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调】平湖乐·尧庙社日 王恽
社坛烟淡散林鸦，把酒观多稼。霹雳弦声斗高下，笑喧哗，壤歌亭外山如画。朝来致有，西山爽气，不羡日夕佳。
王恽(1227-1304年)，字仲谋，号秋涧，卫州路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元朝著名学者、诗人兼政治家。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姚枢宣抚东平，辟王恽为详仪官，擢为中书省详定官。二年春转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至元五年(1268)迁御史台，后拜监察御使。接着出历河南、河北、山东、福建等地方官。至元九年又召回京师授承直郎，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二十九年授翰林学士、嘉议大夫。元贞元年(1295)加通政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成宗大德八年(1304)卒在汲县去世，终年七十八岁。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定。《元史》卷一百六十七有传。
王恽一生仕宦，刚直不阿，清贫守职，好学善文，成为元世祖忽必烈、元裕宗真金和元成宗皇帝铁穆耳三代著名谏臣。他20岁时曾拜访一代文宗元好问，颇受称赞。为文不蹈袭前人，独步当时。其书法遒婉，与东鲁王博文、渤海王旭齐。他的不少诗流露出对贫苦人民的同情，如《挽漕篇》、《农里叹》等。而有些诗则寄寓了政治上的感慨，如《禹庙》等。王恽的词，清丽雅正，平易通达，风格接近苏轼、辛弃疾。从内容上看，他的词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词中，多含沧桑之感，这是由于王恽6岁时金亡，40多岁宋亡，时势动荡，加之他前期在官场里，“似田间秧马”，用舍由人，并不得志。到了后期，由于元朝统一南北，局势大定，“人安米贱”，其晚年作品表现为和平淡雅，个人抒情和应酬之作较多，过着“对酒当歌须适意”的散淡生活。
著有《相鉴》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秋涧先生大全集》一百卷。词曲作品有《秋涧乐府》其中有小令11首。其代表作有【越调·平湖乐】、【双调·沉醉东风】等。
元代作曲家有种很有趣的创作现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刚肠嫉恶，面对惨淡的人生；在杂剧中也可以抨击现实、同情民生疾苦，积极干预省生活。但在陶写心情的散曲中，往往变成另一幅面目：或是否定人间一切功过是非，宣扬及时行乐、得过且过；或是消极避世，在乡居和山水中寻求人生的归宿。比起言志的诗和言情的词之间差别，上述的差别更大，甚至一些元代最杰出的散曲作家也不例外。如关汉卿，在杂剧中可以写出《窦娥冤》、《望江亭》，抨击官府权贵草菅人命、蝇营狗苟，为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沉痛的呐喊。但在散曲中，即使是在那首著名的散曲【南吕·一枝花·不服老】，在狂放高傲，声称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后，表现的则是玩世不恭：“花中消遣，酒内忘忧”，“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容，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我翫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更集中代表了元代散曲作家对社会人生、功名得失的看法：
百岁光阴如梦蝶⑴，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乔木查】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蓑草牛羊野。不恁渔樵无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风入松】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晓来清镜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莫笑鸠巢计拙，葫芦提一向装呆。
