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地下特工叶文津笼络了不少日本军官，利用日本人的关系给新四军送物资，就连运送货物的人也是日本人。

抗战胜利后，叶文津则将日军驻上海的军火库全部搬空，秘密动员100多家商号，蚂蚁搬家式地给新四军送去“1万两黄金”。

叶文津是广东东莞人，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在1934年东渡日本，前往留学。

在日本期间，叶文津多次参加爱国活动，其中，有很多同学被日本无理逮捕，不管叶文津等人如何请愿、抗议，日本就是不放人。

1937年6月，5000多名留日学生推举叶文津为代表，返回上海发声。叶文津回到上海后，写下很多痛斥日本的文章，发表在各大报纸上。

并且，叶文津经过留日同学姚潜修的介绍，与夏衍在上海咖啡馆见面，随后成为了地下工作者。

全面抗战后，叶文津辗转各地，进入晋察冀边区采访，宣传八路军抗日事迹。到了1941年10月，叶文津重返上海，化名为叶德铭，在报社任职，实际上是打入敌伪内部，获取情报。

当时，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还有潘汉年、袁殊等人。

当地下特工特别危险，几乎是在敌人的刺刀上跳舞，而叶文津反应敏捷、聪明，多次帮助在敌后的战士们。

1942年6月，叶文津为了给苏北新四军筹集经费，特地去找日本人要钱。

他要钱的名义很简单：“我替社长来要钱，是为了把报纸办得更好。”

敌伪一听，立马拿出了5000块给叶文津。由于当时的大额钞票不易流通，所以叶文津又辗转多次商号，全部换成5块、10块的面额，随后全部转交给新四军。

因为叶文津的工作突出，不久后他担任上海公用局事务科科长，为了使地下工作便于展开，叶文津开始请客吃饭，跟日本军官走动。

在他的努力之下，叶文津已经跟上海的日军上层混熟悉了，也开辟出了一条物资运送路线，于是他尝试着跟日本人搞走私，购买物资。

没想到日本人很爽快就答应了。叶文津便张罗着运送，他的手上有通行证，一路上汽车畅通无阻，将物资交到了新四军的手上。

此后的三年，叶文津利用苦心经营的“日本朋友圈”，多次从上海军火库搬走物资，搬运者甚至还是日本人，先后为新四军送去物资50多吨、金条20根、美元数千元。

可见，叶文津请客吃饭这个办法，不仅能掩护身份，还能让日本人替自己干活。

而在抗战胜利后，日军就地解除武装，军火封存在仓库里。叶文津接到上级指示，迅速赶往日军军官处秘密走动，最终说动了日本海军军官武井，他愿意为自己的私人关系发财。

武井从军火库中搬出了5卡车的物资，亲自护送，将机枪、手枪、子弹等藏在上海的一处杂货铺的地下室里。

几天后，武井又发动自己的关系，搬来了540箱炸药、1000支雷管。

叶文津联系到新四军，派了5名司机驾驶卡车进入上海，叶文津在现场指挥着日军士兵，趁着夜色将所有的物资搬上卡车。

随后，叶文津亲自驾驶小汽车在前边开路，有了文书做为掩护，顺利通过一道道关卡，安全无误地将物资全部送到了新四军的手上。

武井大发“投降财”，且一发便不可收拾，他认为叶文津是最忠实友好的朋友，为了答谢叶文津，又将军需库里全新的194挺歪把子机枪、300多支手枪，粮食、衣物等，共3卡车，交给叶文津。

叶文津故技重施，全部送出上海。

后来叶文津回忆道，这几批物资的价值，在当时价值1万两黄金。相当于，他潜伏在上海，为新四军送去了1万两黄金。

三个月后，新四军来信答谢，说这批物资足够在江南、江北一带作战三、四年。

此后，叶文津退出上海，到香港经商。在1949年时，他还策反江富考，江富考从台湾驾驶军用运输机投诚，飞机上装满了美军的新式装备。

叶文津虽然默默无闻，可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抗战，去把日寇赶出华夏大地。而他在香港的经商所得，4套房产卖掉，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