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无法学会忘记，就把历史文化作为明灯照亮前行了。
“仁”的故事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更快更广地传递着温暖和感动，显示着“善”文化的力量。但“恶”文化也为非作歹着不肯退出表演的舞台。文化建设需要传承传统美德，正能量正是这种文化建设的关键词。
历史背负着文化与传统坎坷前行
卡西尔在其著名的《人论》中认为，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人有“参与创造和改变社会生活形式”的能动性，即人不只是过着生活而且还表达生活。“这种不同的表达形式构成了一个新的领域”，即文化的领域。
尼采假定着一个人看到悠闲自得地吃草的牲畜，说他也许会问那动物：“为什么你只是看着我，而不同我谈谈你的幸福呢?”那动物想回答说：“因为我总是忘了我要说什么。”可它就连这句回答也忘了，因此就沉默不语，只留下人独自迷惑不已。
于是，人对他自己也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而总是留恋于过去;不管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那锁链总跟着他。真是奇怪：曾经存在而又消逝的那一时刻，前后两渺茫的那一时刻，就像幽灵一样又回来打扰此后的一个时刻的平静。
人有喜怒哀乐，那是因为悲欢离合的过往总在他们的记忆中。记忆的留存、积淀和久远，便成为了历史。尼采认为，人类与兽类之分，是人类历史地活着，总是在抵抗着伟大而又不断增加的过去的重负，背负着一个他有理由抛弃的、黑暗而看不见的包袱去旅行。
“为了生活，人们必须要有力量去打破过去，同时运用过去。他必须把过去带到裁判的法庭之上，无情地审问它，并最终给它定罪。每一个过去都是值得定罪的，这是世事的一项法则，因为世间之事总是包含了大量人类的权力和人类的弱点。这里坐在审判席上的不是公正，宣读判决的不是仁慈，而只是生命自身，是那欲壑难填的、朦胧的驱动力。……路德本人就说过，世界得以建成，只是由于上帝的疏忽;他做梦也没想到过大炮，否则他就决不会创造世界。”
但把历史只是作为包袱太消极了。历史也是明灯，照亮现在和未来，把历史比作明灯这就是人的伟大。一个伟大的国家、民族总是在回顾与夸耀它的悠久历史，不管它屈辱过还是自豪过，因为历史总是唤醒着人们继承美好的传统而克服曾经的弊端，所以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说法。因此，懂得文明是一种延续的人会把历史传统保护起来，让它传承着。所以传统、文化总是捆绑在一起，都放在同一个历史“传承”的肩膀上。
问题是不懂得历史的文化传承作用，而只是功利性地看待其吸引旅游者从而带旺当地经济的作用，因此就有成为笑话的争西门庆、曹操故地的真实。悟空式的旅游成为了普遍：快行、撒尿、题字“到此一游”，在这些人的糟蹋下，历史变味了，古人若有在天之灵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摇头。
急功近利的焦虑以及藐视历史的数典忘祖，使人们一度抛弃曾经的“道”而鼠目寸光起来。科技落后造成的挨打现实，也使我们只是把眼光盯在缺乏的方面，忘记了手中拿着的宝物——历史遗产。就像猴子一样，光看到好的去捡，但拿着的东西却丢，结果一个也没得到。
也许掺杂着各种原因，当今人们很珍惜文化传统了。当一个城市被拆得面目全非而令离开多年的人认不出来时，仿佛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城市已不存在而变成年轻而现代的模样了。如果是人，打扮得年年18倒招人喜欢。但城市的风貌伴随着其文化，却是历史越久远则越浓醇。可惜，这种对文化传统的认识，在付出了惨重的“学费”后才得到。当文化保护的弱势累累在“拆”字的强权下节节败退下无可奈何时，一些地方忍无可忍的大众和官员终于出手了，以严厉的法规和相应的措施保卫我们正在消失的历史痕迹。
“仁”的故事
古今中外，人们喜欢听故事，从没有文字的口耳相传到后来的符号文字，从当年笨重的竹简到纸张，再到今天的网络、手机，但人们这种喜欢依然不改，因此虽然时空变换，仍流传着许多故事。环绕地球，都不约而同地围绕着一个“仁”字而使它历代相传，成为伴随永远的“善”文化。
一天，一个贫穷的小男孩为了攒够学费正挨家挨户地推销商品。饥寒交迫的他摸遍全身，却只有一角钱。于是他决定向下一户人家讨口饭吃。
然而，当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打开房门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却有点不知所措了。他没有要饭，只乞求给他一口水喝。这位女子看到他饥饿的样子，就倒了一大杯牛奶给他。男孩慢慢地喝完牛奶，问道：“我应该付多少钱?”