元代散曲家的这种人生态度与生活旨归，一方面是元初当权者不重视文化、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必然结果。元初文人看到自己在社会上无足轻重，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当然也就会造成价值观的失落。但另一方面，用这种方式来排遣自己的沮丧，发泄人生的积郁，也只会使人生更加灰色，价值观更进一步跌落。
但我们在王恽的这首《平湖乐》中，却看到另一番景象，另一种心态。曲中描绘了尧庙社日祭灶神的一片欢乐景象，表现了农民丰收后的喜悦和山村朴厚的民风，也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态度，不是冷漠倦怠而是热切关注。曲作者甚至公开表白自己不羡归隐的积极用世精神，与他在朝清贫守职，作为元世祖忽必烈、元裕宗真金和元成宗皇帝铁穆耳三代著名谏臣的身份完全一致，其情调和旨归在元人散曲中也独具一格。
此曲的题目是“尧庙社日”。尧庙即是我国转说中唐尧的祭庙，在山西平阳县境内。王恽此时正担任平阳路（治所在今陕西山西临汾市）判。平阳相传是唐尧建都之地。此曲就是写作者在此地视察农桑时在尧庙社日所见。所谓社日是中国传统中农村祭灶神的日子。一年两次分别在春天和秋天，叫做春社和秋社。祭灶不仅是对年岁的祝祷、丰收的谢祭，也是借这个节日来欢庆一番，作为春种秋收紧张劳作后的休息和娱乐，所以社日中最热闹的场面不是祭祀，而是祭灶后的宴饮和娱乐。此时，各村的演出队伍开始竞技，挨村串户作各种类型的表演和竞赛。大人小孩则尾随其后奔走观看。赛后则举行集体欢宴，扶醉而归。所以诗人们在描绘社日时，往往瞄准的也是这祭灶后的宴饮和娱乐场面，当然手法也各自不同：
一种是对该场面进行正面描述，如宋人杨万里的《观社》
作社朝祠有足观，山农祈福更迎年。
忽然箫鼓来何处？走煞儿童最可怜。
虎头豹面时自顾，野讴市舞各争妍。
王侯将相饶尊贵，不博渠侬一晌癫。
另一种是侧面落笔，透过一两个典型细节来暗示丰收后农村的安泰和富足，如唐人王驾的《社日》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王恽的这首《平湖乐》则介乎其中，兼用上述两种手法，既把时间、场面选择在祭祀之后，又着重于侧面落笔，着重于作者主观感慨的抒发，又有社日中最精彩的竞技场面的正面描述。先面试做简析：
此曲的开篇就是社祭已毕：“社坛烟淡散林鸦”。社祭之后，祭坛上的香烟渐渐变淡，林中前来争食祭肉的乌鸦也纷纷散去。现在，该是轮到村民们自己来饮酒作乐了。当然，饮酒作乐的前提是人寿年丰，有酒可饮，有心情去饮。所以曲作者紧接着交代：“把酒观多稼”。“多稼”一词出自《诗经·小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种既戒”。原指庄稼面积之广。后世多以指代丰收。一年的辛勤劳动终于赢来好收成，这自然要感谢苍天。但面对丰收的稻垜黍堆，端起酒杯品尝社酒，也是在品尝丰收的喜悦吧！所以“把酒观多稼”句，把村民们丰收的喜悦，心理上的踏实、慰藉和悠悠然，都形象地再现出来。当然，作者关心农桑，与民同乐的生活情趣也从中得以流露。要知道，作为平阳路判，他这次就是下乡来视察农桑的啊！
“霹雳弦声斗高下”以下几句则是对村民们竞技场面的正面描述，选择的是山歌比赛这个极其欢乐的小镜头：“霹雳弦”指上的琴弦。霹雳琴，是极为精美的古琴，是用遭雷击的枯桐制造而得此名。唐人柳宗元曾写过一首诗赞美此琴，说：“霹雳琴，零陵湘水西震馀枯桐之为也。始枯桐生石上，说者言有蛟龙伏其窾，一夕暴震，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余硿然，倒卧道上。超道人闻，取以为三琴。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馀又加良焉，震之于火为异。是琴也，既良且异，合而为美，天下将不可载焉。辞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龙伏之灵，震焚之奇。既良而异，爰合其美。超实为之，赞者柳子’”。其实，村社中自然不会有如此名贵之霹雳琴。就像采桑女秦罗敷不会有“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类名贵的服饰，被赶出焦家的刘兰芝更不会
