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书法，无论古今哪家哪派的评价如何，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总是客观存在的。又无论是从什么角度研究，是学习参考，还是分析比较，那些现存书迹，总是直接材料。
世传王羲之的书迹有两类：一是木版或石刻的碑帖；一是唐代蜡纸钩摹的墨迹本。至于他直接手写的原迹，在北宋时只有几件，如米芾曾收的《王略帖》等，后来都亡佚不传，只剩石刻拓本。
木版或石刻的碑帖，从钩摹开始，中间经过上石、刊刻、捶拓、装潢种种工序，原貌自然打了若干折扣，不足十分凭信。于是，直接从原迹上钩摹下来的影子，即所谓“双钩廓填本”或“摹拓本”，就成为最可相信的依据了。这类摹拓本当然历代都可制作，总以唐代硬黄蜡纸所摹为最精。它们是从原迹直接钩出，称得起是第一手材料。字迹风神，也与辗转翻摹的不同。只要广泛地比较，有经验的人一见便知。因为唐摹的纸质、钩法，都与后代不同。
这种唐摹本在宋代已被重视，米芾诗说“媪来鹅去已千年，莫怪痴儿收蜡纸”。可见当时已有人把钩摹的蜡纸本当作王羲之的真迹，所以米芾讥他们是“痴儿”。到了今天唐摹本更为稀少，被人重视的程度，自然远过宋人，便与真迹同等了。现存的摹本中，可信为唐摹的，至多不过九件。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唐摹万岁通天帖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万岁通天帖》在历史文物和书法艺术上的价值
《万岁通天帖》虽是有本有源有根有据的一件古法书的真面貌，但在流传过程中却一再受到轻视。明代项元汴是一个“富而好古”的商人，其家开有当铺。一般当铺只当珍宝，他家当铺却并当书画。于是项氏除了收买书画外，还有当来的书画。他虽好收藏书画，却并没有眼力，也常得到假造的、错误的。所谓错误，即是张冠李戴，认甲成乙。举例如元末杨遵，也号“海岳庵主”，与宋代米芾相重。有人把杨的字冒充米的字，他也信以为真。他还常把得到“价浮”的书画让他哥哥项笃寿收买，所谓“价浮”，即是认为不值那些钱的。这卷即是项元汴认为“价浮”的，所以归了项笃寿。事见朱彝尊文。按这卷煊赫法书，可谓无价之宝，而项元汴竟认为不值，足见他并无真识。这是此卷受屈之一；又乾隆时刻《三希堂帖》，以《快雪时晴帖》为尊，信为真迹，而此卷则列于“唐摹”类中，这是受屈之二。
推论原因，无论明人清人何以不重视它，不外乎看到它明明白白写出是“钩摹”本，而杨遵被明人信为米芾，《快雪》被清人信为真迹，都因上无“充”字、“摹”字，所以“居之不疑”，也就“积非成是”了。可笑的是那么厉害的武则天，也会错说出一句“是摹本”的真话，竟使她大费心思制成的一件瑰宝，在千年之後，两次遇到“信假不信真”的人。
《万岁通天帖》的可贵处，我以为有三点值得特别提出：
一、古代没有影印技术时，只凭蜡纸钩摹，同是钩摹，又有精粗之别。有的原帖有残缺，或原纸昏暗处，又给钩摹造成困难，容易发生失误。即如《快雪帖》中“羲”字，笔划攒聚重叠，不易看出行笔的踪迹。当然可能是书写时过于迅速，但更可能是出于钩摹不善。《丧乱》、《孔侍中》二卷钩摹较精，连原迹纸上小小的破损处都用细线钩出，可说是很够忠实的了。但也不是没有失误处。其中“迟承”的“承”字，最上一小横笔处断开，看去很像个“詠”字，原因是那小横笔中间可能原纸有缺损处，遂摹成两笔。“迟承”在晋帖中有讲，“迟詠”便没讲了。至于《万岁通天帖》不但没有误摹之笔，即原迹纸边破损处，也都钩出，这在《初月帖》中最为明显，如此忠实，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个摹本的信赖之心。所以朱彝尊说它“钩法精妙，锋神毕备，而用墨浓淡，不露纤痕，正如一笔独写”。确是丝毫都不夸张的。
又王献之帖中“奉别怅恨”四字处，“别怅”二字原迹损缺一半，这卷里如实描出。在《淳化阁帖》中，也有此帖，就把这两个残字删去，并把“奉”、“恨”二字接连起来。古代行文习惯，“奉”字是对人的敬语，如“奉贺”、“奉赠”之类，都是常见的，“奉别”即是“敬与足下辞别”的意思。一切对人不敬不利的话，不能用它。假如说“奉打”、“奉欺”，便成了笑谈。“恨”上不能用“奉”，也是非常明白的。大家都说《阁帖》文辞难读，原因在于古代语言太简，其实这样脱字落字的句子，又怎能使人读懂呢?《阁帖》中这类被删节的句子，又谁知共有多少呢?
