以及他的爱国赤子心，是一直为人们所铭记的。
有人说：“英雄不问出处。”
袁世凯即使得到了豪华的陵园，但那也不是“袁陵”，而是让后人引以为鉴的“袁林”，而他的后人，则是与他不同，他不像祖辈一样迷失在对名利的追逐中，而是脚踏实步，最终成为了中国科学领域一颗真正为后来人所铭记的一颗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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