有“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这类穿戴一样，这是民歌常用的夸饰手法。王恽在此是对这类民歌常用手法的袭用。不过是夸饰琴声之美，描绘村民们琴声争唱山歌，此起彼伏。“斗高下”，既有各自表演一争高低这种竞赛形式，也有“对歌”这种民间常采用的斗智慧、斗口才的竞赛形式。其结果是台上高歌不绝，台下笑声不断，台上台下一片欢乐气氛。作者捕捉这种欢乐，咏歌这种欢乐，他本人的愉悦之情自然也从中得到充分流露。
曲作者在完成这个特写后又把镜头推远，由人事到山水，手法也由动变静——“壤歌亭外山如画”。由“击壤歌”而得名。相传唐尧时有一位老人边吃东西便以杖击地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曲作者在此特意点出“壤歌亭”，说明作者不是在如实描绘现实生活中的实景，而是意在宣扬《击壤歌》所流露的旨趣，也是在暗示社日之乐的真正内涵和作者之所以要咏歌的原因：《击壤歌》的主旨在于强调自食其力、醇厚古朴的民风，今天的社日之乐也在于村民们靠自己的双手赢来了丰收，丰收之后又纵情欢歌醉舞，没有任何机务之心，没有任何世俗的酬酢，简直是回到了民风古朴的唐尧之世，这也是作者刻意要咏歌的原因。作为一位当地百姓的父母官，从中大概也有为政的自得和慰藉吧！北宋庆历年间，欧阳修因支持改革而遭到守旧派的攻讦，被贬为滁州太守。到滁的第二年写了篇有名的《醉翁亭记》，记中没有流露丝毫的无端被贬的之怨、之愤，相反却大写特写居于期间之乐：四时之乐、滁人之乐、宾客之乐、禽鸟之乐。这固然反映出这位政治家对无端被贬不以为意的旷达情怀，当我们从这幅众乐图中也看到他的自负和治滁政绩的自诩吧。王恽自然无法同欧阳修相比，但曲中流露的感情应当说还是有相似之处的。
从构图上看，“霹雳”三句也很有特色：“霹雳弦声斗高下，笑喧哗”是近景，是个特写镜头；“壤歌亭外山如画”是个远景，是个广镜头；“霹雳弦声斗高下，笑喧哗”是个社会画面，“壤歌亭外山如画，西山爽气”是个山水画面；“霹雳弦声斗高下，笑喧哗”写的是琴声、歌声、笑声，是听觉，是动景；“壤歌亭外山如画，西山爽气”写亭外美景，山间晴岚，是视觉，是静景。这样远近交错、动静搭配、视听结合，自然、社会交融，把山村社日的欢乐，民风的朴厚，表现得既生动，涵盖又很广。同时，曲作者的激赏愉悦之情，积极用世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得很突出、很充分。这样，接下来三句的结论和表态：“朝来致有，西山爽气，不羡日夕佳”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了。“日夕佳”源自陶渊明的《饮酒》诗：“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意思是说鸟在日落之际尚知飞返山林，人为什么要留恋世俗、迷途而不知返呢？陶渊明在此宣扬的是归隐之旨、高洁之趣，这也是元代散曲家所乐道的意境和旨归，如“万里云山入浩歌，一任旁人笑我”（卢挚《双调·沉醉东风》）；“碧天边岩穴归云，白鹭一行飞去。便芒鞋竹杖行春，问底是青帘舞处”（冯子振《鹦鹉曲》）。但王恽不同，他公开表白“不羡日夕佳”，爱的是与之相反的“朝来致有，西山爽气”。此句原出《世说新语》，王子猷为大都督桓冲的骑兵参军，为人生性简傲，不屑理事。桓冲有次对他说：你来都督府也有些时日了，应该做点事了。王子猷都懒得搭理，手托着腮，眼望着窗外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王恽在此引此典故，倒不是要显示简傲，而是以典对典，用“朝来爽气”对“山气日夕佳”，来表达不同的人生选择：不是羡慕归隐而是选择与民同乐，不是淡泊世情而是积极用世。正是从这一角度，我们说此曲不同于元人小令的普遍志趣，表现出鲜明的特色。
附 录：
《元史纪事本末》卷七 明·陈邦瞻
王恽曰：“著激于义，捐一身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缚诣司败，以至临命，气不少挫，视死如归。诚杀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诛乱臣贼子之法，不以义与之可乎！
王恽上《政事书》，首言议宪章以一政体，曰：“法者，辅治之具，一日阙则不可。君操于上，永作成宪。吏承于下，遵为定式。民晓其法，易避而难犯。若周之三典，汉之九章是也。今国家有天下六十余年，小大之法，尚无定议。内而宪台天子之执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皆司理之官，而无所守之法，犹有医而无药也。至平刑议断，旋施为理，未免有酌量准拟之差，彼此轻重之异。臣愚谓宜将累朝圣训，与中统迄今条格，通行议拟，参而用之，与百姓更始。如是则法无二门，轻重适当，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天下治矣”。帝（忽必烈）曰：“善”。