年轻女子微笑着回答：“一分钱也不用付。我妈妈教导我，施以爱心，不图回报。”男孩说：“那么，就请接受我由衷的感谢吧!”说完，小男孩就离开了这户人家。此时的他不仅自己浑身是劲儿，而且更加相信上帝和整个人类。
数年之后，男孩已经在学校毕业并在省城一个大医院当医生。
一天，一个从小城市来的女孩病情严重，当地医生对此束手无策。最后，她被转到大城市医治。由专家会诊治疗。大名鼎鼎的霍华德·凯利医生也参加了医疗方案的制定。当他听到病人来自的那个城镇的名字时，一个奇怪的念头霎时间闪过他的脑际。他马上起身直奔她的病房。
身穿手术服的凯利医生来到病房，一眼就认出了恩人。回到会诊室后，他决心一定要竭尽所能来治好她的病。从那天起，他就特别关照这个对自己有恩的病人。
经过艰苦的努力，手术成功了。当医药费通知单送到她的病房时，她不敢看。因为她确信，治病的费用将会花费她整个余生来偿还。最后，她还是鼓起勇气，翻开了医药费通知单，旁边的那行小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不禁轻声读了出来：“一杯牛奶足以付清全部医药费”，签名是霍华德·凯利医生[2]。
故事流传在网络里，刊载在书上，人们也感动地互相转发着。但在传输工具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这种警醒人世的故事依然会被人们选择着而继续流传。许多琅琅上口的词语都有着动人的故事。
东汉末年的淳于恭就是一个仁爱之人。他的家有山田，也有果树。当时闹饥荒，经常有人去他家的田地偷摘果树和偷割稻禾。对于这些偷盗之人，淳于恭反而采取宽容善待的态度。当看到有人偷采果实时，他就去安慰、帮助他们采摘，并让偷果实的人把果子带走;当他看到有人偷偷到他家田里割庄稼，担心小偷遇见他会感到羞愧，就趴伏在草丛中，等到割庄稼的人从容离去再站起来。由于淳于恭的高尚行为，使村落里的人深受感化，后来，偷盗的事情也就很少见了。
理解别人无奈之下的无奈之举，以自己理解的行为感动别人、帮助别人，这就是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战国策·国策》中有“冯谖客孟尝君”的故事。讲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好士，门下有客数千。有一次，孟尝君派自告奋勇的冯谖去收债，辞行时，冯谖问道：“债款全部收齐，用它买些什么东西回来?”孟尝君说：“看我家里缺少什么东西，就买什么。”冯谖赶着马车到了薛城，派出官吏召集那些应当还债的百姓都来核对借约。借约核对完了，冯谖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借款赐给百姓，烧掉借约，百姓齐声欢呼万岁。
冯谖又马不停蹄的赶回齐国都城进见孟尝君。孟尝君奇怪他回来这么快，问道：“债款全收齐了吗?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冯谖回答说：“收齐了。”孟尝君又问：“用它买了些什么回来呢?”冯谖说：“您说‘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考虑您府里已经堆满了珍宝，好牛好马挤满了牲口棚，堂下也站满了美女。您府里缺少的东西要算‘义’了，因此我替您买了‘义’。“孟尝君问：“买义怎么个买法?”冯谖说：“如今您只有一块小小的薛地，却不能抚育爱护那里的百姓，反用商贾的手段向百姓取利息，我私自假传您的命令把借约烧了，百姓齐声欢呼万岁，这就是我给您买的‘义’啊。”孟尝君不高兴，说：“好吧，先生算了罢!”
过了一年，孟尝君回到封邑薛城去住。走到离薛城还有一百里的地方，百姓扶老携幼，在大路上迎接孟尝君，整整有一天。孟尝君回头对冯谖说：“先生替我买的义，竟在今天看到了。”
仁义不像钱或物那样实在看得见摸得着，但它久远并存于民心，因此就有“仁义重于利”。微信上传递着这样一个故事。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一位名叫克雷斯的年轻人因为汽车抛锚被困在郊外。正当他万分焦急的时候有一位骑马的男子正巧经过这里。见此情景，这位男子二话没说便用马帮助克雷斯把汽车拉到了小镇上。
事后，当感激不尽的克雷斯拿出不菲的美钞对他表示酬谢时，这位男子说：“这不需要回报，但我要你给我一个承诺，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也要尽力帮助他人。”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克雷斯主动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并且每次都没有忘记转述那句同样的话给所有被他帮助的人。
许多年后的一天，克雷斯被突然暴发的洪水困在了一个孤岛上，一位勇敢的少年冒着被洪水吞噬的危险救了他。当他感谢少年的时候，少年竟然也说出了那句克雷斯曾说过无数次的话：“这不需要回报，但我要你给我一个承诺……”克雷斯胸中顿时涌起了一股暖流：“原来，我串起的这根关于爱的链条周转了无数的人，最后经过少年还给了我，我一生做的这些好事，全都是为我自己做的!”
