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与“奸臣”，让秦桧始终直挺挺地绑在历史的什么柱子上。
这里面其实讲了两个概念：第一叫“卖国”，第二叫“奸臣”。这两概念绞在一起，有一点逻辑上的麻烦：就是“卖国”是不是“奸臣”的职责范围，或曰“奸臣”去“卖国”合不合法，比方说我将你的车子卖给他，他要不要，警察会不会找上门来。
既然已经盖棺定论，或曰已经约定俗成，我也姑且认作秦桧卖国，但坚决反对授予他“卖国贼”的称号。因为“国家”毕竟是个大件，不是一、两个集装箱就能解决的东西，一个“贼”都能将它扛出去卖了，那也太抬举“贼”了。
我们说宋朝是个“国家”，但它从来就不是大国，尤其不是“核大国”——北宋立国之时，西北到东北都被夏、辽占尽了，连个达标的马场都没有。马场不达标，战马就没着落，也就很难组建有核打击能力的骑兵队伍。“说岳”评书中不少精彩的战争场面，其中就有我军士兵拿刀去砍敌军的马腿，相当于伊民兵的步枪在打直升机。所以，宋朝万里晴空下大阅兵的场面不多，黑灯瞎火的交易不少。
秦桧要卖国，动因当是国家要卖。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秦桧登了进士第，随后历官太学学正、御史中丞等。初入政坛的秦桧，很有爱国热血青年的样子，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但从“爱国”到“卖国”，秦桧又似乎瞬间来了个180 °的大转弯，这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金军再度南侵——金人来了，抢走了大宋国的布匹、金银，马匹、人口，也顺手牵羊，抢走了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徽、钦二宗在金营为虏，赵构便在应天府即帝位，北宋变作南宋了。
南宋政权初建，宋高宗难题多多。其中最难的，就是如何保住帝位。保位子首先当然要保“国”，但“国”保到什么份上，却很微妙：若让金人长驱直入，大宋的江山一寸不剩，高宗只能跟着去当俘虏；若一不留神真的打到了“黄龙府”，南宋又要还原成北宋，钦宗一回来，高宗又朝哪里摆？所以，高宗清楚着，国家必须卖掉一半，再留一半，就象童谣所唱：“买块豆腐干，吃半边，留半边”。“吃半边”是给别人吃，“留半边”是给自已留，不给别人“吃半边”堵他的嘴，他妒火中烧愤怒一拳，就不能自己“留半边”。所以，“国家大事”与儿戏，事理上没有两样之处。
当然，这个时候的“国家大事”，尚不关秦桧先生的事。高宗上台时，宰相不是秦桧，而是李纲，这是一个抗战派。但不久，高宗即赶走他，放弃中原，从南京应天府逃到扬州，接着又狼狈渡江，经镇江府逃到杭州。
边打边跑，边跑边卖，这时尚属国家的最高机密。苗傅和刘正彦不明白这个，很是不满，他们把帐记到王渊和一批宦官身上，发动政变，杀了他们，又自作主张，“评定”高宗“不称职”，逼其退位。张浚、韩世忠等很想趁机当“忠臣”，起兵“勤王”，宋高宗“复辟”了。二登帝位，高宗仍旧南逃不止，逃到越州，又逃到明州，再自明州到定海，漂泊海上，逃到温州。直到建炎四年夏金兵撤离江南后，他才回到临安府，将临安定为自己的都城。高宗给自己国家定位就在一个“南”字上，他派使臣向金朝哀诉：自己在南方，“所行益穷，所投日狭”，“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请其“见哀而赦己”，不要再南进。