【中吕·山坡羊】 陈草庵
伏低伏弱，装呆装落，是非犹自来着莫。任从他，待如何？天公尚有妨农过，蚕怕雨寒苗怕火。阴，也是错；晴，也是错。
陈草庵，字彦卿，号草庵。历官监察御史，诸道宣抚，中丞等职。其卒年似可近八十（1245——约1330），曾任监察御史，中丞等职。元人钟嗣成《录鬼簿》称其“陈草庵中丞”，名列前辈名公之中。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以为陈草庵名英，曾任宣抚，延初拜河南省左丞。据今人赵义山考证，他生于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死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只活了四十岁。祖父仕金为怀远大将军，知河南路淮阳县。父亲陈公济徙家于析津（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元代张养浩《云庄类稿》卷九《析津陈氏先茔墓碑铭》引陈英自述，叙其家世及任职历程甚详（见《元曲百家纵论》第七三页），可备一说。《全元曲》录存其小令《山坡羊》二十六首。其存曲多愤世嫉俗之作。
异族统治的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强梁横行、是非颠倒、异常黑暗的年代。北方大部分耕地被蒙古王公占有，“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六）。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沦为奴隶和农奴。元代法律规定：“驱丁”和“驱口”（奴隶和农奴）是主人的私产，主人可以将他们任意买卖。主人杀死无罪的驱口，杖八十即可。元代法律又将统治区内民众分为四个等级，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最后降元的南宋汉人）蒙古人、色目人打死南人杖一百七十，几乎和私宰牛马的刑罚相等。所以当时的下层民众实际上是处于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几乎可以任意宰杀的悲惨境地，再安分的人也不知何时会大祸临头。
面对这种不可知厄运，士大夫中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愤怒地控诉，悲壮地抗争，甚至不惜以生命作最后的一击，如关汉卿笔下的窦娥，无名氏杂剧《陈州粜米》中的张撇古等就使如此。张撇古宁可被打死，也要争个是非曲直：“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第一折《混江龙》）；窦娥在赴刑场的路上，则对代表着黑暗官场的天地鬼神，唱出那首有名的《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另一种态度则是“伏低伏弱，装呆装落”屈从于眼前的社会现实，认可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下，牢骚满腹又无可奈何。陈草庵就属于后一类，这首【中吕·山坡羊】就是这类处世态度的典型表白。
这首小令以自嘲的口吻，吐诉出处世艰难、一筹莫展的愤慨。即使伏低做小，装痴作傻，还是躲不开“是非”的“着莫”，动辄得咎。陈草庵生活在汉族知识分子地位异常低下的元代前期，自己又是金朝前任官员的后代，又生活在权贵集中、强梁横行的大都地区，只能采取这种“伏低伏弱”、忍气吞声的处世态度。但这种“伏低伏弱”的处世态度是否就像有的论者所批判的是怯懦的表现呢？是一种视而不见的鸵鸟心态呢？恐怕还不能下如此结论，因为还有下句“装呆装落”。“装呆”的前提是不呆，“装落”的前提同样是“不落后”。不呆而装呆，不落后而装落后，内心的痛苦可知。这当中有人生价值跌落的自嘲，也有的自尊被贬抑后的悲怆，更有对扭曲人性的黑暗世道的不平。但是作者如此退让处世，委曲求全，是否就能保全自己了呢？如果这样就能安然度过一生，说明这种选择还有可取的一面，元代社会似乎还不是黑暗透顶，但作者并不真的信这种选择，只不过是无奈的自嘲罢了。元代的黑暗还在于统治者还会无中生有，为所欲为，你想躲都躲不过——“是非犹自来着莫”。是非，在此指麻烦、纠纷乃至祸殃。“着莫”为元人口语，意为沾惹、纠缠。事事服输，处处装傻，以求平安，想不到祸殃还是找上门来。这种躲都躲不过的祸殃才是元代社会的真实写照。所以元人杂剧中常用的一句口语就是“人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因此这句“是非犹自来着莫”也是对元代黑暗社会的抨击和揭露。只不过这种抨击和揭露不像上述的窦娥和张撇古那样尖锐和愤慨，而是一种悲怆的申述，无奈的叹息，因而更为惨淡，更令人心酸！