微信传递者说：“当您有幸看到此消息时，请转发给自己的朋友亲人。我相信有更多的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正义会传染，邪恶也是如此。为现在的别人做善事也是为将来的自己。”“仁”文化靠现代科技手段，更快更广地传播着。
“恶”文化的为非作歹
“仁”的故事传递着温暖和感动，给人们希望从而继续以自己良好行为传递这种美好。美好就是“善”，虽然“善”和“恶”在同一个人身上都有，也有人本善人本恶的争论，但人们共同看到的和希望的都是“善”比“恶”强，邪不压正，好人居多。
但“恶”总是不甘心“善”压倒自己，总在制造一些抢眼球的事件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和存在，于是这种碰撞不可避免地发生着。于是人间便有了许多“善”必然战胜“恶”的大快人心故事，和“恶”暂时占上风的悲剧。
如果“恶”也以其文化来继续胡作非为的话，那么在黑名单上列举的“恶”文化至少有：
第一种是“虚假”，假、丑、恶总是连在一起。“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作为为人处世之道，确实有教坏后人之嫌。于是心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作风充斥着。有些人总是要装扮自己而表现出“伪善”来。伪善意思是故意装出来的友善，虚伪的善意，“伪善”比“无善”更可怕。“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很多人都讲中国文化很虚伪，“五四”的时候，大家都骂伪道学、伪君子。这种文化表现出的虚伪，成为着“恶”的帮凶。
喜欢弄虚作假者，待人时“欺上瞒下”。对顶头上司，阿谀奉承，唯恐能力不显，于是便有“政绩工程”;对下属黎民，权力挥舞，生怕威风不够，于是大造“条条框框”。处事时造假贩假，以假弄真。弄假的真本事令人恶心，使人看到假面皮后面的真丑恶。
第二种是“凌弱”。为了显示和炫耀自己，往往拿比自己弱小的人开刷，或对他们任意呵斥，或夺走他们合法的利益，估量他们是“敢怒不敢言”。
鲁迅笔下的阿Q欺软怕硬，“口讷的他便骂，力小的他便打”，既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在比他弱小者面前表现得十足的霸道。他被王胡打败，遭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就无端迁怒小尼姑;他受赵太爷的迫害，丢了生计，就把不满发泄到小D身上;革命到来，他不许小D革命。在这些弱者面前，阿Q俨然如赵太爷的威风。但在强者面前，他又十分懦弱卑怯。对于赵太爷和假洋鬼子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被抓进县里的公堂，他的膝关节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下去了。
鲁迅嘲讽的阿Q精神胜利法，其实就是阿Q把在强者面前受的气发泄到弱者身上而获得内心的平衡。“凌弱”在骨子里也是一种“奴才”哲学。
第三种是“算计”。“算计”是暗中使坏，明里则是装作若无其事。使绊子、耍手段是他们进行“算计”的法宝。“兵不厌诈”的孙子兵法被迁移到他们“窝里斗”中。无论是庙堂里的争权还是后宫里的争宠，都是为了压倒竞争对手，但都不敢拿到明里，于是“算人”的哲学放在“谋事”的前面了。为此，历史多了警戒后人的悲剧，而文艺作品也增加了跌宕起伏的味精。但那种“算计”别人的“恶”文化却在所谓“教训”中侵染着人的心灵。
这些面向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影视作品，大多渲染权谋，竞相兜售人们耍弄阴谋的手段，贩卖的都是权谋文化。而这样的作品能够走红，并不是近些年才有的，也不是普通人的喜好。比如曾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很多官员都喜欢看《资治通鉴》、《厚黑学》、《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历代君臣权谋大观》、《古代帝王驭人术》、《曾国藩用人识人术》、《办公室风水学》这类的书，把“官场权谋”一类的书，当成自己的枕边秘籍，把专制政治下的治人之术和官场权谋算计，当成“领导艺术”、为官之道。也就是说，这几乎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宴”了。
在宫廷里的女人，为了争宠尔虞我诈，庙堂上的男人，为争夺权力大开杀戒，每朝每代，几乎都有这种权力的血腥争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这样的争斗，一代代地继承下来，直至今日。或许也只能等待中国实现了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言的“走出历史的三峡”之后，才能得到消除。而这些影视剧，通过不断地翻新与再造，日复一日地传递给大众，强化了人们心里对于权力崇拜与权谋的欣赏，也让这种权谋不仅成为了官场的主流生态，也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稀释了人与人之间的基础信任。
第四是“暴力”。暴力倒是来明的和真的，当虚假的面皮被戳下来而失去尊严的时候，便老羞成怒、拳脚交加，“此处无声胜有声”了。普通人对政治上解决不可调和矛盾的“暴力”，难以从“道德”角度衡量对对错错、是是非非，但对于百姓之间可以调和的矛盾却以拳头说话则会明白地斥之为“恶”。如果这种刁蛮力量聚集在某些人或群体身上，社会就会斥之为“恶势力”，并以法律的力量清之。
第五是“记恨”，它是暴力的前提。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道不可免，交道中的矛盾也就家常便饭。胸怀宽广者一笑置之，而狭隘者则念念不忘，总想有朝一日“报仇雪恨”。因为“记恨”，心中的火永远燃烧，也令自己煎熬着而不得平静。2004年轰动全国的“马加爵事件”成为了“记恨”的一个极端。马加爵连杀四个同学藏于宿舍柜子内，人们惊讶，马加爵大学三年半最好的朋友，因为打牌与马加爵发生口角，批评了马加爵的为人，于是被杀。后来的类似悲剧仍不断上演。
人们怀疑，走向极端者心理不正常。其实最正常者应该是“一笑泯恩仇”，这种美德才使“冤冤相报”的争斗世界走向和谐宁静。
来源：《道德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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