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人，年轻时曾任过掌乡文书的小吏。他虽居于统治阶级的下层，但对高官厚禄却怀有极为强烈的欲望。他认为，一个人若安于卑贱地位而不设法爬到统治别人的位置上，就同禽兽没什么两样。当他看出自己所在的楚国已明显地不是秦国的对手，其他五国也都无力抗秦的时候，便决定脱离“卑贱之位、困苦之地”，西去游说秦王，寻求功名利禄。
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值秦庄襄王已死，继位的秦王政尚幼，相国吕不韦在秦国执政，李斯便投奔至吕不韦门下，充当舍人。当时吕不韦也正在广揽人才，不久即任李斯为郎。李斯又借与秦王政接近之机，劝说秦王政趁势灭六国、成帝业，取得秦王政信任，被任命为长史。吕不韦失势后，秦王政依李斯计，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为秦王政所宠信，拜李斯为客卿。
秦王政十年，韩国“疲秦计”被识破后，秦王政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惶急之下，李斯急忙上呈《谏逐客书》，秦王政见到《谏逐客书》后，立即收回成命，并恢复李斯之官位，且对其更加倚重，不久升任廷尉。秦并天下后，李斯力主实行郡县制，参与定法和制度、文化整合工作，曾被任命为丞相。
秦始皇三十七年，始皇第五次巡游暴卒沙丘，李斯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有人说，李斯提出持金玉游说六国、离间各国君臣的计策和先灭韩的建议被秦国采纳后，使得六国很快就被秦国征服；秦并天下后，李斯力主实行郡县制，参与定法和制度、文化整合工作，功绩十分突出，可以说大秦的帝业，有一半是他的功劳。还有人说，李斯政治主张的实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果真如此吗？历史不忍细看，细看历史，你会发现，李斯虽然为秦国做了一些事情，但后世以此夸大其功，而他对秦始皇的误导、迎合秦始皇的价值偏好，以及惧祸重爵、苟合赵高等劣行，使得他成为秦朝走向灭亡的重要推手和中国文化遭到天大损失的祸首，却鲜为人系统揭示。
李斯对秦并天下，既无运筹帷幄之业绩，亦无攻城掠地之战功，至于李斯的“离间计”和先灭韩的建议，也不是什么独创性的高见。秦惠文王九年，著名纵横家张仪入秦，他长着一张能把稻草说成是金条的嘴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以智诈反间瓦解了“五国相王”和“五国伐秦”，最后制服韩、赵、魏，拆散齐、楚联盟，使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是东方六国的灾星。张仪后为秦武王所弃死于魏国。
最早为秦国提出“远交而近攻”策略的是范睢，“远交而近攻”是秦国连横战略的具体化和系统化，其要义是军事打击与外教手段相配合使用，在军事打击上，先弱后强、由近及远、先踞中枢、后拓周边、鲸吞蚕食，在外交手段上，用重金收买天下策士，使其自乱，各国相疑，君臣离心，瓦解诸国合纵，废掉能臣良将，以达到一统天下之目的。事实证明，范睢“远交而近攻”策略是重要而有效的，确实大大加快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
尉缭是杰出的军事家，也是谍战、计谋专家，他提出：不要吝惜财物，向各国掌权的“豪臣”行贿，破坏其联合之策，离间其内部关系，这样做，不出三十万金，诸侯可尽。秦国用尉缭之计策非常奏效，多次瓦解六国的联合，从而使秦国转危为安。在离间其内部关系上做得更绝。赵国是秦国的强硬对手，在赵国后期名将李牧一柱擎天，是维系赵国进退、存亡于一身的关键人物，然而李牧也没能逃出秦国离间的噩梦。赵王迁七年，秦王派遣王翦率兵进攻赵国，赵国使李牧率部抵御。在战争中，秦国用重金买通赵国宠臣郭开，让他实施反间计，造谣李牧要谋反，赵王听信谗言，派将接替李牧，李牧不受命，赵王派人暗中逮捕并秘密处死了李牧，赵国也因此而灭亡。李斯提出的持金玉游说六国、离间各国君臣的计策只是拾人牙慧而已，这正如打开的药瓶和嫁过的女人，减了市价。
