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正处于历史转折时刻，世事纷扰，似乎看不到未来的方向。如果看不清未来，那就回顾一下历史吧。
日裔美国学者入江昭是蜚声国际的一流史学家，他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现在读来依然具有启发意义。那时，“日本第一”的说法不绝于耳，美国也恐惧于日本对美国主导地位的侵蚀，而入江教授的著作似乎回答了这个议题，最终结论还是日本要回到美国主导的体系之内，这符合日美关系的延续性和本质。
二战在亚洲和太平洋的爆发，其实是日美关系的破裂、一战后华盛顿体系的失败以及大国协调和大国共识衰落的结果，各个大国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格局。最终的结果是，战争压碎了既存的国际秩序，而新崛起的日本，虽然有了相当的实力，可以与美国进行航母大战，但是，日本是没有经历过多边战争的国家。日本将自己逼入战争，从中国战场延伸到了太平洋，击垮了华盛顿体系，也将自己逼入了战争的死角。
日本有战争能力，却没有战略智慧，在战争和投降之间进行抉择，并不是一个大国的气象。这段历史，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日本，都是值得反复研究和回味的。战争是对国家的终极考验，最终日本成为一个半主权国家，日本军部以及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最终将日本带入了彻底失败的境地。
入江教授是国际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擅长在多种语言资料中梳理历史的来龙去脉，这本书也是如此。客观地说，任何具有国际关系意义的事件，必然需要多方的资料和档案，唯有如此，才能还原事物的本真。
在主流的国际关系史写作中，二战也是欧洲的另一次内战，而中国则是被遗忘的盟友，如入江教授所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是由两场战争组成：一场在欧洲和大西洋；一场在亚洲和太平洋。大体上，这两个战区彼此迥异；一个战区进行的战斗与轰炸，同另一个战区几乎没有联系。”然而，二战在东亚的意义可能不止于一场战争，而是重新塑造了亚太的基本秩序，进一步说，重新定义了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
日本试图成为东亚的霸主，摆脱华盛顿体系的束缚。华盛顿体系其实是确立了亚洲的开放地区主义的规范，中国向所有的列强开放门户，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也在不断推进。日本在华盛顿体系之中并不是最强的一极，主导东亚事务的还是英国和美国。华盛顿体系建立之后的十年中，日本也接受了一种自由国际主义的思潮，但是，经济危机不仅对日本是个重大考验，也是对其国家权力结构的挑战，如果没有相当的治国能力和制度韧性，很难经受这次危机的打击。
极端民族主义，尤其是军方实力的不断膨胀，让日本从现状的接受者变成了修正主义者。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保障日本的利益呢？外交还是战争，从1931年到1941年的十年间，日本已经成为军国主义者，更重要的是形成了非黑即白的“二元论”。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的军部和内阁已经跌入了自己的思维陷阱：“他们坚信，在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下，日本将苦不堪言，而若日本挑战彼秩序，或许能开辟另一条安排国际事务的道路。”
从“九一八”事变到偷袭珍珠港，这不仅是战争规模的扩大，更是日本的外交与战略的失败，同时也将东亚纳入到了全球战争的体系之中，“欧洲列强深深地卷入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在将中日冲突转化为多国冲突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这场战争中，原来的权势结构不复存在，英国衰落了，美国被邀请进入东亚，并且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国家，日本的强大如流星一般，将自身和东亚拉入了战火之中。
中国则从战争的边缘国家，甚至被忽视的角色，变成美国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盟国。日本以战争和征服的形式，试图确立东亚的主导权，最终失败了，这也是近代东亚国家的首次尝试。没有经历过欧洲几百年外交与战争的洗礼，东亚大国还没有习惯和适应以外交确立地区新秩序，这可能是东亚地区面临的经久考验。
入江昭认为，日本的最大失败就是与美国开战。当1941年12月1日，天皇批准对珍珠港的袭击之后，日本的外交就结束了，日本已经跌入了自己编织的战略牢笼之中。
当时就有学者预言，日本将会战败，而战后日本将会在“自由意志下返归高贵的自我”，美国也将会帮助日本实现战后重建。事实上，战后日美关系基本也是循着这样的套路走的，而日本发动了一场持续十几年的战争，最终又回到了原点。用英国大战略家利德尔·哈特的理论说，如果不能在战后改善自己的地位，那就是失败。入江昭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也说道：战争将表明，在原体系下生存，才是明智之举。
跳出战争的叙事，从东亚秩序乃至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日本绝不是战略和外交的强国，否则不会将本国和地区国家陷入一场浩劫之中。“事后回想，完全清楚的是，‘沈阳事变’是向以华盛顿会议条约为代表的战后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的首次严峻挑战。一伙绝少数派的反抗，挑战了这一体系及支撑它的国内领导班子，并最终断送了两者。”
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十年里，日本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调整自己的内外政策，除了战争之外有非常多的政策选项。但是，日本并没有从国际秩序的角度度量日本的国家利益，而是将国家利益与东亚的主导者地位紧紧捆绑在一起，如同偏执狂一样，霸主的地位已经让日本的决策者逐渐失去了理性。
十年之间，日本的内阁也是走马观花，政治已经被军部绑架，最后连首相也由将军来担任，日本已经成为军国主义国家，变成了一台庞大的战争机器。日本的野心和利益与国际体系之间的约束力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偏差，从1931年到1937年，中日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引起国际的关注，虽然国联有调查，但是集体行动机制几乎完全失效，这个体系不能约束日本这样的修正主义国家。
到1936年，日本已经卸去所有遵守华盛顿体系的伪装。广田弘毅内阁上台，起草了非常重要的两份文件——《国策基准》和《外交指针》，确立了日本的三个战略目标：保持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地位；抵抗苏联的野心；向南洋扩张。这三个目标足以撑破日本，可悲的是，在此后的数年中，日本把这些事情全都做了。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可以轻启战端，却不知道如何结束战争，更不会体面地结束战争。除此之外，日本试图依靠结盟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但是与德国、意大利的结盟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而试图构建日、苏、德三方同盟的计划，更显示出日本国际战略思想的贫乏。
“欧战的爆发有深远的世界性影响。它不仅表明‘绥靖’政策失败了，还意味着统一战线和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终止。现在，这三种安排俱已不复存在，世界正进入一个无序混乱的时期。”日本在这个无序时代里，几乎没有一个朋友，而是将对手以及潜在的对手推到了一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ABCD联盟（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兰）其实已经形成，袭击珍珠港，不过是日本飞蛾扑火的疯狂之举，是心存侥幸的豪赌，而一个大国是不应该把自己逼到别无选择的地步的。
袭击珍珠港，让美国有些措手不及，但是日美开战却只是时间问题，在珍珠港被袭击之前的几个小时，罗斯福还给日本天皇发电报，试图赢得更多的备战时间。美国也卷入了战争，但是它试图以最佳的状态介入其中。当美国珍珠港被袭击之后，反法西斯同盟也就形成了，这本身说明美国外交政策的预防性，不是被动的救火式外交，更不是“别无选择”的外交。无论在太平洋还是大西洋，美国都在等待时机，这固然有美国的地缘带来的回旋空间，但更多的是一个成熟大国外交的思维让美国成为最大的赢家。
战争是对国家的终极考验，但是战争之前的外交则是对一个国家智慧和思维的最大考验，如果漫无目的地进入战场，即便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最终还是要出局。没有外交的战争，必然是愚蠢的战争。
□文 孙兴杰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19期，总第5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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