岳飞同样不明白这其中的道道，没搞清高宗在防御金兵，仅是为乞降设个筹码，并非真的要收复失地。当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节节取胜，高宗却下令各路宋军班师时，岳飞便不顾政治影响，在公开场合哭喊了一场。高宗知道后肯定不高兴，次年，他解了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高宗并非是个天生的贱坯子，到手的果子不敢要，而是有他的小九九，他担忧的都是大事：一是迎回钦宗，一是尾大不掉，自己不是失掉位子，就是要坐个空位子。所以，战事一停下来，急不可耐的高宗，立马同金朝签了和议。有了这个和议，秦桧才成了南宋事实上终身宰相。
有位才能有为，秦桧成了宰相，全是高宗的栽培。高宗坚决把秦桧培养成奸臣，那是因为有些事只有奸臣才能办。你想，皇帝那般神圣、威武，能黑灯瞎火当探子，提着棍子打人吗？这些没“风度”、没“品性”的事，都需小人办，需奸臣办。秦桧办的许多事中，最让高宗满意的，包括剪除岳飞。岳飞不是“精忠”，而是“愚忠”。“愚忠”者最大的特征是心眼好，有雷锋精神，但心眼太实，不知道脑筋急转弯，犟脾气一条道跑到底，诚心诚意地得罪人。
岳飞至少得罪了高宗两次，一次是绍兴七年，他升任宣抚使，计划并统刘光世等军大举北伐。这位忧国志士，此时不忧别的，竟忧高宗有能耐寻欢没能耐生崽，提议建储。皇帝的老婆一排一排又一排，儿子女儿无半个，这都是隐私和私事，关别人屁事？岳飞的这个爱国之举和忧患意识，让高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第二次，是他被金牌召回临安后。要说召回的岳飞，其实只是罢了宣抚使，改任枢密副使，实职改虚职。高宗的意图应该够明确，就是让其少管闲事。但岳飞不是韩世忠，一罢政家居，便自号清凉居士，闭门谢客，只读佛经，绝口不谈国事。岳飞容易较真，总忘不了他唾手燕云的壮志，满头大汗地抨议朝政，常常脸红脖子粗，让高宗取不下喉中的鱼骨，也弄得自己丧失了生存的前提。秦桧的机灵也就在这里，他知道高宗有了窝囊气，亲自下手又多有不便，便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拟了个“莫须有”的罪名，于这年（1142年）十月，害岳飞于大理寺狱。
《二十四史》中，各路奸臣形形色色，比伪装秦桧不及王莽，比残忍他不及周兴，比刁钻他更不敌和坤。秦桧历来就没有什么好名声，无论手握权柄之际，还是尸骨寒彻之时。他虽长期权倾朝野，却极少有超级奸臣那种指鹿为马的功夫，一呼百应的豪迈，其谬论一出，总是常遭同僚们的攻击。秦桧也算不上巧舌如簧之辈，谈不上猴子般机灵，每每此时，他总是一阵尴尬，但又总能化险为夷，反败为胜。他的一块致胜法宝，就是把自己连上主子的神经。《宋史》言：“李光尝与桧争论，言颇侵桧，桧不答。及光言毕，桧徐曰：李光无人臣之礼。帝始怒之。”秦桧是与主子休戚与共的，主子也不傻，毛被拔光了，自己不就要露出赤裸裸的皮么？高宗怒之有理！
看来，没有其主，焉能会有秦桧！
高宗自1127年在商丘即位，黑灯瞎火地搞了几十年，国家始终没有卖尽。不是高宗是个炒股高手，而是金人一直没有收购这家的打算。一般认为，只在完颜亮当了皇帝后，才有南下统一的打算，之前他们往中原打来杀去，多是暴力索贿勾当，人财物兼收肥肥自己。高宗让秦桧明里暗里给他们塞上一把，大事、小事确实都还能搞掂，秦桧也一直能当个风光的操盘手。至于完颜成为海陵王，不给高宗拆零散卖的机会，那已是1149年以后的事了。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奸佞。”秦桧最终还是与岳飞走到了一起――在众多的岳王祠里，他都是岳飞像前的一堆铸铁。白铁固然无辜，青山固然有幸，但秦桧与岳飞，谁都不是绝然的无辜和绝然的有幸，他们同是一曲悲剧的殉葬品。可惜的是，在这些地方，白铁单铸了一个秦桧，独独少了宋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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