李斯先灭韩的建议，也是人之常见。秦王政在铲除嫪毐和吕不韦两大势力，秦国内部初步稳定后，便开始向东方进攻，他首先选择的攻击目标是赵国。原来，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和民族融合政策后，催生了赵奢、廉颇、李牧等一批能征善战的名将，由步、车、骑等诸兵种合成的作战部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赵国在六国中军事力量最强，且常常同魏、韩、楚等联合，是秦国的劲敌。但是，自悼襄王即位前后，统兵大将长期不和。公元前244年，赵国起用乐乘代替大将廉颇，廉颇不服，将乐乘赶跑，最后廉颇也投奔魏国。不久，名将剧辛又投降燕国，后被庞煖杀死。至此，赵国名将折半。在外部，赵国与燕国矛盾很大，燕国常常趁赵国内外交困之际进攻赵国，北方匈奴也屡犯中原，赵国不仅要修筑长城，而且还要派大将李牧率重兵防守北部边境。因此，这是秦国扫除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赵国的有利时机。秦王政十一年，秦国趁赵国与燕国交战之际，发兵攻赵，占领上党郡和河间地区。秦王政十三年，秦军又攻占了赵国的平阳、武城，但战事惨烈。秦王政十四年，秦军出上党向赵国进攻，攻取赤丽、宜安，深入赵国后方，对赵国首都邯郸形成包围之势，在万分危急关头，名将李牧率驻守在北部边境的赵国精锐之师迅速回援抵抗，两军在宜安展开激战，结果秦军惨败，秦将桓齮仅率少量亲兵冲出重围，畏罪逃奔燕国。
实践证明，秦国若想在短时间内灭掉赵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秦国只能将进攻的矛头暂时转向别的地方。转向谁？当然，应该转向与秦国地理位置相近便于进攻、已被秦国打得疲弱不堪、在战争中秦军又不会腹背受敌的国家。当时最符合所有选项的是韩国。韩国已被秦国打得残破不堪，大部分国土沦丧，成了蕞尔小国。秦国进攻魏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秦国在利用魏国，秦国与魏国已结成暂时联盟，共同伐楚。想必在当时秦王政及公卿、博士都会把目光投射到韩国，这无需李斯置喙，否则，统一天下的也不会是秦国。
实行郡县制，历来被人们看作是李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大贡献。事实不然。始皇二十六年，王绾以丞相身份协助始皇主持了新建王朝的第一次朝廷会议。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史记。秦王本纪）
丞相王绾等无非是说，诸侯国刚刚被灭掉，燕国、齐国、楚国故地，地处偏僻，人心未附，旧贵族势力蠢蠢欲动，又远离秦本土，暂时应该实行分封制，册立诸子为藩王，强化对这些地方的控制，防止旧贵族势力复辟，国家分裂。这不等于说王绾等人反对郡县制，他们为什么没有提出在魏、韩、赵故地也置王呢？因为秦本土和魏、韩、赵已经具备实行郡县制的条件。这说明王绾等肯定了郡县制是地方管理体制的发展方向，李斯所言只是解释为什么不能实行分封制而要实行郡县制。
李斯并不是倡导实行郡县制的第一人，在秦国统一天下前县制已是一种实践。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625中写道：“按古时所谓爵者，皆与之以土地。如公侯伯子男以至附庸及孤、卿、大夫亦具有世食禄邑也……盖秦之法未尝以土地予人，不待李斯建议而始罢封建也。”早在春秋时期，秦国就在边远地区设置带有军事性质的县，如“（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史记。秦本纪》）战国初期，随着领地的变化，秦国不断增置县，如公元前456年就设频阳县，公元前389年又在陕设县。到秦献公时，又集中地设了数县，如公元前379年把蒲、蓝田、善明氏改建为县，公元前374年在栎阳设县，当时栎阳是秦国首都，在首都设县具有特殊意义，说明秦惩以周弊，下决心废除诸侯分封制，实行县制，这为秦并天下后推行郡县制，实行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作了准备。之后，公元前350年（孝公十二年），秦初聚小邑为县，公元前349年（孝公十三年），秦初在县设秩、吏，县制在全国普遍推行，成为封建地方的基本组织形式。秦献公、商鞅才是实行郡县制的重大贡献者，而非李斯。
郡县制与分封制有本质不同。金景芳指出，分封制的原型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受封的对他所分得的土地都有直接统治权。食邑则不然，只是指定某一地的赋税作为某人的收入。至于某地的统治权，仍有君主派人去执行，食邑者不得干预。郡县制，封君列侯仅享有食邑租税之权，而且还要受所在地的地方官监督和管理。地方官无论血统，由朝廷任免，直接对朝廷负责，不存在世袭罔替，最大限度地解决了诸侯势力不断膨胀尾大不掉甚至与朝廷分庭抗礼的问题，它适合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