二、古代讲书法源流，无不溯至锺、张、二王，以及南朝诸家。他们确实影响了唐宋诸家、诸派。碑刻大量出土之後，虽然有不少人想否定前边的说法，出现什么“南北书派论”啦、“尊碑卑唐”说啦、“碑学”、“帖学”说啦，见仁见智，这里不加评论。只是南朝书家在古代曾被重视，曾有影响，则是历史事实。近百馀年来所论的“南”、“帖”的根据，只不过是《淳化阁帖》，《阁帖》千翻百摹，早已不成样子。批评《阁帖》因而牵连到轻视南朝和唐代书家作品的人，从阮元到叶昌炽、康有为，肯定都没见过这卷一类的精摹墨迹。
从书法艺术论，不但这卷中王羲之二帖精彩绝伦，即其余各家各帖，也都相当重要。像徽之、献之、僧虔三帖，几乎都是真书。唐张怀瓘《书估》（《法书要录》卷四）说：“因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为标准。如大王草书，字直一百，五字（按此“字”字疑是“行”字之误）乃敌行书一行，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可见真书之难得，这二家二帖之可贵。
自晋以下，南朝书风的衔接延续，在王氏门中，更可看出承传的紧密。在这卷中，王荟、王慈、王志的行草，纵横挥洒，《世说新语》中所记王谢名流那些倜傥不群的风度，不啻一一跃然纸上。尤其徽、献、僧虔的真书和那“范武骑”真书三字若用刻碑刀法加工一次，便与北碑无甚分别。因此可以推想，一些著名工整的北朝碑铭墓志，在未刻之前，是个什么情况。尖笔蜡纸加细钩摹的第一手材料，必然比刀刻、墨拓的间接材料要近真得多。
又《快雪帖》偏左下方有“山阴张侯”四字，观者每生疑问。我认为这是对收信人的称呼，如今天信封外写某处某人收一样。古人用素纸卷写信，纸面朝外，随写从右端随卷，卷时仍是字面朝外。写完了，后边留一段余纸裹在外层，题写收信人，因常是托熟人携带，所以不一定写得像今天那么详细。这种写法，一直沿续到明代文徵明还留有实物。只是收信人的姓氏为什么在外封上写得那么偏靠下端，以前我总以为《快雪帖》是摹者用四字填纸空处，今见“范武骑”三字也是封题，也较靠下，原封的样子虽仍未见，但可推知这是当时的一种习惯。
三、明代嘉靖时人华夏把这卷刻入《真赏斋帖》，因为刻的精工，当时几乎和唐摹本同样看待。许多人从这种精刻本上揣摹六朝人的笔法。《真赏》原刻经火焚烧，又重刻了一次，遂有火前本、火后本之说。文氏《停云馆帖》里也刻了一次，王氏《郁冈斋帖》所收即是得到火后本的原石，编入了他的丛帖。到了清代《三希堂帖》失真愈多，不足并论了。
清初书家王澍，对法帖极有研究，著《淳化阁帖考证》。在卷六《袁生帖》条说：
华中甫刻《真赏斋帖》模技精良，出《淳化》上。按此帖真迹今在华亭王俨斋大司农家，尝从借观，与《真赏帖》所刻不殊毛发，信《真赏》为有明第一佳刻也。
他这话是从《袁生》一帖推论到《真赏》全帖，评价可算极高，而《真赏》刻手章简甫技艺之精，也由此可见。但今天拿火前初刻的拓本和唐摹原卷细校，仍不免有一些失真处，这是笔和刀、蜡纸和木版（火前本是木板，火后本是石版）、钩描和捶拓各方面条件不同所致，并不足怪。
现在所存王羲之帖，已寥寥可数，而其他各家如王献之以下，更几乎一无所存（旧题为王献之的和未必确出唐摹的不论）。近代敦煌、吐鲁番各处出土的古代文书不少，有许多书写的时代可与羲献相当。如《李柏文书》仅比《兰亭序》早几年，可作比较印证，但究竟不是直接的证物。南朝石刻墓志近年也出土不少，则又不是墨迹，和这卷南朝人书迹真影，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今天竟得直接看到这七人十帖，把玩追摹，想到唐太宗得到《兰亭》时的欣喜，大概也不过如此；而原色精印，更远胜过蜡纸钩摹，则鉴赏之福，又足以傲视武则天了！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
王羲之《姨母帖》
王羲之《初月帖》
王荟《席肿帖》
王荟《翁尊体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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