面对这种想躲都躲不过的灾祸，作者又是怎样对待的呢？曲中说：“任从他，待如何”。任他们摆布吧，看看又能怎么样？态度好像很潇洒，很能看得开。其实仍然是一种无可奈何。就像《笑林广记》中那位百姓，面对专横的县太爷，只能苦笑道：“老爷有板子，小的有屁股”；“老爷有水火棍，小的有光脊梁”。对的很幽默，实则很辛酸。南宋诗人范成大有首《后催租行》，反映农民在苛重的租税催逼下只好卖儿卖女去还债，结尾处用的也是这种无可奈何式的幽默：“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歧两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陈草庵此种表现手法，乃是对中国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而且，他在继承中又有创新：不但写出任人处置、好坏由他的无可奈何心态，还要给这种处世心态找出依据，给满心的无奈寻个攀附，这就是最后四句：“天公尚有妨农过，蚕怕雨寒苗怕火。阴，也是错;晴，也是错。”俗话说“天公”，老天大概是最公正无私的，也是最有力量的吧！但公正如苍天，伟大如苍天也会落下许多不是：下雨会妨碍蚕，天晴会有碍苗。也是动辄得咎，左右不是。“蚕怕雨寒苗怕火”的构思，出自苏东坡的《泗州僧伽塔》：“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但苏诗是说矛盾的两极要求至少还能满足一方，也就是“造物”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周旋余地。而此曲中则“阴，也是错；晴，也是错”，一无是处。连“天公”也要无端蒙冤，更不用说民间的平头百姓。正像唐代诗人孟郊说的那样：“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追赠崔纯亮》)作品正是以不露声色的议论，表现出同样激越的不平之情。
这首散曲在情感表达上采用渐进层深的方式：先说“伏低伏弱”、委曲求全的处世态度，再说委屈也求不了“全”，装呆“犹自来着莫”，祸殃仍会从天而降。对这种躲不掉、逃不脱的灾祸，作者想自我排解，随它去吧，看能怎样？最后又以老天尚遭不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来自我宽慰。这样渐进渐深，把元代文人无处安身立命、阵日栖栖遑遑真实又形象地表现出来。他们中的一部分像陈草庵这样的人，明知社会不公又不敢正视，想逃避又逃避不了，内心惨淡又不愿公开倾吐，只好用一种貌似旷达的态度，自我解嘲的办法来排解宽慰，甚至还要为这种处世态度寻找一个依据。这种肝肠揪紧然貌似旷达，心在流血却面露微笑的表达方式，对于陈草庵，也绝不止这一首曲。他现存的二十六首曲，曲牌都是小令《山坡羊》，而且都是这个基调和表达方式，如紧接此曲下面的第二首至第五首：
身无所干，心无所患，一生不到风波岸。禄休干，贵休攀，功名纵得皆虚幻，浮世落花空过眼。官，也梦间；私，也梦间。（之二）
林泉高攀，齑盐贫过，官囚身虑皆参破。富如何？贵如何？闲中自有闲中乐，天地一壶宽又阔！东，也在我；西，也在我。（之三）
青霄有路，黄金无数，劝君万事从宽恕。富之余，贵也余，望将后代儿孙护，富贵不依公道取。儿，也受苦；孙，也受苦。（之四）
繁华般弄，豪杰陪奉，一杯未尽笙歌送。恰成功，早无踪，似昨宵一枕南柯梦，人世枉将花月宠。春，也是空；秋，也是空。（之五）
而且，采取这种人生态度和表达方式的，元代也绝不止一个陈草庵，如另一位著名散曲家乔吉同名曲作《山坡羊》
装呆装琳，装聋装口吞，人生一世刚图甚。句闲吟，酒频斟，白云梦绕青山枕，看遍洛阳花似锦。荣，也在恁。枯，也在恁。
几乎是陈草庵的仿作。由此看来这种肝肠揪紧然貌似旷达，心在流血却面露微笑的表达方式，比起那种公开抨击、奋力抗争的反抗方式，不但显得更加怨苦，也是元散曲讽世作品的常法，亦更能体现元初文人的时代特征。
陈草庵《山坡羊·伏低伏弱》曲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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