王绾等建议在燕、齐、荆置王是底线思维，是现实需要，是过渡措施，将来时机成熟时，可以再逐步推行郡县制。秦以武力统一天下，顺天理，但逆人情，无数人在战争中死伤，无数人流离失所，无数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必然会引起数量众多的民众尤其是旧贵族对秦的憎恨、对故国的怀念，事实上，六国贵族后代时刻都在寻找机会，准备恢复自己昔日的割据局面，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手段和措施管控稳定风险，祸患不可避免。当然，由分封制向郡县制转换，必有不可测的风险，但形势所迫，现实只能置王。刘邦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汉初以郡县制为主体，郡国并行，主要在燕、齐、楚故地置王，避免了重蹈秦朝覆辙。可汉初如果刘邦对地方一律实行郡县制，恐怕刚刚统一的国家旋即会杀伐不已、四分五裂。
李斯的发言大而无当，没有回答“不为置王，何以镇之”的尖锐问题，而是绕过问题，高谈阔论，力主一律实行郡县制，而秦始皇又是一个极端自负的理想主义者，李斯此言正中其下怀，由此为秦朝的前途埋下了巨大隐患。李斯的表现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思维方式出了问题。绝对化、理想化的思维方式，缺乏系统分析和辩证精神，是一种理性的自负，以此指导实践、处理问题，不仅难以奏效，而且会伤及长远和根本。秦二世而亡，王绾等不幸而言中，而李斯实乃大秦帝国走向覆亡的重要推手。
李斯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使中国文化遭受巨大损失，罪恶滔天。公元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闻也。今青臣又面谕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仆射周青臣恭维，博士淳于越指责，秦始皇心中肯定不是滋味，但他表面显得很平静，令臣下各抒己见。这时已为丞相的李斯，见淳于越当众反对秦始皇建立郡县制，影射自己阿谀逢迎，不是忠臣，非常气愤，便有意偏离主题、扩大事态，抓住淳于越主张主张“师古“的言论大做文章。李斯非淳于越曰：“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敕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诸刑书者，悉诣守尉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是古非今者，族灭；吏见之弗举，与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种树之书。若有欲学令，以吏为师。”始皇许之。本来是讨论秦应不应该分封的问题，李斯却借题发挥，炮轰诸生厚古薄今，惑乱黔首，并把一切归罪为读书的缘故，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最后竟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其负面影响不可估量。
钱穆说：“李斯得志，遂以高压锄异说，而先秦学术蓬勃之气，至是而熸。”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专制文化，因抱残守缺，缺乏鲜活的文化因子注入，注定会变得衰弱苍老、死气沉沉，而一个缺少学术争鸣乃至思想活力、精神动力的社会行之不远。
至于统一文字、车轨、度量衡制度，是在丞相隗状、王绾领导下完成的，李斯只是做了一些辅助工作而已，但他善于写文章，自我吹嘘，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子，夺人之功，不可轻信。
一个处心积虑追求荣华富贵，不择手段往地主阶级高位上爬的人，是没有道德底线的。韩非是韩国公子，与李斯是荀子的弟子，两人是同班同学，韩非虽有口吃的毛病，但善于著书，比李斯有思想才华。韩非的法、术、势理论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是当时最完善最高级的统治术。韩非认为，君王的意志是公意，臣民的愿望是私欲，二者悖反，君王要有效地支配和统治臣民，必须掌握和使用法、术、势三件法宝。法，就是治国治民的法律和制度，必须公开；术，就是支配臣下的权谋，必须隐秘；势，就是强制臣民服从的政治权威，必须独擅。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韩非的思想与秦王政的心里非常投合。秦王政读了李斯的《孤愤》《五蠹》等书，大为赞赏，感慨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政不惜发动一场战争索取韩非，韩王原来不启用韩非，直到战事危急时才派他到秦国出使。韩非至秦后，秦王政十分高兴，但没有马上对韩非任用。在是先攻赵还是先攻韩的问题上，韩非劝秦王政还是先攻赵。在官场上，你的优秀，对别人是一种伤害。嫉贤妒能的李斯深知韩非若效力秦王政，以韩非的能力水平，必是自己往上爬的巨大障碍，所以，李斯决心寻机铲除韩非。而韩非向秦王政提出先攻赵而存韩的主张，正是李斯陷害韩非的把柄，荀子曾教导他“得时无怠”，李斯深印于心。于是，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秦王政果然将韩非下狱，李斯则送给韩非毒药，令其自杀，韩非欲向秦王表白，不得见，只好饮鸩而死。秦王不久也追悔，但韩非已死，赦免已来不及了。司马迁对此悲愤不已，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
钱穆概括说：“李斯从学于荀卿，与韩非为同门。始皇极爱韩非书，斯既馋杀非，复以非说迎媚其上。故凡秦一代之政，皆源荀、韩，而百家之学遂定于一尊。”李斯因嫉贤妒能，为窃取韩非思想理论成果以媚上而杀人，其私心何其膨胀且歹毒！元代大儒许衡说：“奸邪之人，其心险，其术巧。惟险，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其谄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这仿佛是对李斯的奸邪从内心到行为的全面透视与生动描绘。
李斯是一个卑劣无节的政客。秦始皇死后，李斯在赵高的威胁和诱惑下，与胡亥、赵高合谋篡改始皇遗诏，枉杀公子扶苏等，立胡亥为皇帝，使大秦帝国如奔车朽索开始向绝处飞驰。二世时，义军风起云涌，二世仍然横征暴敛，骄奢无度，秦政权岌岌可危。为了自己安享富贵，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李斯几次欲劝谏，但反被二世责问：难道贵有天下的君王就是为了“苦形劳神”吗？这是不肖之人所为。我希望自己随心所欲，又能保有天下，有何办法？李斯之子李由守荥阳时未能阻止周文军队西进，章邯率军击败吴广军后，秦二世就开始追查李由为三川郡守对吴广等向西略地而弗能禁的案件，并讥讽李斯身为丞相，竟如此无能。李斯心中恐惧，又怕丢掉爵禄，听到二世责问，为谄媚取容，就提出一套“督责之术”以博取二世之欢心。所谓“督责之术”，就是严刑峻法和独裁统治。李斯认为，实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这样君主“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司马迁称之“阿顺苟合，严威酷刑”，极为贴切。秦二世行督责益严，对人民压榨严苛者就是“明吏”，杀人多者就是“忠臣”，更加速了秦朝的覆亡。
《周易》认为，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李斯私欲膨胀，手段卑劣，害韩非、害扶苏、害蒙恬、害秦国……屡屡得逞，但最终被比他更诡计多端、阴险毒辣的赵高所害，李斯遭受“具五刑”并腰斩。李斯一生中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不是《仓颉篇》《谏逐客书》，也不是什么“帝王之学”“督责之术”，而是他被腰斩前对同刑的儿子发出的哀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李斯那种自我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得失重于一切的价值观，决定了他最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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